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议题，学界关于蒙元时期土地问题、赋税问题、农业发展措施研究成果已有不少。

尽管已有丰硕的成果，但在讨论蒙元时期的农业问题时依旧会出现一个重要的问题：

蒙古人民都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土地给了他们之后，他们应该怎样管理呢？

难道蒙元时期的土地没人种了吗？

从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到1260年忽必烈继位，大蒙古国统治区域及政治重心在漠北高原。由于战争频仍，统治者对于和平环境、气候条件要求比较高的农业关注度不够，农业制度不明显。但不能说明这时期没有农业存在，没出台农业相关制度。

漠北高原，气候寒冷，虽然农业生产不发达，但从土拉河流域、苏赫巴托、库苏古尔、南戈壁等地发现的粮食加工工具、石板等农具，以及采集到的装粮食用的陶器来看，表明从青铜时代蒙古北部到南部(由库苏古尔到南戈壁)，从东到西(苏赫巴托到科布多)都留下了原始农业的遗迹。

太祖元年(1206)，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了大蒙古国。太宗元年(1229)窝阔台汗即位，太宗六年，蒙宋联合灭金。

金朝灭亡后，太宗七年初，窝阔台汗兵分三路分别向四川、江淮、汉水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大举进攻南宋，战争一直持续到太宗十三年，因窝阔台病逝而暂时休止。

十年后，宪宗元年(1251)，蒙哥汗又开始了与南宋的拉锯战，宪宗九年(1259)底，蒙哥汗重伤病逝。至此为止，大蒙古国疆域向南已经拓展到原来金朝所拥有的中原地区，长江流域成为宋蒙战场。

这也意味着，蒙古国疆域中适宜农耕区域的范围极大地向南扩展了。

大蒙古国时期的土地制度主要是屯田制大蒙古国时期，地处较为寒冷区域，适宜农业生长的土地较少。窝阔台汗也曾经赐田给汉人焦德裕“井经北障城田”。

但农业不是其主要生产方式。随着战争推进，农业的主要呈现形式是屯田，这是蒙元时期发展农业经济的一项重要制度。

《元史·兵三》记载:“国初，用兵征讨，遇坚城大敌，则必屯田以守之。四25%显然蒙元时期屯田的作用就是军事储备和城守。

大蒙古国时期，各地的屯田地点目前学术界尚不能完全确定，初期多设置有交通要道的屯田;有军事行动和农业生产相结合的屯田;还有安置流民和降民的屯田,最著名的是镇海屯田。镇海是成吉思汗深为倚重的将领，太祖七年(1212),奉命“屯田于阿鲁欢，立镇海城城守之”。

还有一处比较有名的就是霸州屯田。

无论是镇海屯田，霸州屯田，凤翔路，京兆路等屯田，不论是军屯、民屯、俘房屯田，亦或是移民屯田，从分布区域看，都是配合当时的军事进攻目标而设立:宪宗蒙哥汗时期已经有了相对大规模的屯田，甚至有了屯田管理机构。

当时的屯田因时因人因地而决定，农业制度依然属于萌芽状态，具有阶段性和地域性。但大蒙古国时期的屯田制为以后大规模屯田提供了基础。

吉思汗实行裂土分封，当时其所在区域是高塞区域，史料中尚未见到其推动农业发展的措施。《史集》记载:窝阔台汗曾经奖励了种植萝卜和香树成功的子民,t说明窝阔台汗对种植业的重视，也意味着游牧生活对农业的需求。

但窝阔台对其占有的江淮以北的土地，依然实行分封制，这是漠北草原分封制度在汉地的延伸。

大蒙古国时期，不适宜农业的区域，农业基本不能发展。战争取得的农业区域，如汉地，则开始恢复原有农业。

显然，统治区域内农业发展极不平衡，具有地域性特征:蒙哥汗时期的屯田及管理措施，是大蒙古国时期屯田制度的延续和扩展:二者结合，体现了农业制度的继承性。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这时期，忽必烈已经在漠南经略近十年。早在宪宗元年(1251)，忽必烈开府金莲川，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

宪宗四年(1254)忽必烈攻陷大理城，云南并入大蒙古国版图。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取《易经》“大截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次年迁都燕京，称大都。

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元朝完成统一。至此，元朝疆域已经“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元朝的建立，意味着大蒙古国的疆域由北向南推进，也说明蒙元主要统治区域由原来的漠北高原推进到适宜农业生长的中原地区以及长江以南。统治区域由北向南扩展，尤其是面对广大的适宜农耕区域，统治政策必然会相应调整。

随着蒙元战争的进行，其土地分配方式不同。就所有制来说，分为官田、民田两大系统。民田是私有土地，耕种者向国家缴纳税粮，并且上地可以买卖。

官田的使用方式比较多，有喝田、职分田、屯田等。同时，全国农业发展状态是极其不平衡的。基本可以分为中原汉地、北方边地、东南地区、西南地区等几大区域。

即便是在同样的区域内，例如北方边地的甘肃、辽阳、岭北行省农业发展情况也不一致。仅举国家掌控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屯田来看，忽必烈时期，屯田极为广泛。《元史·兵志三》记载“海内既一，于是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

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为虑盖甚详密矣。大抵芍陵、洪泽、甘、肃、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减于旧:和林、陕西、四川等地，则因地之宜而肇为之，亦未尝遗其利焉。

至于云南八番、海南、海北，虽非屯田之所，而以为蛮夷腹心之地，则又因制兵屯族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无不可屯之兵，无不可耕之地矣。”

据《元史》卷一百《兵志·屯田》呈现的年代来看，忽必烈时期的屯田数量远远超过前代，甚至远远超过后代。为什么这时期屯田达到顶峰呢?

首先，忽必烈的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军事用兵尚未停止，用于支撑军饷和驻守的屯田必然辅之:

其次，元朝时期统治区域适宜农耕屯垦的土地远远大于之前任何时期武宗、英宗、文宗等时期都有屯田记载。

但屯田规模远不如世祖忽必烈时期。在屯田基础上忽必烈时期屯田的管理机构大约形成几种方式以枢密院管辖的左、右、中、前、后五卫的侍卫亲军屯田;以大司农宣徽院管辖的军民屯田;在各行中书省如辽阳、河南、甘肃、江西、江浙四川、云南、湖广等处的军屯。240屯田种类分军屯、民屯以及囚屯、降卒屯。

又以军屯为最主要，军屯逐渐分为两种，一种是操守正军屯田:另一种是屯田军，专责屯种供给军饷。民屯方面，除部分招募的民屯户外，大量的民屯户来自于外来人口的移徙。朝廷将内地无田而自愿徒边的民众，连同他们的家属徒居边塞荒地，成为民屯的农业劳动力。

屯田活动伴随元朝始终，与元朝不断征伐有直接关系。

但从设立区域和时间来看，可分为三个时间段:蒙古国时期、元代忽必烈时期，忽必烈以后时期:其管理机构的变迁也是从无到有，又逐渐弱化，忽必烈之后亦有调整。

劝农制度及实施宪宗元年(1251)，忽必烈开始经略中原地区。

曾经多次成为蒙金战场的中原“土旷民贫。”四3关中地区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43四川、两淮、襄樊地区，也因蒙宋战争激烈，人口流失大半。

四川地区在兵赛中居民“十亡七八"。元朝初年，两淮流域“在前南北边檄，中间歇闲岁久，膏肥有余，虽有居民，耕种甚是稀少。”

通过梳理蒙元时期的土地制度，尤其是屯田制度，劝农制度，农业村社制度以及农业赋税制度，可以看出，蒙元时期的农业发展及措施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地域性、阶段性、继承性特点。

大蒙古国早期，实行草原本位政策，统治重心在蒙古高原，农业发展及制度规定几乎无从谈起。

随着疆域逐渐向南延伸到适宜农业发展地区，赋税征收和农业发展相关制度也渐次建立起来。

同时，不同地域，农业重视程度不同，制度形成的推动力度也不同;如渤海地区，山西地区，海南等地区，制度的执行体现了地域性特点。

其次，在继承性基础上，蒙元时期的农业发展及农业制度呈现出阶段性、地域性，恰恰说明蒙元时期农业发展及农业制度最大的特点是因俗而治、因地制宜。

随着战争的拓展，疆域是从北向南延伸，面对逐渐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尽管也有过是否继续发展畜牧业的讨论，最后还是接受耶律楚材发展农业、收取税赋的建议。

忽必烈时期，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环境，采取了一系列劝农措施，开始全方位发展农业。无论是屯田制、劝农制、村社制以及农业税制，都具有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特点。

北方游牧政权在征服南部地区时候，都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契丹建立的辽朝、女真建立的金朝均如此从蒙元时期的典型农业发展及制度来看，也做出了相应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