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都不假，皇帝的权力大了，难免不疑神疑鬼。

当初说好一起打天下，结果汉初三杰里，张良最后归隐离开，而韩信也下场凄惨。

那么，身居朝堂之上的萧何，到底是怎样明哲保身，化险为夷的呢？

萧何(公元前256-公元前193),秦王朝泗水郡沛丰(今江苏省沛县、丰县一带人，是为刘邦建立大汉帝国的重要谋臣之一,官居录相之位,与张良、韩信一起被誉为汉初三杰。

在三杰当中,他有见识、有眼光、有智慧、有器量,这些长处使其成为汉初三杰中的佼佼者。

他又是唯一一位功绩显赫、官位卓高而又能明哲保身的功臣。

《诗·大雅·歪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这是对明哲保身的最早记载,原意是指明于事理的人善于自保，是不含贬义的。

萧何在这方面确实是做到了，他不光是既明且智地做事,而且能恰到好处地保全自身，等取和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堪称古代政治家中的一位典范代表。

可以说,在刘邦的人生起步阶段,萧何对其提助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司马迁在《史记之初提到萧何时,他不过是一名沛县县府中从事文墨工作的平凡小吏,就是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县府小吏，却似乎有着超凡的预先感知能力，给当时只是一名地痞的刘邦提供多重帮助，安排给他第一份差事即出任沛县所辖泗水亭亭长。

其二,在刘邦负责送沛县民夫到咸阳服役时,又比别人多送二百钱给刘邦。

三,在沛县县令好友吕公来到沛县寄居时,是萧何让不持一钱的刘邦进入县令家，高祖才有机会被善相人的吕公“敬重之”,奉其为上宾,才有机会娶吕雉为妻,并借助吕公的名望进一步加强他在沛县的实力。

试想,如果在刘邦进门时被负责主办的萧何拦住,该是何等的尴尬与难堪!刘邦后来一匡天下,建立不朽基业,恐怕也早在萧何意料之中。

御史“欲入言征何,何固请,得毋行”,萧何坚持请辞不去，这其中的道理该怎样阐释?我们尚且可以说萧何对刘邦的栽培是无意识的,他或许没有知人知命的能力,但在自己的仕途面前,他没有理由放弃去都城工作的机会,没有理由不去谋求更大的收获。

那么我们可以猜想身为主吏的萧何是否在当时秦国刚刚统一后的环境里察觉到了什么鲜为人知的东西?看看当时的大环境,秦统一后不久，律令繁多,苛捐杂税沉重，人们被迫去为秦始皇修筑陵墓、建砌长城,再加上焚书坑儒又使人们的精神束缚加强，使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连年战争的结束并没有让人民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另一种反现实的向往藏匿于百姓心中。

在这种情形下,善思沉稳的萧何，又怎肯放弃眷恋的故土，去走进森严巍域、机权莫测的咸阳城?他有没有把握在那里等待他的未来?

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即使是草莽匹夫也有机会去争得一席之地的，一个人只要有胆识就往往会有所成就。萧何在当时必然是看到了刘备身上所具有的王者气质,料定其必成大事,故而多方面帮助他。

在刘邦率军进驻咸阳城后,萧何曾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可以取得民众的认同。

后来“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取得秦皇室典籍资料不仅仅对当时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汉王朝建立后各项政治制度的建立、行政制度的制定和国家资源的调派等方面的助益都是硕大的。

在项羽背约后，萧何劝说刘邦受封汉王，作战略撤退，不争一日之短长,使刘邦“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

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决定实为刘邦一步决策上的胜利，荐举韩信可以认为是刘邦取得天下的一个关键环节，有了韩信,刘邦才能“东出陈仓,定三秦”,“收魏、河南,韩股王皆降.......”,顺利建立大汉版图。

留守巴蜀做后援在艰难的战争中,萧何留守巴蜀，“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做好后方的治理和支援工作““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

萧何作汉律九章,进一步健全了汉帝国的法律制度。营建未央宫是萧何帮助刘邦宣扬皇权的一个有力象征，不但提早树立了刘氏皇权在民众中的威慑力,又免得在以后平安岁月里大兴土木,在战乱期间建造宫室，乃萧何远见之中的又上策，

《史记·高祖本纪》里提到高祖在置酒洛阳南宫时询问群臣项羽之所以失天下而他得天下的原因时除肯定群臣对自己“与天下人同利”看法之外,还说道:“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可见刘邦对协助他建立汉帝国的功臣们认识是深刻的,对萧何的功劳是持肯定态度的。

刘邦在天下大定论功行赏时“以萧何功最盛,封为宽候,所食邑多,并“赐带剑展上段,入朝不趋”,萧何“父子兄弟十余人”都得封食色，另外又加封三千户以报昔日赴咸阳时萧何多送二百钱之恩。

刘邦何以如此器重萧何?

正是因为他为大汉帝国立下了不朽的伟功。

在为刘氏争天下而鞠躬尽瘁之时，作为一名政治家，萧何并不图索取,也未曾为自身考虑过太多,正是如此,他才能位高权重而又能自我保全。

在楚汉相争的艰难岁月，“汉王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上数使使劳苦丞相，”生性多疑的刘邦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即使是忠肝义胆辅佐他的萧何也不例外这是萧何功高见疑的第一次。

刘邦与项羽在前线苦撑,大后方完全在萧何的掌控之下。

表面看来,刘邦似乎是关心、慰劳萧何之劳苦，然而政治嗅觉灵敏的门人鲍生就向萧何建议这是刘邦开始怀疑他了，并献计让萧何将家族中子弟凡是能作战的人全部送往前线,这样刘邦必然会更加信任萧何。

明智的萧何怎能不懂鲍生所言在更深的层次上触及到的事物本质?刘邦自然害怕后方失火，那样他的全部精力将功亏一贫,即使是如亲兄的萧何也不能全然信之，遂从鲍生之言以家族人马鼎立助战有萧何的家人在前线,刘邦果然对萧何放心有加,大加赞赏，这一点在日后刘邦加封萧何赛侯时进一步得以证实。

历来有成大事业者无不有疑人之心,平民出身的刘邦也不例外。

他征得天下后,害怕的便是像他一样造反起事或功高震主的人。韩信一直是他的心腹大患，虽封韩信为淮阴候,却剥夺了其统军权力，只给虚名。

在刘邦出往邯郸平息陈稀之乱时，闻听吕后用萧何计除掉了韩信,喜悦的同时另一种担忧又冲上刘邦的心头,于是一方面“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另一面“今卒五百人一都时为相国卫,名义上是对萧何进行保护,实则是怕再生意外，不想其良苦用心却被“东陵候"召平识破。

召平是故秦国的东陵候，对政治上的事宜自是熟知。

他对萧何说:“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其义大略可见，名义上对萧何的保护实则是一种变相的囚禁。

萧何在他的建议下，“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这是牺牲自身物质利益而换取安全的破财消灾法,遂破解了刘邦的第二次怀疑。

刘邦对萧何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萧何身为大汉第一功臣且身居录相之位,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又足智多谋,不似韩信那样无政治城府,刘邦怕的便是这样的全才,屡屡动用心思多方位考验萧何，然而每一次得到的结果是萧何除了助他征取、稳定社稷之外而心无他念,即使这样也不能让刘邦把心从嗓子眼完全放下来。

“汉十二年秋，踪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这是萧何被第三次怀疑了。萧何的门客告诉他说“您可能不久要被诛灭九族了”。

试想想,刘邦一直是统军在前方作战，后方全是萧何在着手营建，萧在关中百姓的心中早已经树立起了体民爱民的尊者形象,刘邦虽贵为皇帝，依然惧怕民心所向,更何况以萧何位居相国之位，反手自已做皇帝是轻而易举的事,刘邦当然怕这个“后患”再生是非。

萧何当然知道“狡免死,良狗意,高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也了解刘邦的心思,遂听从门客建议,强迫自己贱买民田自污其名,使得刘邦以为萧何亦有贪财之欲,高兴之余再次放松警惕。

及至刘邦从前线回来后问起萧何强买民田之事，萧何还得继续把戏演下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厚道的他居然由此为民请命请求开放皇家上林苑以增加农民田地,刘邦听后大怒,说他“多受贾人财物,及为请吾苑并投之于狱中。

在刘邦经人劝说释疑后,他“素恭谨,入,徒跳谢”,这位毕恭毕敬、已经是风烛之年的老人家,不仅让读者从心底里有些悲悯,从其举止上,我们可以设想对刘邦从无二心的萧何其心境何其复杂。

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萧何的政治敏感度也是超强的从他在县府为吏拒辞进咸阳一事便可见一斑,其所立诸功自然与他高远的政治远见不可分割。

在处理与刘邦的关系上，他也每每能站在政治角度客观地看待，始终意识到他们之间所存在的不可逾越的君臣关系,因此才能被刘邦三疑三释。

萧何屡次见疑脱险,不能说是侥幸的。从他协助刘邦起事时就一直是一个成功的辅助者,他推辞不愿做领事人，却衷心辅助刘邦夺取天下,治理社稷。

这与其个人思想中的老庄倾向是分不开的,他的治国良策与民休息、安于生产也受此影响,一切的一切总是在不动声色中完成，乃至于曹参为相后还是“一遵萧何约束”,他对人民的尊重和爱是符合历史规则的。

对现状，他总是没有太多的要求,懂得知足，他功劳第一,食邑也最多,但并未给后世子孙留下多少家业，“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终其一生恭俭勤劳,不放任享受,薄敛轻赋，开汉王朝日后廉洁风气之先。

正是由于这种与世无争、无名自守的思想才能够使他处变不惊、屡次脱险,从而做到明哲保身。

萧何只是一往直前,恭恭敬敬地效忠于他所事奉的大汉事业,并不为功劳所苦,这样才成就了一位全身、全面的萧何，他的处世之学是值得称赞的，他不像韩信那样直落所求，也不似功成身退、回归自然的张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而是辅佐刘邦自始至终,为世人树立了一位明智、多谋、又能明哲保身的全方位的卓越政治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