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人 阮文会

1974年我高中毕业回到了家乡，那年我刚好17岁。我们家兄弟姐妹五个，我是老大。回家后参加生产队劳动，帮家里多挣工分父母非常高兴。由人多劳少，分得口粮不够吃。每年春季母亲就会上山采一些野菜，她把野菜和面搅在一起当主粮。光吃野菜不耐饥，我经常饿得没有一点力气，因此我就有了离开生产队的想法。

1974年的10月份征兵工作开始后，我想报名参军，没想到被父亲狠狠的骂了一顿。为了让我打消参军的念头，父亲做主为我订了一门亲事，对象就是我们大队会计的女儿冯红芳。

父亲不管我同意不同意，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顿饭就把亲事给订下来了。

冯红芳人长得非常漂亮，初中毕业后就进了大队的医疗站当一名赤脚医生。不过我们虽然经常见面，但是很少说话。我想不通，我们家这么穷，冯红芳怎么就愿意嫁给我呢？冯红芳怎么想我不知道，我的想法就是，订就订吧，当一辈子农民的命，娶谁都是娶，何况冯红芳人还长得不错。

订婚的第二天，队长让我去给生产队买几个犁铧，我在去供销社的路上遇到一个来接兵的部队同志。部队同志问我去大队民兵连长家怎么走，我正想回答时突然从空中飞过来一块石头，我急忙一把接住石块扔在了地上。原来是两个小朋友在打闹，相互扔石块，部队同志盯着我看了一会后连连称赞我的身手快。

让我奇怪的是当收工后我回家吃饭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那名部队同志竟然从我的家里走了出来，他见到我后就对我说：“快去民兵连长那里报名去吧，我已经把你父亲的思想工作做通了。”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通我父亲的思想工作的，我连饭也没有吃就去报了名。接下来，便是体检和政审。每一关我都顺利通过，十几天后我便接到了入伍通知书。

走的那天，我看到父亲一脸的愁苦和不舍，也看到了母亲溢满眼眶的泪水。我心里既高兴又有依依不舍的恋情。乡亲们敲锣打鼓地把我送到了公社大院。然后又看着我上了接兵的大卡车。

在县城待了一个晚上后我们就被送上了北去的列车，两天一夜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祖国的北疆，从此我就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在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中，我勤学苦练，吃苦耐劳，很快就在新兵中脱颖而出。新兵分配时，我有幸成了连长的通信员。而那天说服父亲的解放军同志就是连长本人。

为了报答连长的知遇之恩，我在工作中更加勤奋。一次送连长开会时，遇到一村民家里发生了火灾，我和连长立即投入救火。我不顾个人安危成功从即将倒塌的房子中救出一名老人和一个小孩。后来当地政府把感谢信送到了部队，因此部队给我记了一次三等功。

1975年6月一公路隧道发生塌陷，部队奉命帮助抢修，我随警通连也一起参加了抢修任务，我三天两夜坚持不休息，我同志们一道救出两辆被困车辆。救出车辆后我累倒在工地。当地政府给我们部队送了一面锦旗，我被评为抢险英雄，又一次立了三等功。

1977年2月，我被被提拔为警通连一排排长。同时我也接到了家里的一封来信，信中父亲告诉我，冯红芳他爸已经提出了退婚，原因是冯红芳被调到了公社的电影放映队当了一名电影放映员。

本来我对冯红芳也没有什么感情，当兵三年来，我只给她写过几封信，而她连一封也没有回。退就退，我对她没有什么留恋。

1977年8月，母亲突然在生产队劳动时突然晕倒，因抢救及时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却失去了劳动能力。而大妹那一年刚好考上了卫校，她决定放弃读书专门在家侍候母亲，接到父亲的来信后我决定请假回家一趟。

我请假的申请很快就得到了组织的批准。我立即收拾好行礼准备第二天就出发。

就在这个时候部队突然接到一个任务，有几个年轻学生去长白山采人参失联，当地政府已经搜寻了两天，但没有任何消息，因此请求当地驻军支援。

警通连接到这个任务后连夜就出发了，我也只好取消休假，随连队一同出发。

半个小时后我们到达指定位置，这是一个山口，有两条沟三道梁，我们警通连的三个排分别从三道梁搜寻，地方群众从两条沟里搜寻，每个排都带有一部电台一个卫生员，可以随时保持联系。

我带着一排从东边的山脚向山顶搜寻。

这里山高林深，根本没有路，战士们只能在悬崖上攀爬在荆棘中穿行。两个钟头过后，依然没有任何线索。我联系了一下二排和三排，他们也没有什么进展。

突然一个战士发现了一行脚印，我立即带着战士们过去察看。在一处悬崖边有几块石头好像和周围石块的颜色不一样，有移动的痕迹。这是唯一的一条线索，我立即让战士们顺着这条线路寻找。

走了大约有半个钟头后，我们发现有一处突出的山崖下边好像有几个人影，战士们立即有了信心，急忙跑过去一看，竟然就是我们要找的学生。这群学生一共有7名，而这里只有5名。其中两名学生受了伤，一名学生处于昏迷状态。

卫生员立即对同学们进行施救。通过询问才知道，原来学生们迷了路，另外两名同学去寻找线路，昨天出发现在还没有回来。

我立即给连长做了汇报，连长让我留一部分战士照顾学生，另外再派一部分战士继续寻找两名同学。

按照连长的指示，我们已经绕到了山后，在一丛灌木旁边发现一名同学倒在草丛中。我扶立即把学生扶起来，他告诉我，另外一名同学从身边的山崖上掉下去了，现在生死不明。我让两名同志背着学生与其他同学汇合。我决定从山崖上攀下去找另外一名同学。

我从刚才同学指的方向慢慢地向崖下摸去，来到悬崖边向下一望，这，见悬崖少说也有七八丈高。我小心翼翼的抓住崖畔边的藤条向攀，攀了一会已经能隐隐约约地看到山崖下边躺着的那个同学了，突然我抓住的那根藤条被连根拔起，我也随之掉了下去。

还好，我掉下去没有磕到石头，也没有什么大碍。我急忙跑过去看那位同学，我刚把同学扶起来。又从上面掉下来一个人，我一看，原来是卫生员。我生气地问道：“你下来干什么？”

卫生员立即回答道：“我是卫生员专门负责学生们的伤情处理，有人从悬崖上掉下去，我当然得赶过来。”

怎么还是一个女同志？这么长时间我只顾寻找失联同学，卫生员是男是女我倒还是真没有太注意。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卫生员竟然是爬到同学身边来的，原来卫生员和我一样也是想从崖畔攀下来，结果手没有抓牢就掉下来了，只是她没有我幸运，她的一条腿受了伤。

她给这名同学处理了伤口后，上边的战士就放下了一条绳子。

本打算用绳子系着同学的腰把他吊上去，可是卫生员却说，如果用绳了吊上去可能在空中荡来荡去，会造成二次伤害。因此我只好把绳子系在我的腰上，然后背着同学从岸畔攀了上去。

把同学交给战士后我又从绳子上滑下来背着卫生员攀上了悬崖。

完成了任务后我才登上了回家的列车，两天一夜后回到了家乡。不管大妹怎么说，我还是坚持让好上卫校，我给她买好了车票，并亲自把她送上了火车。家里的事情我可以另想办法，即使我申请转业，也绝对不能耽误了大妹的学业。

父亲要照顾母亲，出工的时间肯定就不多。另外，几个弟妹还在上学，这个家急需一个帮手。

就在我为难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原来是那天和我一同救人的卫生员打来的，她听我们连的战士讲了我家的情况后，就立即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电话中她告诉我，他父亲是医院的大夫，母亲一个人在家。她让我把母亲接到她们家，一方面让她父亲帮忙治疗，另一方面让他母亲帮忙照顾我母亲，我和她非亲非故，甚至连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我能随便麻烦人家吗？于是我就准备回部队后立即申请转业，可这时卫生兵竟然找到了我家，在她的坚持下，我才同志把母亲送到了她们家。

卫生员叫程方婷，去年才入伍，是一名卫生兵，是个热心肠的人，因我曾经背她攀过崖所以出院后便来感谢我，听到连长说了我的情况后，便想出了这个主意。

我母亲在程方婷家里住了半年多，病情有所缓解，基本上能下地走路后，父亲便把她接了回去。

母亲离开了程方婷家，我与她的接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顺理成章的走到了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