肯尼迪时期的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曾回忆，其在美国国务院工作时，每月总有那么两三次会在午夜被电话吵醒，被告知非洲某个国家刚发生了政变。半梦半醒间的鲍尔甚至连这个国家的首都在哪都毫无头绪。

鲍尔的这番话虽稍显夸张，但的确是独立半个世纪以来非洲国家的真实写照。近年来，非洲的军事政变依旧频繁，前些年的津巴布韦、马里、苏丹、布基纳法索便是例证。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军事政变的场景要么冷峻，要么狂暴。

冷峻如司马懿蛰伏 18 年，一朝于高平陵亮剑；狂暴似李世民军功盖世，率八百甲兵骤起，血洗玄武门。 然而现实中的非洲国家军事政变，往往是另一番景象。只需两个营的士兵、半打上校、一辆装甲车，再加上一份漏洞百出的计划，政变往往就能成功。其中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 1969 年的利比亚军事政变。

事实上，世界上大多数军事政变都相当潦草。倘若近距离观察近现代非洲、拉美、中东、东南亚以及韩国、希腊，还有北洋时期的中国所发生的一场场政变，就会发现它们通常都缺乏格局，充斥着各种失控与巧合，权力的流转如同走马灯般频繁。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这些军事政变如此荒唐却还常常能够成功？为何当下非洲国家政变如此之多，而同时又有一些国家从未发生过军事政变？为何曾经作为军事政变头号大区的拉丁美洲，近 40 年来摆脱了政变问题，而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的众多国家仍频繁发生军事政变？

像司马懿和李世民这样的例子在人类历史上并不罕见，但并非所有国家的所有时期都会出现频繁的军事政变。军事政变作为一种现象，首次受到学术关注是在 19 世纪的欧洲。 19 世纪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拉丁美洲各国纷纷走向独立，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分别由年轻的女王统治。这些国家遭遇了经久不息的军事政变浪潮，在西班牙与美洲各共和国被称为“考迪罗”的将军们不断通过政变上台，又被新的政变推翻。

墨西哥在独立的 100 年内，经历了多达 1000 次中央和地方的叛乱。军阀混战时期的委内瑞拉，一个省就有上千名授衔的将军；乌拉圭的每次政变都打着革命的旗号；秘鲁政府更换内阁部长，比人换内裤还频繁。 对于军事政变，19 世纪的欧美人是如何解释的呢？答案是三个字：民族性。

对于民族性具体如何导致军事政变，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致有两派观点。一派可称为“阿拉伯西班牙派”，另一派则可称为“拉丁派”。 按照阿拉伯西班牙派的观点，拉美和西葡国家之所以频繁出现军人政变，是因为伊比利亚半岛在中世纪时曾被穆斯林统治。

伊比利亚人继承了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宫廷政变以及强人政治传统，所以才经常发生将军夺权之事。 而拉丁派的观点认为，拉美和西葡国家的军事政变是由拉丁人的心性所致。拉丁人自古推崇军事强人，血脉中充满了不稳定的政治激情，他们渴望被凯撒或者拿破仑这样的战争英雄统治。

所以不仅是西葡的拉美，从古罗马到法兰西，所有拉丁国家都被军国主义的阴影所笼罩。不管是阿拉伯西班牙派还是拉丁派，这些关于民族性的观点在现今看来都十分可笑。 但当时的人们之所以会这么想，也是因为他们没有像如今的人们一样目睹后来的历史。

20 世纪初，众多处于转型期的国家都出现了政变浪潮，人们这才意识到军事政变根本不是拉丁国家所独有的专利。 1908 年，奥斯曼帝国率先发生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以“三帕夏”为代表的军官们掌握了权力，拉开了土耳其政治由军人主导 100 年的序幕。

1912 年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掌控了亚洲首个共和国的最高权力。 1921 年，波斯军官礼萨汗·巴列维通过政变当上了伊朗国王。十年后的 1932 年，披耶帕凤将军迫使暹罗国王拉玛七世接受君主立宪。

差不多同一时期，军部逐渐掌控了日本的内政外交大权，军国主义在 1936 年的“二二六政变”后达到巅峰。 自诩文明的欧洲也未能幸免，新独立的匈牙利、波兰、立陶宛先后遭遇了军事政变。西班牙和葡萄牙刚刚维持半个世纪的宪政也被里维拉、佛朗哥、卡尔莫纳等武官推翻，德法等国也经历了巨大的动荡，国内形势每年都岌岌可危。

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民主和法西斯的对决，也是世界去殖民化的开端。但与法西斯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失败几乎同时发生的，便是军事政变的兴起。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非洲，60%的国家经历了至少一次军事政变。 事实表明，军事政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而非专属于昔日的拉美或者今日的非洲的民族性问题。

说到这里，军事政变对我们而言依然是一个遥远、宏大且陌生的名词。它究竟因何而起，又为何消失，决定其成败的因素是什么？ 想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们还是得观察几个具体的案例。

1938 年，一位名叫萨图尼诺·塞迪略的将军在墨西哥发动了叛乱，他有幸目睹了一幅前所未有的画面，那就是墨西哥工人竟然团结起来武装保卫卡德纳斯总统的政府。 第二年，塞迪略兵败身亡。他至死都不明白的是，1938 年的这场叛乱，是墨西哥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军事政变。

前面提过，墨西哥曾经是拉丁美洲政治最为混乱的国家之一，在独立后的 100 年内发生了 1000 多次叛乱和政变。但 1938 年后，墨西哥居然再也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成为二战后唯一没有发生过政变的拉美国家。 墨西哥发生转变的关键何在？答案在于三个字：制度化、现代化。

早期的国家政体普遍脆弱，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参与程度很低，占人口极少数的精英寡头掌控着政权，绝大多数民众被隔离在政治之外，即便想参与政治也缺乏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暴力机关——军队几乎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寡头政府一旦遭遇军事政变，就无人保卫。

所以很多军事政变之所以如此草率就能成功，并非因为政变者实力强大，而是根本没人愿意捍卫那个即将被推翻的政权。 例如卡扎菲的成功，靠的根本不是那几条破枪和一辆坦克，而是落荒而逃的王室以及利比亚大多数民众对政局的漠不关心。

因此，想要消除军事政变的威胁，就必须设法建立强大有效的制度。 让包括军队在内的各个社会集团...... 亚洲有一个与墨西哥情况类似的国家，那就是印度。自 1945 年印度独立以来，一直保持着零军事政变的纪录。

与此同时，印度周边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都是军事政变大户。 印度能够对军事政变免疫，最重要的原因是印度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议会和政党制度，特别是拥有一个执政经验丰富的大众政党，即由甘地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民大会党。 这套系统将军队参政控制在了合理范围之内，使军队无法像在印度的邻国那样主导政权。

在非洲，政体的组织方式对政变概率的大小影响显著。政治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相对采取议会制度的前英国殖民地，采取总统制的前法国殖民地更容易发生政变。 从地域上看，西非国家基本都发生过政变，而以肯尼亚、坦桑尼亚为代表的许多东南非洲国家却从未发生过政变。按照政治学家的分析，议会制度更适应新独立的非洲国家。

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某些国家，军事政变是比合法选举更为高效、伤亡更少的政府换届方式。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如此之低，以至于选举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大量暴力，甚至会引发内战。 和刻板印象不同，政变夺权往往不用流太多血。政变是否暴力，主要取决于政变之后有无报复和清算。

正因如此，智利总统阿连德在 1973 年军事政变中的牺牲，才被长久传颂，因为他原本是不用死的，至少不用死在总统府里。 1920 年，直系军阀为了推翻当政的皖系军阀，发动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军事政变。双方总共动员 20 多万军队，交火 10 天，最终仅伤亡 200 多人。政变以直系军阀的胜利告终，史称直皖战争。

北洋时期的各路军阀都很清楚，争夺最高权力是个别掌权者的游戏，打仗只是摆摆阵势，无需真刀真枪地拼命。当时中国的 4 万万民众更是心知肚明，哪个大帅上台都相差无几，此事用不着关心，也没办法参与。但大帅们却着实发愁，这把椅子究竟怎样才能坐得安稳？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各国军政府倒台之后，拉丁美洲地区终于摆脱了困扰该地区近 200 年的军事政变浪潮，这与各国政府长期致力于制度建设的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密不可分。 亚洲也在悄然进步，印度尼西亚已经完成了一次和平的民选政权轮替，韩国军队也已远离总统角逐，土耳其挫败了最近一次军事政变。

这些国家的政治整体或许还称不上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军人当道的历史正在逐渐成为遥远的回忆。 对于太过年轻的非洲国家来说，他们还需要时间来完善各自的制度，解决本地区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集团矛盾。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非洲的军事政变已显著减少。或许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给拉美的辩词，在这里也适用于非洲：请不要指手画脚，就让我们静静度过自己的中世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