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明.文征明《满江红》

宋绍兴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赵构不顾脸面，在没有确切证据和供词的情况下赐死岳飞，岳飞长子岳云和其重要部下张宪一并被害。

在此之前，赵构曾想以威逼利诱手段逼迫岳飞承认谋反，好让自己干掉岳飞的伎俩显得不那么难看，但岳飞的供词只有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岳飞没有谋反，甚至也不具备造反的能力，在很多人说的“迎回二圣”这个问题上，岳飞表现的也相当克制，赵构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岳飞，是源于赵构这个皇位的特殊性。

岳飞被杀标志着南宋初期靠着战功在朝堂至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武将集团彻底失势，但权力讨厌真空，岳飞被干掉，其他武将被踢出权力中心后，代表皇权的赵构和代表相权的秦桧开始了一场堪称精彩的权力博弈。

皇权大于相权，即便是在相权相对较大的两宋也是如此，但秦桧却有所不同，他手中的相权，也很特殊。

面对秦桧这个特殊的相权，赵构与秦桧之间又进行了10余年的博弈，直到秦桧去世，赵构与秦桧之间那种奇怪的君相关系才宣告结束，南宋王朝终于回到与北宋一样的所谓“正常”状态。

岳飞之死这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冤案，见证了中国古代权力战场上持续数百年的复杂博弈后最后走向死胡同，此后的有宋一朝，即便还有百年国祚，即便在经济领域在全球范围都首屈一指，但其内部矛盾已经注定，这个帝国失去了任何上升的机会，剩下的也只能是苟延残喘。

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经过高太宗、唐高宗两代皇帝持续数十年的进攻，唐帝国终于灭亡了帝国东北部的高句丽政权，就这样，一个东起朝鲜半岛，西扩咸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中部的庞大帝国诞生了，大唐疆域在这一时期达到极限，此后，又经历了几场对突厥、吐蕃的成功军事行动后，唐帝国终于在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彻底确立了地区霸主的地位，但是一个帝国衰落的种子，往往是在其极盛时期埋下的，这颗种子在此后数百年中开花结果，长成参天大树，它不仅仅吞噬了李唐王朝，也改变了此后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

这颗种子便是难以控制的地方军，唐帝国初期，主要军事制度是府兵制，府兵平时为民，战时为兵，战争结束后各自回到家乡，这种军民合一的军事制度一方面保证了唐军在需要时能够大规模动员，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防止将军拥兵自重。

府兵制固然好，但其存在是需要前提的，府兵的来源是自耕农，而府兵制成为唐帝国主要军事制度的前提是唐帝国拥有足够多的自耕农，但是随着土地兼并的加深，自耕农的数量开始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自身没有土地的佃农，佃农在得不到雇佣时就成为了流民，是帝国的不稳定因素之一。

自耕农的减少和流民的增加，让唐帝国不得不放弃府兵制，改为募兵制，职业军人这一群体登上历史舞台，而这是地方军阀崛起的第一步。

随着唐帝国的疆域扩大，其边境线也变得格外漫长，且因为较弱的敌人都被干掉了，能与大唐较量的对手只剩下了：吐蕃、突厥、回鹘、契丹等狠角色，为了应对与这些强敌的军事冲突，边疆军团必须有很高的自主权，军头们对军队的掌控能力再次得到加强。

当然，这还不算完，打仗打的就是后勤，兵马钱粮从后方运抵前线费时费力，还可能贻误战机，最好的办法就是边疆地区的军事主官同时拥有当地的财政权，可以在当地自行收税，征粮，就这样，军权与财权同时落入了一个人手中，节度使，这一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实权职务应运而生。

同时拥有了军权和财权的节度使，在客观上便已经可以完成割据了。从节度使这样的地方土皇帝出现的那一刻起，安禄山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区别只是由谁在什么时候来开这第一枪。

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镇压，但是军阀割据之形势已然形成，整个晚唐，其帝国内部都有大量的实际割据的政权存在，各路军头们的信条是：皇帝老儿什么也不是，谁兵强马壮，谁说了算。

皇帝与军阀之间的这种脆弱平衡最终被一个叫黄巢的人打破，那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相安无事也结束了，各路军阀直接开始相互攻伐，接下来就是长达半个世纪战乱不断的五代十国。

后周大将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赵宋王朝，经历了自唐代藩镇割据以来的百年大乱，赵匡胤认为，没有比限制武将权力更重要的事了，于是，赵宋王朝建立起了一套复杂的制度来限制武将权力，练兵、统兵、调兵权被分离，战时各路军队只负责小区域战场的作战任务，由枢密院，甚至直接由皇帝本人来居中指挥。

赵匡胤出身下级军官，对军事了如指掌，这套制度如果由他执行似乎并无太大问题，但是随着赵匡胤在那个晚上离奇死去，他的弟弟和他弟弟的后人都不具备赵匡胤的军事指挥能力，却依旧延续了那套将武将限制的死死的军事制度。

整个北宋时期，压制武将是一条基本国策，在西北战线上屡立战功的狄青最终也只能落个被排挤出权力中心，郁郁而终的下场。

直接出面排挤武将的大多是文人士大夫集团，有宋一朝，对于这一集团相当之好，文人士大夫之所以能够在宋朝如鱼得水，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在皇权眼里，这一群体相对守规矩，没那么危险，皇权和文人士大夫集团可以是合作关系，而武将却可以直接要皇帝的命，所以有宋一朝，用文人士大夫压制武将是基本国策，文人集团中偶尔也会出现几个像范仲淹这样能文能武的顶级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宋王朝军事上的不足，但是在武将长期被压制的总的时代大背景下，出几个范仲淹这样特殊的士大夫，并不能改变宋代军事能力普遍不行的现状。

北宋初年，宋辽两朝早早达成了和平协议，宋帝国的外部军事压力大减，所以就更没有动力去改革军事制度，事实上，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对面的辽国，所以当东北的女真族崛起时，能够以如此之快的速度将辽宋两个大帝国打到一死一残。

北宋王朝在外部环境相对和平的大背景下将那种极限压制武将的制度坚持了一百多年，这一切最终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耻辱之一：靖康耻。

靖康二年四月，金军攻克北宋东京汴梁，俘虏钦宗、徽宗二帝和一众王公大臣、公主嫔妃，并搜刮金银玉帛无数，包括钦宗、徽宗在内的整个北宋统治集团被金军押解回营。

但靖康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意外，当时北宋朝廷的运行体系还算完好，全国各地的勤王军队也有很多尚未达到，单说东京汴梁的防御也还算坚固，而此时的金国刚刚灭亡辽国不久，还没有完全将占领区彻底消化，金军派来围攻汴梁的军队甚至没能建立起完善的后勤保障系统，只能靠劫掠周边郡县来获得补给，金军最终的目的也只是勒索钱财，但是在钦、徽二帝的瞎指挥和北宋军事制度的混乱的综合作用下，金军的劫掠袭扰竟然演变成了一场灭国之战。

那场本不该发生的靖康之耻导致了一系列连锁反应，那个仍有相当实力的大宋王朝，在内部组织尚未崩溃的情况下，被在北方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金国来了一个黑虎掏心。

原本的帝国中枢被强行打断，而金国实际上也没有拿下整个北宋，甚至拿下整个北方的实力也没有，所以金国最终选择扶持傀儡张邦昌建立伪楚政权，而后离开汴梁。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赵构的反应足够快，他立刻以兵马大元帅的身份收拾人马，拉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班底在应天府（南京）继位，虽然继位之初出现了被金军赶到海上的尴尬局面，但是最终赵构仍稳住了南方的基本盘。

汴梁突然丢失这样的重大变故不止影响皇帝赵构，也影响着武将集团，整个国家陷入危机导致武将的权力扩大，期间还发生了苗刘兵变这样的巨大变故，于是，皇权、文人士大夫、武将集团的脆弱平衡有被打破的风险。

一般来说，皇权一旦确立，在不发生大规模政变的情况下很难更替，宋徽宗让位于儿子钦宗，钦宗很快就将帝国的最高权力握在自己手中，徽宗再想干预政事，钦宗都可以轻易否决，所以正常情况下，即便“迎回二圣”这种事情真的发生，那两个被屈辱俘虏，周围班底尽数丧失的旧皇帝，又岂是拉起一个班底重建朝廷的赵构的对手，但是请注意，这是正常情况，而赵构这个皇帝，并不正常。

赵构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子嗣。

因早年受金军惊吓，宋高宗赵构不能生育，不能生育就意味着在继承人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巨大不确定性，对于其他本身皇权没问题的皇帝来说，这个矛盾还可以通过过继他人子嗣来解决，但是如果皇帝本身的皇位合法性就有争议呢？

赵构身上的这个特殊情况注定了他对于“迎回二圣”要格外提防，事实上，这一点岳飞是想到了的，其实“迎回二圣”这个说法是宋高宗赵构本人提出的，而岳飞在给宋高宗的奏折中一直用的是“迎回圣眷”，岳飞并非全无政治头脑，他的这种表述对于正常皇帝来说，已经是足够明显的站队表现，但是对于赵构却不行，他要的不是皇位大致安全，而是绝对安全。

赵构在胜负未分的情况下急于向金人祈和的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班底都在南方，他的这份皇权一旦越过长江，其力度就会衰减，如果岳飞等武将真的收回北方大片国土，甚至真的“迎回二圣”，就存在北方势力与钦宗势力（徽宗其实对于赵构影响不大）合流的可能性，而赵构这个没有子嗣的皇帝，绝不允许这种可能性存在，对于赵构来说，丢失长江以北的领土，自己尚可以是南方半壁江山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如果在皇位之争中失势，他的一切权力都将化为乌有。

这就是中国古代皇权发展到一种畸形状态下的特殊社会逻辑，赵构必须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自己的皇权受到危险，为此，功臣可杀，土地可弃，子民也可以不管，岳飞并非只懂军事不懂政治，只不过在当时以巩固皇权为最高政治逻辑的社会中，宋高宗赵构需要杀一个重要武将，一方面防止军头做大，一方面将帝国的重点牢牢掌控在南方，岳飞父子又恰好符合要求，所以就成为了这种畸形政治逻辑的牺牲品。

岳飞死后，武将集团都乖乖交出了权力，但此时的仍有一对矛盾，皇权和相权。

一般来说，宋朝的相权更像是对皇权的一种保护而非威胁，但是秦桧的相权却极为特殊，这对特殊君臣之间，还得进行一场激烈博弈。

秦桧当初在汴梁与徽宗、钦宗一同被金人掳走，但到达金营后不久，秦桧便与金人搞好了关系，此后携全家回到南宋，秦桧宣称自己是趁金人不备逃回南方。

但这显然说不通，就算金人放松警惕，也不太可能坐视秦桧带着全家返回南宋，且秦桧返回后立刻提出“南归南，北归北”的战略方针，在金人意识到自己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占领南宋后，这个南方归宋，北方归金的方案无疑是对金国最有利的方案。

秦桧归宋后开始疯狂打压主战派，不止是主战派，即便是温和的主和派也要被打压，秦桧的种种举动简直就是金国的代理人。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一点是，宋金两国议和后，金人除要求南宋每年供奉金银绢外，还要求南宋无故不得罢相。

而这个不能被轻易罢免的宰相，就是秦桧。

有宋一朝，相权相对较大，但是相权却也担负着另一项职能：就是替皇权承担责任，政府决策失败，朝廷会宣布罢相，皇权依旧稳如泰山。

而且文人士大夫集团不同于武将集团，其本身就更倾向于与皇权合作，而非直接取代皇权，只是秦桧这个宰相稍有不同。

秦桧有金国人作为外援，无形之中为自己增加了一层能量，在不可轻易罢相的承诺下，秦桧开始大权独揽，他一方面继续打压异己，一方面扶持自己势力，同时与其党羽一同粉饰太平，蒙蔽宋高宗赵构。

至少从表面上看，秦桧的这一系列操作很成功，他的党羽在朝中得势，他的进的谗言，赵构信了，至少表面上信了。

但是深谙权力之道的赵构，又岂是一个傻子，他不动秦桧，说到底是因为他明白此刻自己动秦桧会造成很大麻烦，武将集团已经被自己压制下去，如果过早动了秦桧导致金国不满再次挑起战争可就麻烦了。

如果宋金之战再起，要么彻底干掉秦桧与金国决裂，但这样一来·就得重启武将集团，后者则有可能趁机做大，如果让秦桧为首的文人士大夫集团抓住机会与金人联合，是有机会对自己皇位构成威胁的，基于这样的认知，赵构选择隐忍。

秦桧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赵构能满足的一律满足，但赵构其实对秦桧并不放心，后来据其自己说，他每次见秦桧时，都要在靴子里藏上一把匕首。

赵构除将禁军握在自己手中外，其余事宜大多按照秦桧的意思去办，秦桧比赵构大17岁，赵构的计划很简单，耗死秦桧，然后不动声色地收回权力。

绍兴二十五年，秦桧党羽奏请秦桧乘金根车、设益国府官署、加九锡，这已经可以看作秦桧一派对于皇权的一次小小试探，但此时的赵构已经看出秦桧已经接近油尽灯枯，竟同意了这个要求。

同年十月，秦桧病重，赵构前往其家中探望，此时秦桧已经不能说话，只是不断流泪，此时秦桧的养子向赵构问出了那个关键的问题：丞相之位应该由谁代替？

谁知一向对秦桧言听计从的宋高宗赵构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这件事不该你关心。

秦桧养子秦熺仍不死心，第二天带着自己大量党羽上朝，准备让自己人一同举荐自己为相，谁知赵构竟早已在朝上等着他们，没等秦熺等人发话，赵构便先宣布诏书，先用华丽的语言称赞秦桧父子的功劳，而后加封秦桧为建康郡王，封秦熺为少师，虚职和爵位都封赏完毕后，赵构终于图穷匕见，宣布秦桧一家只保留爵位，不再拥有实际职权，秦家利用金国帮助自己长期垄断丞相一职的幻想彻底落空。

秦桧听到这一消息立刻陷入崩溃，当天便死在家中，随着秦桧死去，赵构轻描淡写地架空秦桧一党，帝国的实际控制权终于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熬死秦桧，收回权力后，南宋一朝的政治格局终于回到了与北宋一样的“正常”状态。

这场赵构、秦桧、岳飞之间的故事以这样一种悲剧结局而收场，宋帝国彻底丧失了北方领土，那些被遗留在北方的百姓只能一次次南望王师，这些百姓不会明白，他们渴望的王师不过是统治手中的工具，而那个统治者与他们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

站在赵构的角度讲，在与金国之间的战与和的选择不过是一场博弈和算计，他需要计算风险和收益，当收复失地的风险大于其所带来的收益，赵构果断选择保住南方即可，皇权逻辑发展到赵宋一朝迎来了第一个死胡同：当皇权与整个国家利益不一致时，皇帝有能力为了自己利益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

由唐到宋，中国的军事制度和民族性格都发生了根本改变，大唐的武德充沛导致了长达百余年的军阀割据，后来宋帝国设计出一套复杂而完备的体系来压制武将，从各个方面防止武将做大，并最终形成了皇权联合士大夫集团压制武将的制度设计。

但是这样的制度的保守性是不言而喻的，以这种政治逻辑组织起来的帝国是没有未来的，无论统治者设计出多么精妙的制度，在这样总的政治逻辑下，帝国是没有未来的。

当北方的游牧文明在蒙古高原上达到极盛，这个政治逻辑已经走入死胡同的保守帝国将迎来一次彻彻底底的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