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
——《史记陈涉世家》
林冲是《水浒传》塑造的比较成功的角色之一，身为八十万禁军教头的他武艺超群，但面对以高衙内为首的一众权贵的种种欺压却一再选择忍让，直到最后一无所有才奋起一搏。
让林冲一再做出窝囊选择的并非只有他的性格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所处的位置，林冲的身份是八十万禁军教头，在当时的京城也算是顶级中产阶级，虽然不掌握真正的权力，但这个职位同样给他带来了优渥的生活，他喜欢，甚至迷恋这样的生活，所以面对高衙内的一次次欺压他都选择委曲求全，即便已经身陷囵圄，林冲依旧幻想有朝一日高俅等权贵阶层能够回心转意，让他回到以前的生活中，这是林冲的困局，也是中国古代整个中产阶级的困局。
事实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如果能够正确地掌控中产阶级，哪怕对他们的剥削重上一些，只要能保证整个系统不崩溃，这个王朝的统治就依旧可以继续下去。
而当中产阶级这一群体的潜力已经被榨干，帝国的正常运行仍难以维系，统治者不得不让更底层的社会群体去承担本该由中产阶级承担的社会责任时，帝国的末日也就不远了。
从这个角度上讲，陈胜一行人“失期，法当斩”是否为真并不重要，秦帝国不得不征伐身位闾左（穷人）的陈胜等人戍边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为这个帝国敲响了丧钟。
“弱民”的胜利秦帝国战胜六国的秘诀在于秦法，而秦法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编户齐民。
编户齐民让秦帝国能够将自己的帝国意志直接施加于每一个登记在册的秦人，如此一来，秦帝国的社会运转效率和战时动员能力都大幅优于贵族群体掌握大量资源的关东六国，这一优势最终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壮举。
商鞅变法的另一个指导思想是：弱民。
但是请注意，这里的“弱民”可能与大家印象中的不太一样，他们其实并非当时社会的最“弱”的人，因为这些“弱民”实际上是拥有土地的农民，相比于关东六国大量依附于贵族生存的人，这些人不但不是最弱的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人在当时可以算是中产阶级。
商鞅变法的本质是打掉整个社会一切中间环节，让尽可能多的秦人以仅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的形式存在，千万不要以为商鞅和秦国统治者这么做是因为心善，他们如此做仅有一个原因：以这样小农形式存在的秦人，更好控制。
在接受了土地的同时，秦人也必须要承担帝国赋予他们的税赋、徭役和兵役。
靠着这一套编户齐民的制度，秦帝国的统治者对于秦人的控制能力更强，能够征集到的兵马钱粮也更多，再配合上军功爵禄制等军事上激励制度，最终让“弱民”组成的秦国，将有大量“强民”（贵族）存在的六国逐一击破，成为春秋战国这一大争之世的最后胜利者。
中流砥柱拥有土地的小农，是秦帝国的中流砥柱，他们承担着帝国的税赋，让王翦率大军60万攻楚时，敢于与楚军对峙半年，拼消耗；小农们也承担着种种徭役，让都江堰这样的浩大工程得以成行；还承担着兵役，这些小农组成的秦军成为了令六国胆寒的虎狼之师。
秦人所要承担的税赋、徭役、兵役之重，不要说与关东六国相比，就是与后世的汉、唐等王朝相比，都是首屈一指的，后世据此称秦帝国为暴秦不无道理。
但是秦帝国这套在事实上对秦人压榨很重的制度，不但没有导致秦帝国因为内部矛盾而崩溃，反而让秦帝国的国力不断增强最终一统天下，这与秦法的巧妙设计有关。
商鞅变法的历史总背景是：铁制农具开始普及，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农民可以通过农业生产来养活自己，于是以贵族为核心的井田制开始解体，原本就被视为“蛮夷”的秦帝国，受周礼影响更小，所以他们反而更容易适应生产力变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商鞅变法在秦国顺利落地，一个更加高效的“小农”、“弱民”国家就此建立。
秦帝国的统治者将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给到一个个小农手中，通过耕种自己手中的小块土地，秦人便可以自足，但是秦人在获得土地这一农业社会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的同时，也必须去承担税赋、徭役、兵役等社会责任。
另外，秦帝国还为秦人设计了军功爵禄制度，如果在战场上立下战功获得爵位，生活水平会得到明显提高。
一方面给出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一方面通过获得战功后的丰厚奖励给秦人以希望，二者相辅相成，让秦人难以拒绝这一制度，即便这套制度事实上秦人带来的空前的压榨。
对于帝国的统治者来说，这样的“弱民”社会便是其心中的“理想国”，但是，一个社会从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有人成为不好控制的“强民”，同样，作为帝国中流砥柱的“弱民”，会逐渐沦为更弱的流民，当“弱民”不再能够维持起帝国的正常运转时，帝国的死亡倒计时便开始了。
不可征伐之人秦帝国的军事行动和重大工程，其征伐的主要人群都是拥有土地的小农，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弱民”，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进行，大量小农失去土地或土地减少，成为比“弱民”更弱的人。
秦帝国与小农们联系的纽带是土地，因为接受了秦帝国的土地，小农们才必须承担税赋、徭役与兵役，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权力与义务的交换，虽然这种交换不一定公平，但它毕竟是种交换。
秦帝国在以严苛的秦法威逼秦人服从自己意志的同时，也用土地和军功进行“利诱”，威逼利诱同时进行，这套体系才能够相对稳定地运行。
但是当被征伐之人变成没有，或只有很少生产资料的“闾左”之人时，事情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闾左可以简单理解为穷人，至于这些穷人是完全没有土地，还是仅有少数土地存在争议。
秦帝国废分封，立郡县，郡县之下是乡里，乡里是秦制下的基层组织单元，管理乡里的基层管理者将二十五户称为一闾，富者居其右，贫者居其左。
除《陈涉世家》一篇外，司马迁还在《淮南衡山列传》中也提到了“闾左”一词：
王曰：陈胜、吴广无立锥之地，千人之聚，起于大泽。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按照《淮南衡山列传》的说法，结合《陈涉世家》中陈胜早年替他人耕种的经历，可大致推断“闾左”之人大多都是没有土地之人。
土地，是秦帝国与其治下“弱民”之间的主要联系，帝国提供土地供“弱民”耕种，“弱民”上缴税赋，承担徭役与兵役，虽然帝国与“弱民”之间付出未必对等，但“弱民”们至少还拥有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
一旦缺少了土地这一帝国与秦人之间最重要的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便难以维系，所以征伐拥有土地的“弱民”某种程度上看是帝国与“弱民”之间的交易或者说契约，而征伐没有土地的“闾左”之人则完完全全是一种强迫，一旦帝国的武力威慑不足以让这些被迫为帝国戍边的“闾左”之人就范，这些原本就与帝国之间没什么联系的人会立刻脱离帝国的统治机器，他们对帝国没有任何留恋，一旦情况需要，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这个帝国挫骨扬灰。
秦帝国本来是要避免征伐这些“闾左”之人的，尤其是戍边这样的军事任务，但秦二世时期，陈胜吴广等人依旧被征伐至渔阳戍边。
在秦帝国，军事任务分二种：家乡周边的治安任务，和边境地区的戍边任务，前者可能遭遇战斗的可能性较小，后者则较大，参与前者任务的人员，用现在的视角看更多算作保安或警卫范畴，而参与后者的则是纯粹的军人。
渔阳位于原燕国境内，与匈奴和东胡的控制区接壤，如果队伍顺利到达，陈胜等人的身份就是秦帝国的边防军，连边防军这样的重要任务都交给这些“闾左”之人，足见当时的秦帝国严重缺人。
那么，“人”都去了哪里呢？
“民”与“匪”以法家立国的秦帝国擅长恩威并施以驯化其民，分配的土地与军功爵位是恩，严苛的秦法是威。
通过秦法约束秦人，让其乖乖成为秦帝国国家机器中的螺丝，不敢有其他非分之想，这一点原本实施的非常成功，但是随着秦法越来越严厉和复杂，导致秦人完全不触犯秦法的可能性开始明显下降，人作为一种理想的生物，对于利弊会有一个基本权衡。
违反秦法之人，轻者被处以高额罚款，重则失去“民”的身份，成为随意驱使的劳动力，与奴隶无异。
正面这样的惩罚，秦人便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一旦触犯秦法，是乖乖就范，还是逃亡。
秦帝国后期，亡命山林的秦人不计其数，在后来的楚汉争霸中，帮助刘邦击败项羽的重要人物彭越，起兵反秦之前就在山林中生活多年，陈胜吴广起义后，百余名山中的“盗匪”推举彭越为首领，准备起兵反秦。
刘邦斩白蛇起义前，也曾流亡山里，这些反秦首领在起兵前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秦二世时期，已经有大量人流亡山中，他们在山中形成了一个个小社会，这些小社会游离于秦帝国主体社会，秦帝国无法从这些人身上获得税赋，也无法让他们承担徭役和兵役，同时，秦帝国无力剿灭这些山中“盗匪”，只能以一种尴尬的形式与之共存。
繁琐而严苛的秦法让一部分“民”变成了“匪”，这是秦二世时期，帝国缺“民”的原因之一，当然，这还不是主要原因。
早在秦尚未统一六国时，农民间的土地兼并便已经开始存在，随着土地兼并的不断进行，大量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便沦为自身没有土地，靠为别人耕种土地过活的佃农，陈胜吴广率领的900余名“闾左”之人，大多都是这些无地的佃农。
好，现在让我们简单进行一下总结，秦帝国以秦法约束其民，但是由于秦法越来越复杂和严苛，导致大量触犯秦律的人亡命山林，这些人脱离了秦帝国主流社会，不再是能够被秦帝国驱使的有效的“民”。
另外，由于土地兼并的不断进行，大量原本有土地的农民失去土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身份已经从与帝国靠土地纽带联系起来的“民”，变成了与帝国没有多少瓜葛的“闾左”之人。
本来，帝国的戍边这种重要军事任务，要由拥有土地的“民”来承担，但是随着土地兼并和大量人员逃亡，真正拥有土地的“民”的数量大幅减少，到了秦二世时期，仅靠有地的“民”已经不足以完成大规模戍边任务了。
不得已之下，秦帝国只能征伐没有土地的“闾左”之人，这些人与帝国之间没有土地这层联系，所以对秦帝国毫无认同感，一旦有机会便要将秦帝国连根拔起而后快，当这些人太多，秦帝国的统治根基便会被动摇。
谁是陈胜近年来，关于陈胜身份的质疑之声开始出现，人们质疑的焦点集中在：陈胜、吴广二人是否真是与他们率领的900名闾左之人一样，都是穷人？或者说陈胜是否从始至终都是穷人？秦法是否真的规定：失期皆斩。
他们给出的质疑理由是陈胜有字，说明他读过书，而读过书通常贵族的特质，当然，没有证据指出陈胜是某个大贵族的后裔，所以这些人推测，陈胜可能是原六国的下级贵族，因为秦帝国的统一战争，而失去了爵位，所以陈胜早年不得不靠给人耕种为生，陈胜因为秦帝国的统一战争让其失去爵位而对秦帝国怀恨在心，所以在无法如期赶到渔阳的情况下，编造出“失期，法当斩”的谎言，骗随行的900余名戍卒与其一同造反。
说陈胜是原六国的下级贵族（大概率是原楚国）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是如果把偌大的秦帝国的覆灭归结为陈胜的一句“忽略”，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一个帝国的毁灭，必定是由于其内部矛盾已经不可调和的结果，某个人的一句“谎言”就能毁灭一个帝国，这种观点无疑是荒诞的。
况且就算这900余名戍卒真是因为不熟悉秦律而被陈胜吴广“忽悠”，那些杀死地方长官响应陈胜的人又作何解释？陈胜的队伍从最初的900人，在几个月之内发展到了数十万，又如何解释？任陈胜再怎么巧舌如簧，也不可能“忽悠”数十万人跟他一起干掉脑袋的事吧？
秦帝国的覆灭是作为其统治基础的自耕农群体大量流失的结果，是在原关东六国强行推行不合时宜的秦法，导致原关东六国之人没有形成新的中产阶级来构成秦帝国的统治基础的补充力量，土地这根纽带已经不能再保证大多数人支持这个帝国，可笑的其统治者对于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还做着千秋万代的大梦。
陈胜在大泽乡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前，这个偌大帝国的根基便已经坍塌，只不过这王朝的丧钟恰好被一个叫陈胜的人敲响罢了。
秦帝国通过变法，让大量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成为帝国的中流砥柱，靠着这些人打下了天下，某种程度上讲，秦帝国的变法第一次让中产阶级这一群体大规模登上历史舞台。
秦虽亡，其制度却被后世王朝延续，能够充分利用的自耕农这一群体的王朝基本都能迎来盛世（汉、唐），但随着自耕农群体的衰落，王朝也不可避免走向灭亡，难以避免的土地兼并让历史周期律如潮水般主宰这片土地，只要这个帝国仍以农业为根基，任帝国统治者再怎么聪明，文臣武将再怎么能干，也走不出300年的历史周期律，直到工业革命的到来才带来了改变。
但是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是历史周期律的终结，还是仅仅换了一种表现形式？这注定是一个短时间内难以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