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部落的起源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民族的开国大元帝,其家族历史更是众人津津乐道。

传说中,成吉思汗的祖先竟然是狼和鹿的后裔，也变相说明成吉思汗的图腾正是狼图腾。

那么这种传说是怎么流传的？跟图腾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图腾”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末叶,由一位名叫约翰·朗格的人在与操奥吉布瓦语和奇佩瓦语印第安人的交往中,了解到totam(图腾)一词,意为“他的亲族”。

而关于图腾崇拜的研究,则始于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学者约翰·费古森·麦克林南(1827一1881),他于1869年至1870年间发表在《双周评论》上的“动物与植物崇拜”系列论文,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反响。

麦克林南写道:“我们要详细地解释一下图腾是什么，图腾通常的伴随物又是什么;表明它们在现存的部落人群中在多大程度上拥有或近来一直拥有某种地位,我们将尽力阐明我们所说的图腾发展阶段中人类的心智状态。

其次,我们要考察这样一种证据,它表明古代各民族在史前时期经历过图腾阶段,在人格神出现以前,曾以动物、植物,以及被视为动物的天体作为神祗,我们还要考虑关于这些证据所曾提出过的种种解释。

我们要得出的结论是:古代各民族经历过图腾阶段,这一假设符合于一个健全的假设所需的一切条件。”

图腾乃是氏族的标志,婚姻集团的标志。

它既是宗教体制。又是社会制度。

图腾制度的产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越,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外婚制婚姻形式“在本氏族内禁止通婚，以保证与无亲族关系的外人通婚的优点，这是这种组织最根本的原则,也是最难建立的原则之一。”

即同一图腾内部禁止一切性关系的情况下，以契约的形式建立起来的不同图腾集团之间的两性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亦即甲氏族的全体女子是乙氏族全体男子的妻子,相应地乙氏族的全体女子也是甲氏族全体男子的妻子。

关于氏族婚姻联盟究竟起始自同一个原始集体?还是来自两个原始集体的结合?从上世纪L费逊与E·泰勒的争论开始,一直争论了几十年。

事实上,直至目前所知道的氏族婚姻联盟或者由氏族组织发展出来的胞族婚姻联盟,其中的两个氏族或胞族，都各自具有不同的图腾。

显然就只能得出氏族婚姻联盟是由原先的两个图腾集团结合而形成的结论。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应当出现具有同一个图腾的两个氏族之间的婚姻联盟,然而从未发现过这种情况。

至今所知道的所有最古老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形式都是两合的,对等的,而不是三个或者更多氏族之间的婚姻联盟。所有其他氏族之间的婚姻形式都比两合氏族婚姻联盟要晚,都可以上推到两合氏族婚姻联盟。

巴塔赤罕的出现,标志着图腾崇拜的消亡和祖先崇拜的确立。

《蒙古秘史》开篇便说:“成吉思可汗的根源，是奉上天之命而生的苍色狼和他的妻房惨白色鹿，渡过腾汲思水,来到斡难河源头的不而罕山前住下,产生了巴塔赤罕。”

《史集》云:“所有的蒙古部落都是从[某时]逃到额儿古涅一昆来的那两个人的氏族产生的，那两个人的后代中有一个名叫博儿帖一赤那的受尊敬的异密,他是若干个部落的首领，他有许多妻子和孩子。

名叫豁埃一马阑勒的长妻为他生了一个在诸子中最有出息,后来登临帝位的儿子,这个儿子名叫巴塔赤合罕。

《史集》中的这段叙述,除了保留了博儿帖一赤那和豁埃一马阑勒两个图腾动物的名称之外,其它内容都是按照作者时代的思想观念追加的。

明译《蒙古秘史》的旁译中,凡是人名之处皆旁注“名'或“人名”而不作翻译,唯独将“博儿贴赤那”和“豁埃马阑勒”翻译为“苍色狼”和“惨白色鹿”。这一点很重要,明译者必有其根据,绝不会对这么重要的问题疏忽大意。

母系氏族会发展到父权制氏族社会之后，图腾崇拜即为祖先崇拜所取代。进入父权制氏族社会之后,图腾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观念意义,彼时尚无文字记录,而是口耳相传,代代承袭。在流传过程中,图腾原具有的观念意义不断减弱乃至消失。

到了《蒙古秘史》成书时代,在图腾的观念意义早已茫然无知的情况下,人们不知狼、鹿代表两个氏族的图腾,故变成了狼、鹿婚配而生人。

《史集》云:“大约距今两千年前,古代被称为蒙古的那个部落,与另一些突厥部落发生了内讧,终于引起战争。据值得信赖的贵人们[所转告]的一则故事说,另一些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

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了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除了通过一条羊肠小道,历尽艰难险阻可达其间外,任何一面别无途径。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气候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叫额儿古涅一昆。

“昆字意为“山坡;而“额儿古涅意力险竣”;这个地方意即峻岭。那两人的名字为:捏古思和乞颜。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居留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

“当这个民族在这些山里和森林里生息蕃衍，地域显得日益狭窄不够时....于是,他们找到了一处从前经常在那里熔铁的铁矿产地。

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即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居金山之阳,为茹茹铁工。金山形似兜整,其俗谓兜整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蒙古与突厥不仅有同样的遭遇,迁居的地理环境完全相同,而且蒙古人的“化铁熔山”与突厥人“为茹茹铁工”相合。

有人认为:“额尔古涅一昆指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山地”。《史集》中解释的很清楚“昆”字意为“山坡”,而“额儿古涅”意为“险峻”,这个地方意即“峻岭”。也就是说“额儿古涅一昆”不是专名,也不是地名,仅是形容山岭“险竣”,与额尔古纳河无涉。

况且,额尔古纳河流域并无四周群山,中间是平壤茂草的地貌。《周书·突厥传》云:“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

这与《史集》描述的地貌完全相同。

高昌国之北有贪汗山,即今吐鲁番盆地北边的博格多山(bogdo-ola)。这一带山脉自古以产铜铁、煤驰名。《水经注·河水篇》引《释氏西域记》云:“屈茨(龟兹)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

可见狼、鹿之族来此之前,已经有人在这里治铁了。有人根据辽代曾有“亚禁露生熟铁于达旦等界”的禁令,推测出“传说蒙古先祖化铁熔山的故事,按史实纯属子虚乌有。”这等于说,如今生活在城市和农区的蒙古人的祖先从未从事过游牧业。

拉施特说,蒙古人是在大约两千年前逃入额儿古涅一昆的。从拉施特时代向前推两千年,蒙古先民当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的历史阶段。

至于突厥人何年迁入高昌国之北山,史无记载。但突厥人迁到高昌国之北山时,仍然是一个以狼为图腾的母系氏族。

者迁徙的不同时间来推断，突厥人从高昌国之北山迁走之后,蒙古先民及一部分狼氏姻族部落并没有随之离开,而是仍在这个地方“生息繁衍”,直至“他们所占的地域显得日益狭窄不够时”,即突厥人迁走100多年之后(公元6世纪中叶),才“化铁探山”,迁往肯特山一带,故有以狼、鹿为图腾的两个婚姻集团,迁到不而罕山(肯特山)南之记载。

伊利汗国宰相兼宫廷史家拉施特在奉诏编纂钦定史书《史集》时,利用了宫廷档案资料和“口头传说和故事中所保存的一切”,成书后又进呈御览,深受完者都汗赞赏。

故《史集》中将蒙古人称为:“现今称为蒙古的突厥诸部落”和“过去就称为蒙古的突厥诸部落”,绝非儿戏之言，拉施特亦不敢妄自臆造异说。

事实上,任何一个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都不断吸收和融合了许多其他民族的成员，同时也不断有一些人分离出去,加入到别的民族之中,但民族的形成必有一个一脉相承的主流上面所述迁往金山之阳的狼氏族及其鹿氏姻族中，原蒙古人为主流,狼氏族被鹿氏族同化,发展为蒙古族。

原蒙古人在同化狼氏姻族的过程中,吸收了突厥的语言、文化等因素,如输入了突厥语的前后列元音体系和大量突厥语措词等等。

1983年出土于扎贵诺尔鲜卑古墓的金饰牌(现保存于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雕刻着并列站立的三只回首眺望的鹿。据考古学者鉴定,这件金质的饰牌为鲜卑人的腰饰带钩。

《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又张宴说:“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

“郭落”为兽之义“鲜卑”意为瑞祥或神,合之为瑞兽或神兽。鲜卑人以鹿兽状铸镂带钩上,即所谓“鲜卑郭落带”,译言瑞兽带或神兽带。

因而这件“东胡好服之”金饰牌为“鹿”。众所周知“蒙古族源于东胡”已成史学界之共识,东胡崇拜鹿,视鹿为“神兽”。

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产生图腾崇拜的社会历史背景消失以后,人们对图腾的观念意义早已茫然无知，对图腾动物赋予新的超现实的“神”性意义，正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结果,尽管“鹿”的岩画、鹿石”和“鹿”的金饰牌所含盖观念意义不同,但是形式上皆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图腾崇拜时代。

前已言之,图腾崇拜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世系以母系计,图腾缘母系相传”，"鹿”是成吉思汗远祖的氏族图腾。

民族的形成,经过了氏族一胞族一部落一部落联盟一民族的演化过程,蒙古民族是由众多氏族组成的,各个氏族肯定皆有自己的图腾。

蒙古人的树木崇拜、乌鸦崇拜、猫头鹰崇拜、熊崇拜、鹰崇拜、生崇拜等等,有些很可能是图腾崇拜的痕迹。鹿图腾氏族只是蒙古民族众多氏族中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