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1920年出生于山东新泰。
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参加八路军，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支队锄奸科长、敌工部长、旅政治部主任、兵团保卫部长。
1949年杭州解放后，任杭州市公安局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浙江是蒋介石老巢，国民党党内、军内两大特务系统的发源地，公安工作极其艰巨。王芳主持浙江公安工作十多年，作出历史性贡献。
此后，又先后担任浙江省副省长，代理温州地委书记兼温州军分区第一政委，宁波地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0年初参加中央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查工作，负责预审张春桥。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开庭，王芳作为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就张春桥的所犯罪行发言。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83年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3月任公安部部长兼武警部队第一政委。1988年3月，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
1990年开始，由于公安工作过于繁忙，积劳成疾，难以胜任繁重的工作，遂向中央提出辞去公安部部长职务的请求。1990年11月得到中央批准。1993年3月全国人大换届，同时卸任国务委员，正式离休。
2009年11月4日，王芳同志因病在杭州逝世，享年90岁
“王芳”这名字的来历
在我回忆往事的时候，首先得先向读者诸君说一下“王芳”这名字的来历，算是开场白。
“王芳”这名字很普通，同名同姓者很多。喜欢上网的朋友，只要在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查到许许多多“王芳”，且几乎全是女性：有女演员叫“王芳”，电视台节目女主持人叫“王芳”，女记者叫“王芳”，女律师叫“王芳”，女老板叫“王芳”……
见到我的人，差不多都说过这样的话：“王芳，你为什么不把名字改一下？”
其实，我从小取的名字叫王春芳，参加革命后去了一个“春”字，留下一个“芳”字，改名“王芳”。改名的本意是以此勉励自己：参加革命就要准备牺牲，不管斗争环境多么艰险，道路多么曲折，要自觉地为革命事业奉献一切，给自己政治上留下一个好的声誉，也就是留“芳”。
我一直坚持不改“王芳”这名字，原因是毛泽东主席不让改。
毛泽东主席为什么不让我改掉“王芳”这名字呢？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那是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来到杭州。
元旦前夕——12月30日，中共浙江省委请主席吃饭。我和主席坐同一桌。
吃好饭后，主席兴致依然很高，没有立即离席。大家围着主席说闲话。
罗瑞卿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公安部部长。当时为了做好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他陪主席从北京来到杭州。这时，他指着我说：“王芳同志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认识的人还好，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女同志。”
我当即表示同意改名，把草字头去了就行。不过我又说，我改名字要报上级批准。因为我那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任命书上写着“王芳”，改名字当然也得上级批准才行。
毛主席多喝了点酒，显得红光满面，谈笑风生，也指着我说道：
“你们同意，我不同意！你山东绿化这么差，到处荒山秃岭，山上不长树，有的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主席一番话，说得大家开心地笑了。
元旦后的初春，我陪主席上莫干山。莫干山郁郁葱葱。上山后，主席在山庄别墅——皇后饭店休息。吃午饭时主席又记起我改名这事。他说，莫干山应当成为全国绿化的典范，你们山东一半地方的绿化像莫干山，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他不同意我改名字，从此我就一直没有改——因为山东的绿化搞到了什么程度我不清楚！
由于工作需要，我多年来战斗在隐蔽战线、公安战线。曾经有几位作家和热心人，通过各种关系多次找我。他们对我过去的身世，特别是长期从事敌工工作的经历十分感兴趣。
在很多人眼里，敌工干部是和魔鬼打交道的人，敌工工作充满神秘色彩。他们很想把我过去的斗争生活写成文学作品，拍成电视剧。对此，我没有支持和配合。
我一直认为，过去我经历过的事情，不论有多么惊险复杂，多么曲折动人，多么重要，都是在党组织直接领导和重视下，在同志们的共同合作、配合支持下完成的。功劳是党的、大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有的作家积极性很高，经过多方搜集一些资料后就开始写作，以故事连载的形式，刊载在报刊上，还有的拍成电视连续剧。故事的主人公虽没有用我的真名实姓，但在注解上仍注明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公安部部长王芳。他们这样处理的目的我是理解的。他们把文章和影片拿来请我审查，写书的请我题书名、写序言，希望能正式出版，电视剧能公开播放。这些都被我谢绝了。
我不同意出版描写我过去从事敌工工作的书和电视剧，还有这样的考虑：
敌工工作是隐蔽的，使得很少有人能够接触它的真实情况，就是在同一个单位不同部门工作的同事，也不可能了解我们的具体工作。敌工干部之间是不能互相打听谈论自己和对方的工作的，这是铁的纪律。许多工作的开展都是直线联系的。敌工工作的任务和性质决定了它严格的保密性，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为了安全有效，知密面越小越好。过去做过的事情，曾经采用的手段，当时要保密，有的至今仍要保密。
毛主席早就强调，保守机密，必须慎之又慎。今天国家有保密法，人人必须遵守。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给我们的作家想在这个领域搞创作带来了特殊困难，不仅无法体验实际生活，就连搜集资料都困难重重。
敌工工作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它不像炮火连天、硝烟弥漫、面对面刺刀拼杀的战场。它要学习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战术。要在敌人巢穴里生存和斗争。它既充满刀光剑影，又扑朔迷离，它随时需要斗智斗勇，接受生死考验。这是一个外界很难觉察，无声的隐蔽的战场。
它在战争中发挥的是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它的隐蔽性增强了人们对它的神秘感和好奇心。这也是描写战斗题材的成功作品不少，而反映对敌斗争隐蔽战线的成功作品少得可怜的重要原因。
我从抗战初期在八路军部队担任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后来担任纵队、军区敌工部长和兵团保卫部部长，解放后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省政法书记、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直到公安部部长。
我一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在直接从事和领导对敌斗争和安全保卫工作。我差不多一辈子战斗在党的对敌斗争和公安保卫战线上，是党的对敌斗争和公安保卫工作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实践者和具体领导者，是党的敌工战线的一名老战士，历史见证人。我对党的工作怀有深厚的感情，党的工作在我心中拥有崇高的地位。
我们党历来极其重视这条战线的工作，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始终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因为它密切关系着一个政党、国家、军队的生死存亡，人民事业的前途命运。
敌工工作看似神秘，其实不然。它是党的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敌工工作的艰险程度是一般人难以体验和了解的。它要和魔鬼打交道，和敌人面对面斗争，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没有无畏的牺牲精神，没有在险情面前处惊不乱，随机应变，善于斗智斗勇和积极努力、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是不可能做好这项工作的。敌工干部在工作中，经受各种考验，经历各种惊险场面，不仅吸引许多人想知道真情，激起一些作家的创作热情，就连自己回首往事也是心潮难平。
熟悉我过去那段历史的人，有的说我是活着的“李向阳”。我不想接受这样的桂冠。我觉得我过去干的革命工作都是我应该干的分内事，不值得宣扬，更不要宣扬我个人。曾经同我一起战斗过的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他们没有享受革命的胜利果实，什么也没有留下。我对自己的一生，一直看得很平常。我总认为，一个革命者，只要扪心自问，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就心满意足了。
令人痛心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歪曲我长期从事对敌隐蔽斗争的历史，把我担任公安厅厅长期间，精心组织、周密策划、成功破获的几起国民党台湾特务机关派遣潜入内地妄图破坏的特大案件以及派遣得力人员，打入国民党台湾当局高层，获取重要情报，受到当时公安部的高度重视和肯定的事情，诬蔑为“一贯通敌、资敌、养敌”，是“台湾国民党大特务”。这也是我蒙受牢狱之灾的原因之一，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过问和关心下，才得以释放，恢复自由。
由于年纪大了，对许多往事渐渐淡忘了，但对从事敌工工作的那段经历，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家世与童年
1920年9月30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新泰县东都镇。
新泰位于山东省中部，北依五岳之首泰山，南临孔子故里曲阜，是山东省粮油、蔬菜重要产区。新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景色秀丽。新泰的莲花山，素有“小泰山”之称。
相传，夏代曾将全国划为九州，新泰属于徐州之域。商周时期，今新泰之地曾分别有杞国、菟裘、淳于等小国先后存在。杞作为一个东方小国，在大国争霸、弱肉强食的局面下艰难生存，未免凄凄惶惶，因此“杞人忧天”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有名故事。
198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新泰、新汶两县市合并成立新泰市。
我的老家东都镇，东南面有一条大河，农民下地干活要渡过大河，故原名东渡庄。传说，清咸丰年间，有一支太平军驻在这里，遂改名为东都镇。东都镇如今是产煤基地，有铁路专用线11条。这样，现在东都火车站就成为山东省重要的货物集散地之一。
在我出生的年月，为了防御土匪，东都镇四周修筑了一道又高又厚的围墙，墙的东、南、西、北建了四个炮楼，开了四个大门，南门上有“古平阳”三个字。后来我查书，得知春秋时代此地是鲁国的平阳郡。据考证，世传之尧都平阳在新泰，所以新泰旧称“平阳”。
父亲王志勤、母亲王马氏是两位勤劳、善良、能干的农民，靠自己的辛劳和节俭积下一份家业，有一个四合院20多间房子、30多亩土地、两头牛、一头驴。在当时，这样的家境算是比较好的。因此，土地改革时我的家庭成分划为中农。
兄弟六人中我最小，原取名春芳，后我自改为单名。父亲看我从小长得又瘦又高，乖巧机灵，断定不是一个干庄稼活的料，也不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只有好好读书，将来还可以当个教师，才有生活出路。
我6岁开始读私塾，念的主要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书”和《书》、《诗》这“五经”中的两本经书；还学了《千家诗》、《古文观止》。我特别喜欢《醉翁亭记》、《爱莲说》、《陋室铭》这些好文章，反复咏诵，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是我家家境最好的一段时间。全家三十几口人，没有分家，兄弟、妯娌之间从无争吵，和睦相处。五个哥哥下地干活。
父亲对我的学业颇为关心。他小时读过几年私塾，记性很好。我放学回家，他经常要我背书，回答提问，有时背得流利，答得正确，他就很高兴，稍有疏漏，他就脸一沉，并立即纠正，接着还给我通讲课文内容。大概父亲很快发现我读书非常自觉认真，记忆力和理解力特强，学业长进很快，就不再经常检查我的功课了。
父亲生性不喜多言，善于筹谋，为人正直，处事公道，在村上威信很高。邻里乡亲发生各种矛盾，人们都乐意听他调停。无论争吵多么激烈，父亲总是静静地听双方把话说完，然后不慌不忙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当时感到十分奇怪和有趣，父亲有什么魔力，只要他一出面说话，村上再大的事都能摆平，平日再蛮横的人也软下来了，大家都认这个理。父亲虽然在村上有特殊地位和威信，但从来不占别人一点便宜。相反别人需要他帮助时，他总是十分慷慨。我儿时家里每年春季总有一部分粮食接济给接不上茬的人家，秋后还得起的不收利息，很穷的人家就全免了。
父亲为人宽厚，但治家特别严格。每晚8时左右，他就一个一个查问家人回来没有，然后关上大门，叫大家熄灯休息。他绝不允许家中有人做出有损门庭的事。他在我们眼里的确是一位非常威严的家长。家里要是有人做事出了差错，他从不打骂，也不大声训斥，只是板着脸，轻轻批评几句。他相信以理服人。我们儿辈非常尊敬他，从来没有和他顶过嘴。
母亲是个十分贤惠的人，我刚12岁时她就去世了，家中的事情都听从父亲的安排。为了办丧事，父亲变卖了一部分田地，并开始分家。父亲自己留了一部分养老的田地，我跟父亲一起生活。一家人仍然支持我继续读书。
不久，北伐军打到山东。国民政府开展新政运动，废止私塾，开办学堂，我们叫它洋学堂。初小主要学习国文和算术，我因为有私塾的底子，国文学得很轻松，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算术上。学校每周一都要召开晨会，师生一起背诵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总理遗嘱”中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被作为一副对联挂在教室前面，上面是一条横幅“天下为公”。这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过了大半个世纪，今日的我仍可以一字不漏地把“总理遗嘱”背出来。
我12岁时读完初小，到离家9公里的新泰县城第一完全小学读书，这是当时新泰县最高学府了。我记得开学第一个活动就是“9·18”一周年纪念活动，声讨日寇侵略罪行，宣传民族团结，号召一致抗日，在我们少年学生心中激起了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和愤怒。我读完小时的教师戴伯傥，是抗战初期的地下党员，曾任新泰区委书记，后来被汉奸杀害了。
我的读书生活是艰苦的。当时在校吃饭，三分一斤馒头，一天要一毛钱，我吃不起，只能在每星期六下午没有课的时候回家，家里用小米、高粱做煎饼，我带足一个星期的干粮——玉米高粱煎饼加咸菜，在星期日下午回学校。学校平时只供开水，别的什么都不管。遇上大雨大雪天，只好由家里人把干粮送到学校。我在学校三餐吃的就是煎饼、咸菜加开水，当然还要每餐估算着吃，不能前吃后空。我对这已经感到很满足了。
全校七个班，有200多人。我年纪比较小，学习很用功，考试成绩总在前几名，尤其是作文，经常被贴在墙报上。老师都很喜欢我。印象最深的一位老师叫李枚青，他教音乐。另一位老师叫王世彤，教国文的，上课用他自己编写的讲义，有倾向革命的文章和文学作品，他很动感情，有时讲得声泪俱下。有一天，王世彤得到国民党要抓他的消息就跑了。后来我同他一起参加抗日游击队，到部队后他改名为王炜之。
我在空闲时常到这些老师宿舍里玩，他们经常给我讲当时的革命形势。我特别喜欢听他们讲红军的故事，比如独眼将军刘伯承、常胜将军徐向前、夜战将军肖克等。红军好比神兵神将，英勇无比，有红军的地方，没有土豪劣绅，人人有土地，人人有饭吃。他们还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我看，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的基本道理，他们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
1934年，我14岁时考上了济南中学。教务主任梁祝航是我的老乡，思想也很进步。他对我的帮助教育很大。抗战初他曾任山东抗敌自卫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在国家粮食部门工作。
在济南中学读了一年后，因发生济南战事，学校很乱，加上家庭经济发生困难，只好辍学回家。
不久，父亲又后悔了。他认定我只有读好书，才能找到生活出路。他实在不愿耽误我的学业，便变卖了一些家产，为我在当地请了一位很有名望的私塾老师，读了整整两年。他教的全是“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中的文章。他知识渊博，课文内容讲得透彻易懂，加上我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语文基础，对古文很感兴趣，常被这些文章的内容和文采吸引，理解较快、感触较深。
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基本上不叫我干农活，他只要看到我在房间里看书就不管我了。其实父亲不知道，我放学回家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用来读历史小说和文学作品。四大古典文学名著和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家》，以及《封神榜》、《东周列国志》、《说岳全传》等，我看得着了迷，常常忘了吃饭和睡觉。父亲是一个很正统和严厉的人，他不允许我看老师规定以外的闲书，更不准我看那些讲妖魔和言情的小说。如果发现我日夜在看这些闲书，不知他会气成什么样。
我的老家东都镇，有一个张庄煤矿，产优质煤，因此虽然地方不大，公路交通却方便。日军占领时又修了一条铁路。从这里到新泰县城只有9公里，去济南、青岛也相当方便。
日本侵占时，这里的煤就源源不断地从青岛码头运往日本。在镇上生活的，各个阶层的人都有，矿工、农民，做小生意的，开店铺、茶馆、饭馆，还有大烟馆的，五花八门。从这里进进出出，招摇过市的，都是那些地主、资本家、黑社会分子、反动官僚和日本鬼子。他们过着荒淫无耻和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工人、农民和小贩像牛马一样拼命干活，还是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我生长在这个地方，亲眼目睹国民党的腐败，日本鬼子的野蛮，旧社会的黑暗，使我从小就感到这个社会是这样不公平。当我对这个世界感到迷惑不解、可恶可恨和对个人前途非常渺茫时，就开始从地下党、学校老师那里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从此，一个投奔革命的念头就从心头开始萌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