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梁启超曾提出一个令人感到费解的言论：此役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大清国与日本国的命运因为这场战争彻底逆转，当时，日本虽然已经经历了明治维新，但是无论是在国力还是军力上仍难以匹敌整个大清国，大清国的一败涂地着实让人难以理解，要想彻底弄清这场战争以大清国惨败而告终的真正原因，梁启超的“私人战争论”正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自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以来，中华大地上所有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都会在建立后完成对地方权力的收缴。

被收缴的权力主要包括兵权、财权和人事任免权，以上三者如同地方势力的爪牙，失去这些权力的地方政权便如同没了爪牙的猛兽，再无与中央对抗的能力。

通过对以上三种权力的收缴，中国古代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成功将地方势力这头猛兽关进牢笼。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内部的矛盾的不断积累，几乎所有大一统王朝的后期，地方势力这头魔鬼都会被释放。

汉末黄巾起义来势汹汹，东汉政权不得不将允许州牧自行筹款募兵以对抗黄巾军。

唐朝为了应对复杂的边患，将财权和兵权下放至节度使手中，导致节度使尾大不掉，成为听调不听宣的土皇帝。

元末红巾军起义席卷全国，对国家治理能力本就薄弱的元廷，其中央集权瞬间崩溃，遍地军阀或打着支持元廷的口号，或打着反对元廷的口号，总之，元廷几乎管不了这些土皇帝。

明末，边患与农民起义同时爆发，崇祯皇帝坚决不放权，最后吊死煤山，崇祯皇帝死后，大明的天下完成了实际的“放权”，起义军、清军、南明军各行其是，最终组织性稍强的清军统一了天下。

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运转良好时，地方势力是没有机会割据的，当一个王朝或主动或被动将权力下放地方时，这个王朝一定遇上了重大危机，这个危机可能是边患，但大多时候是农民起义。

农业经济是中国古代的主要经济形式，当农业社会的生产关系出现重大问题，大量农民生存受到威胁时，那种能够撼动帝国统治基础的农民起义就会爆发，面对这样的农民起义，已经腐化的帝国中枢再难有效组织起对这种规模的农民起义的镇压，这时，帝国统治者就要面临一个选择：要么看着帝国财政崩溃，军事崩溃，进而土崩瓦解；要么下放权力，将财政包袱和军事包袱甩给地方豪强。

大多数帝国统治者会选择后者，因为下放权力很危险，但是不下放权力可能马上就死。当然，也有选择不下放权力的，崇祯皇帝一直不想下放权力，最后吊死煤山，而他紧紧握住的权力也随着土崩瓦解。

有了崇祯皇帝的前车之鉴，满清统治者在面临这个问题时，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当太平军在南方地区一路势如破竹，而八旗绿营军又连战连败的情况下，清廷毫不犹豫地选择下放权力。

清廷号召各地豪强组建自行组建团练对抗太平军，经过残酷的战场筛选，部分地方团练已经成长为实力强悍的地方军，如：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等。

这些地方军的军饷是组建者自行筹措而来，兵源是组织者自行招募而来，这些军队名义上是清廷武装系统中的成员，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组织者的私人武装，这样一来，这些地方武装的组织者便成为了实际上的地方军阀。

在太平天国政权尚存的时候，清廷需要依靠这些地方武装剿灭太平军，但当太平天国政权被剿灭后，这些地方武装便成为了清廷的心腹大患。

清廷在消灭了太平天国政权后，立即着手对各地武装进行裁撤。

但是彼时的清廷处境同样十分尴尬，没有了八旗劲旅作为后盾，清廷再也不能向当初康熙皇帝那样大张旗鼓的削藩，而当时的清廷手中没有特别可靠的能战之兵，导致其在畏惧这些新崛起的汉人军阀拥兵自重的同时，还想利用这些汉人手中的兵马。

基于这样复杂的情绪，清廷的削减地方军的行动显得有些拖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经常反复。

作为剿灭太平军的主力，曾国藩手中的湘军实力最强，也自然而然成为了清廷裁撤的重点，曾国藩也算配合，自愿将湘军规模大幅缩减。

清廷将主要精力放在湘军身上，却意外导致另外两支力量（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的实际做大，而左宗棠与李鸿章两人中，又以李鸿章更会审时度势，他充分利用当时清廷面临的诸多矛盾与威胁，让自己手中的淮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

太平天国政权被剿灭后，裁撤汉人地方武装一度成为了清廷的首要任务，但一件事的发生让这个过程停滞，甚至发生了逆转。

1865年6月12日，僧格林沁在高楼寨战役中，被捻军设伏击杀。

僧格林沁是深得清廷信任的蒙古王，他麾下的蒙古骑兵被认为是八旗军唯一的劲旅，曾击败过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虽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八里桥战役中被英法联军轻松击溃，但僧格林沁部好歹是击败过太平军的八旗军，这也导致僧格林沁深得慈禧太后信任。

捻军是与太平天国同时期出现在北方的农民起义军，相比于太平军，其组织更为松散，捻军本以小股部队游击战的方式与清廷军队周旋，1864年 太平天国政权被剿灭后，太平军将领陈得才、赖文星等率领太平军残部加入捻军，让捻军组织大规模战役的能力明显增强。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清廷在削弱湘军等汉人地方军的同时，有意扶持僧格林沁等满蒙军事贵族，希望他们能够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而代之。

但清廷的计划显然不可能实现，原本散落在黄河流域各地的捻军，经过前太平军将领稍一组织，就能直接击杀满蒙八旗头号军事贵族僧格林沁，这相当于给了慈禧太后一击耳光，让她明白，大清国所仰仗的满蒙八旗已经不堪大用，如果过分压制汉人军阀，清廷的统治仍旧岌岌可危。

于是，慈禧太后重新启用曾国藩赴山东剿捻，但此时曾国藩的处境同样尴尬，他已经自行裁撤了大量湘军，自己的亲兵也解散大半，最后，曾国藩只得率领李鸿章的淮军剿捻。

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其他原因，曾国藩率淮军剿捻的效果并不理想，清廷遂命令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完成剿捻任务，曾国藩则回到其传统势力范围江南地区任两江总督。

李鸿章率淮军剿捻取得了巨大成功，捻军最终被剿灭，此时，清廷西北方向战事又起，浩罕国军事贵族阿古拍在沙俄的暗中支持下率军侵入南疆，左宗棠率部迎战。

由于战局危急，左宗棠除率自己一手组建的楚军外，还拉来了老湘军营作为支援，李鸿章的淮军原本也是要被派往西方协助左宗棠与阿古拍作战的。

但恰在此时，天津教案发生，法军威胁如处理不当就以炮舰攻城，清廷认识到了除国内危机外，来自海上的外敌也是重要威胁，而说起海防，清廷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原本是曾国藩幕僚，江南战事正酣时，曾国藩派其弟曾国荃与李鸿章一同前往上海组建武装对抗太平军，但曾国荃一心想着追随兄长攻克南京获得首功，故并未动身，最后是李鸿章独自一人前往上海。

李鸿章前往上海目的本就是组建团练打击太平军保护在上海避难的江南士绅，故其在家乡招募将士组成了淮军，由于淮军能够为逃至上海的江南士绅提供保护，这些是士绅们十分愿意为李鸿章的淮军投钱。

在找到曾国藩前，那些逃到上海的江南士绅为了保命也曾愿意出高价聘请外国雇佣军（洋枪队）保护自己，所以李鸿章来到上海后，也获得了更多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机会，这让李鸿章的国际视野较为开阔，也积累了相当的处理涉外事务的经验。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李鸿章就曾积极建议清廷将重点放在仿制外国武器上，天津教案爆发后，清廷再次认识到了海外势力的威胁，设立总理衙门这一专门处理涉外事务的机构，李鸿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更重要的是，为了应付越来越大的海上威胁，清廷同意李鸿章将自己一手组建的淮军以练军的形式尝试进行西式改革，同时组建北洋水师以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这样一来，李鸿章的嫡系武装不但得以保留还获得了扩充。

李鸿章等人仿造西方武器，学习西方技术，组建西式军队的尝试一度获得不小的成功，尤其是北洋水师，一度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海上力量。

淮军、北洋水师与李鸿章和清廷的关系都十分微妙，一方面，这两支军队的重要将领都是李鸿章的嫡系、同乡，这两支军队身上都深深刻着李鸿章的私人烙印，但是以李鸿章个人的财力，又断然无法养活如此庞大的军队，这两支军队的开支还需要的清廷的财政支持。

相比于曾国藩的湘军，淮军和北洋水师，私兵的性质更低，正常来讲，清廷对其有完全的调配权，但是调配这些军队的官员最好是李鸿章。

李鸿章以首的淮军势力与清廷在此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合作一直比较愉快，李鸿章并无觊觎清廷皇位之心，清廷也可以利用李鸿章等洋务派提升自身的整体实力。

但是，随着清廷综合国力在洋务运动的作用下有了一个较明显的提升，其统治者认为外部威胁已经大大缓解后，满清政权就又陷入了那个内斗的怪圈。

清廷害怕李鸿章势力过大，于是开始扶持翁同龢等清流派制衡李鸿章，最高统治者在权臣间玩执政本无可厚非，但关键是淮军和北洋水师被看作半个李鸿章的私人财产，也被一同削弱。

在自认为北洋水师雄踞亚洲后，清廷对其投入军费明显减少，这种减少不是一次挪用军费为慈禧修园子那样简单，而是长期地持续不断地减少。

北洋水师的军费减少，导致甲午战争开战前，其不能购置新舰，甚至已有军舰的维护修缮都成问题，而同一时期的日本则在明治天皇的带领下开始了近乎不计代价地海军投入，最终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综合实力已经不弱于北洋水师。

相比于自认为解除了海上威胁后就开始松懈的清廷，日本这个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的岛国显得十分野心勃勃，他们早已下定决心要从大清国手中抢去土地。

日本在真正动手前向大清国派遣了大量间谍，通过这些间谍传回的情报，日本高层认识到了大清国强悍外表下的虚弱本质，所以才敢悍然在朝鲜半岛挑起事端。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军表现得十分矛盾，他们似乎很勇敢，又似乎很怯懦，陆战方面，前往朝鲜作战的清军刚一与日军接触便迅速溃败退回国内。

退回国内后，清军甚至毫不在乎东北这块满清政府的“龙兴之地”是否会落入日本之中，而是匆忙进行拱卫京师的防御战。

海战方面，北洋水师在最初是极力避免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正面作战的，在被日军围困于刘公岛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才决定放手一搏。

不可否认，北洋水师在最后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作战显示出足够的英勇，且也表现出了较高的作战技巧，但最终仍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

甲午战争还有一点也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进入战争状态，都要有专门的后勤部门为战争提供后勤支持，但是负责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后勤的人却不是清廷的财政大员，而是一个半官半商，身份特殊的人物：盛宣怀。

盛宣怀是李鸿章最亲密的嫡系之一，一直帮助李鸿章集团管理财务，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有些眼熟？

当初，左宗棠率军攻灭阿古柏收复新疆时，替左宗棠管理后勤的是胡雪岩。

左宗棠、胡雪岩、楚军；李鸿章、盛宣怀、淮军、北洋水师。

虽然名义上对阿古柏的战争与中日甲午战争都是清帝国整体与敌国进行的国家战争，但是在实际作战时，我们又会发现，战场上的主力只有一个派系。

决定是否与日军开战前，翁同龢等人力主开战，因为战场上被消耗的将是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水师。

战争之初，淮军就有明显的避战倾向，朝鲜与辽东半岛都鲜有恶战，海战方面如果不是被逼上绝路，北洋水师也在奉行“避战保船”的作战原则。

理清了晚清的权力关系就不难理解当时甲午战场上发生的诸多怪事，在李鸿章派眼里，丢失朝鲜，他们不会心疼，因为朝鲜是大清国的附属国，不是李鸿章派系的，丢失辽东也不会心疼，因为辽东是满清政府的龙兴之地和基本盘，不是李鸿章的，如果战败要赔款，这个钱全国一起出，不是只有李鸿章派系出，但是淮军和北洋水师，是李鸿章手中最重要的政治筹码，如果在战争中打没了，拼光了，他李鸿章日后在朝中将没有立足之地。

甲午海战成为了其他派系作壁上观，让李鸿章一派与日本全国死磕的战争，而李鸿章从一开始就看清了战争的本质，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想着保存实力。

诚然，就整体国力而言，日本国即便经历了明治维新，但仍明显不及大清国，但如果是日本国倾全国之力，去对抗一个并不想尽全力的李鸿章集团，力量对比立刻就会发生逆转，战争的胜负也就毫无悬念了。

如果你认为其他派系在甲午战争中的事实上的作壁上观十分魔幻，那么5年后“东南互保协议”则将这种魔幻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当作为清廷代言人的慈禧太后“霸气”地表示要与八国联军开战时，南方各省却与对方签署了和平协议，这次轮到清廷的嫡系部队顶在前面，李鸿章等汉人大员作壁上观。

甲午战争中，处于优势方的清廷战败而处于劣势方的日本获胜，很多人对原因进行了归纳：清廷皇室愚昧，日本天皇自强；清军武器落后，日本武器先进；清军仓促迎战，日本准备充分，这些原因当然也都正确，但这仍不是问题的根本，甲午战争中清军输给日军的根本原因是：仍是古代国家的大清国，无法战争已经完成现代国家改革的日本。

一个国家是否是现代国家，并不取决于器物是否先进，而是这个国家是否已经建立起了完整的民族国家认同。

战场上，来自东京、大阪的日军都认同一件事：我是日本人，而来自不同派系的清军，他们更多想的是：我是慈禧太后的人，我是李中堂的人。

形成起民族认同的国家对于那种没有建立起完整民族认同的国家来说，就是降维打击，完成现代国家改革的统一的日本，打败了没有完成现代国家改革，表面上是一个统一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军阀联盟的大清国，这才是甲午战争的全部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