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有科学依据的，现在的理论界还没有探索到这一步，本文做了一些深入的尝试。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西方科学所能把握的，需要老百姓来把握，应当用科技手段激发民众的成长，更能负责全人类的事务，并能大幅度减少危重急病，避免基因编辑等危险的方案毁灭人类。西方文化也不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类提法，因为它暗示一种“老大哥”，其实不会，因为民众当家作主了。反而，西方会孕育技术元素这个“老大哥”来毁灭人类。只能中国人先做工作，探索成功了，再启示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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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白皮书《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强调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和共同面对全球性挑战的必要性。白皮书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是为了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旨在为各国人民共护家园、共享繁荣的美好未来贡献中国方案 。白皮书认为：人类处于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今天的世界、无法破解人类面临的困局。国强必霸、崇尚实力、零和博弈等思维越来越不符合新时代。人类社会亟需符合时代特征、顺应历史潮流的新理念。2025年1月2日，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国内思想界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着眼于当今时代的需求，还关乎世界的长远发展，被视为应对全球挑战和机遇的重要智慧结晶。应当注意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首倡的理念，在国际场合，人们并不使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词汇，与之相似的提法和理念体现为多边主义、全球治理、国际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面对中外的差距，有人简单地持有和稀泥的策略，认为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表述是中国特有的，其背后的精神和目标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并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宣示和外交实践中得到了体现。有人甚至唱反调，其逻辑是：既然国际上都没有类似提法，就说明中国的提法是不合时宜的，是不成立的，等等。中国的提法和国际上的提法有本质的不同，这不是偶然事件，有其必然性，需要从科学机理上加以说明，因此坚定我们的信心，用事实证明中国有能力引领世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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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人类提出的各种纲领性文件（往往是中国落后的过去，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发现只涉及全球合作、多边主义、加强共识、协同行动等，目标是更安全的世界、更美好的未来、可持续的发展之类，最多可以涉及共同的生存环境之类，不会提及人类终极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类。联合国的正式文件系统也不会强调“人类终极命运”，通常关注于具体的国际事务、发展目标、人权问题等，而不是抽象的终极命运议题。比如“随着全球性问题和威胁的日益加剧，有效的全球合作对人类生存发展愈发重要，国际社会需要开展更广泛的合作以应对人类的共同考验。”如何解释这类现象？这些事务、问题、目标，都是可拆解的，能落实到相对明确的指标，和具体的行动方案。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终极命运，是不许可拆解的，只能人在内心感悟。哪怕需要具体地应对，也需要带着大帽子。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根本性区别。就像面对人体，西医毫不犹豫地将之分解来，看到具体的事物，强调具体疾病的防治，整体生命就在消失，人只能不断往下走，愈发远离生命。中国人则持有浑然的思绪，首先存留整体生命，不至于激进地分解下去，因而能利用生命的力量。就像协同学研究中，西方人只能具体地说大雁的列队飞翔等等；中国人就让人在内心感悟，体会其中的深刻意义，并应用于实践。本质是追求精确的西方文化和追求把握大局的中华文化的区别。西方科学不许可形而上学的发挥作用，哲学已经成为空谈，无法支持人类终极命运之类表达；中华科学许可“道”代表的形而上学发挥作用，支持人类终极命运。已经有人认识到上述道理，比如有观点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融合了中国传统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清晰，针对具体问题不断提出解决方案，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引。”之所以能提供“思想指引”，之所以能“不断提出”，就在于它是一种理念，有待人结合实际具体地发挥。还不够，人们还没有构建逻辑通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到实处。这是本文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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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人反驳的：你这样说没什么用，只是一些空洞的套话，国际格局靠的是实力，靠的是高精尖的武器，靠的是经济力量，靠的是科技进步，靠的是自然资源。这是简单的思维，任何事情都可以想得更深入，因而采取更高明的策略。各国的想法可以取决于少数精英人物，取决于资本，也可以取决于大多数民众。最好能激励民众的成长，具备较高的科学素养，以主导事态。全世界的老百姓是相似的，更容易沟通交流，国际共识更容易取得，合作更容易展开。而不同国家的精英各有特色，国际共识不容易取得，合作更难展开。任何国际事务都密切相关于民众，比如制定保护环境政策，制定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制定应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的政策。民众不表达看法，精英制定的计划会有诸多问题。很多计划，比如，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糖尿病的高发、抑制艾滋病的流行，没有由民众驱动形成，不能真正代表民众诉求，更难实施。2011年，联合国大会以决议的形式要求各成员国制定政策于2025年前遏制糖尿病流行。但在2016年，国际慢性病联盟在分析相关数据后于《柳叶刀》刊文指正：实现相关目标的可能性低于1%。主要原因就是：这个计划并没有来自民众，因而难于落实。缺乏专门的激励机制，民众会变得低矮，社会有诸多问题，各国忙于具体工作，无暇那些重要而不紧急的事务。医学上更麻烦，疾病高发。常规方案无法解决问题，有些国家会在国际上主张开放各种危险的计划，其他国家会表示反对。不同的文化、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宗教信仰、社会状态等等会导致严重的分歧而无法消除，必然愈演愈烈。这就是没有专门采取措施激励民众成长，激发人的高级品质，充分维护事物的自然态、正常态，而加剧的。任何领域都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医学上的冲突最尖锐。主张者能提出看似坚实的证据，其他国家的反对反而缺乏力度。技术就在人类的争吵中野蛮生长。人类的保护阵线会不断后退，技术会不断破坏人类共同的基础，导致最终不可收拾。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类提法的深远意义之所在。它来自深谋远虑，希望激发民众的参与，促进民众的成长，让所有人参与决定人类事务，而不是少数精英人物。对此《道德经》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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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从生命保全开始。生命和健康都是主观的感觉，比如这人很健康，这人的生活方式比较合理。只要不是显著病态，都可主观地思辨，比如有点危险倾向，他和我相似，应当补充某种物质，应当积极点。民众要成为主导，专家起辅助、引导作用。西方科学只会客观地应对，比如西医认为：血压、血脂维持在什么范围内就是健康。于是逻辑地，只需要专家分别地研究，给出极多的、标准化的、低效的结论，要求民众执行。这是很难成功的。中国有独特条件，便于新计划的实施。我们有着眼于大局的思维模式，有十多亿聪明勤劳的人民，有千万年传承的历史经验，有共同的文化追求，能够全国一盘棋干大事。需要利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发展生活化的科技，传承中华历史经验，激励民众的参与，更好地把握健康和疾病。从生命保全实践开始，新的科技体系建立后，民众成长后，能参与其他科学，很多时候成为主导者。民众于是全面地成为时代的主人。中国的计划能启示全世界，我们成功了，已经探索了各种细节，各国都能加以借鉴利用。民众成长了，把西方科学当作一种手段，消解掉资本的弊端，民主自由才能真正实现。那样一来，国际上更多关心真正重要的，利于人类的大事。国家间的不一致消解了，冲突减少了。各种方针政策、事关人类福祉的大事件，都能由民众驱动形成，能真正代表人类利益，容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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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上，强调主观理念，强调内心感悟，普通老百姓才有说话的权力，才能引入最大多数人的思考，保证见解的有效性，才能依靠最大多数人，提升实践的有效性。类似地，在国际文件中强调人类终极命运，才能在重要的任务上利用民众的力量，真正激发全人类的力量。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是强调民众的力量，能真正维护全人类的利益，顾及人类终极命运。不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的未来只能被少数人掌控，本质是技术掌控。社会上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医学上强调生命，其实是一回事。强调生命，才能激发生命的力量，激发民众的力量，激发全人类的力量，很好地避免病痛；这些才能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成立。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根本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区别。近代以来，世界的话语权都被西方所笼罩，我们听到的各种观点，甚至联合国的各种文件，都是一个腔调。世卫组织的指导原则就是西方思维，各种策略都依靠西医，只能推动西医发展，不可能为中医安排生存空间。类似地，联合国也不会为中华文化安排生存空间。只能中国先展开行动，确实取得进展，才能让全世界认可并追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