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自从他三岁登基以来，就整天生活在惶恐不安中。

大清朝覆灭后，他这位末代皇帝被赶出了皇宫，之后被心怀叵测的日本人诱骗，成为伪满洲皇帝。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成为新中国的战犯，被送到战犯管理所改造，在改造的过程中，溥仪将自己那充满无奈和屈辱的前半生，用文字描述了出来，随后编辑李文达，又进行了一番修改和润色，溥仪的这本名为《我的前半生》回忆录，得以正式出版。

溥仪病逝后，他的妻子李淑贤为了继承其遗产，用了十年的时间打官司。

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李淑贤又是在与谁争夺这份遗产呢？

1909年，年仅三岁的溥仪，在懵懵懂懂中被他的父亲醇亲王抱上了皇帝宝座。

溥仪登基后，取年号“宣统”，意思是将大清基业发扬壮大，江山长治久安。

然而，这个寓意美好的年号，并没有给大清朝带来好运，被称为宣统帝的溥仪，在位仅三年，大清朝便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宣告终结，溥仪被迫退位，不过还可以继续留在皇宫居住。

1917年，溥仪在张勋的支持下，再次登上皇位，但只当了12天皇帝，便又被段祺瑞赶下了皇帝宝座。

到了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彻底驱逐出了皇宫，住进了醇王府——他出生的地方，

而此时，一直寻找机会侵略中国的日本人，看到这位落魄的中国末代皇帝，眼中顿时闪烁出贪婪的光芒，随后通过阴谋策划，将溥仪变成了他们入侵中国的工具——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溥仪在惊慌出逃时被苏军俘虏，随即被押往苏联，直到1950年7月底，苏军才将溥仪押送回中国，随后关入抚顺战犯管理所。

溥仪自打出生起，便过的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他被送入战犯管理所后，与他同住一个监室的十来个人，基本上都他们家族成员，溥仪的几个侄儿和一个太监照料他的日常起居。

发现溥仪在狱中还过着被人服侍的生活，战犯管理所方面意识到，如果溥仪总像寄生虫一样，依赖他人的照料才能生存，这极其不利于他进行改造，将来很难重新融入社会。

于是，战犯管理所方面便重新为溥仪调整了监室，让他从家族成员中脱离了出来，让那个太监与他住在一起，并让这个太监，在一个月之内教会他基本生活技能，如穿衣、整理床铺、洗衣服等等，

起初，溥仪对这种改变很不适应，闹出不少的笑话，遭到众人的嘲笑，思想压力非常大，不过后来在管教的耐心帮助下，心态逐渐调整了过来，也慢慢学会了生活自理。

之后，他通过参与学习汇报、出外参观等活动，思想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头脑中逐渐树立起了公民观念，帝王意识正在逐步淡化。

与此同时，还认真按照战犯管理所的要求，用文字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详细的回顾反省，后来溥仪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撰写了自传《我的前半生》。

在撰写的过程中，管理所的领导为溥仪提供了大力的支持，由于溥仪文学写作水平有限，所领导除了经常帮他审阅、修改书稿，让那些伪满大臣、将官，为他提供材料，还从图书馆借来一些相关的书籍资料，供他参考.......

经过一年半左右的努力编写，溥仪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用文字详细表述了出来，他从自己的家族背景、出生、登基，一直写到进入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书稿完成后，战犯管理所油印一些，在送上级单位审阅的过程中，党中央领导人对书稿评价很高，认为具不错的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应该正式印刷出版，可以让更多的人阅读。

随后，相关部门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群众出版社。

出版社则指派编辑李文达，对《我的前半生》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整理，最终促成了这本书成功出版。

通过阅读《我的前半生》一书，读者们深入的了解到溥仪从一位末代皇帝、战犯，在共产党的教育和感化下，如何自觉悔罪，最终成功被改造为新中国公民的过程。

党中央也正是从这本书中，看到了溥仪诚恳认罪，真心接受改造的态度，因此将他列入了首批战犯特赦名单，于1959年12月被特赦出狱。

溥仪出狱后，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先是被安置到北京植物园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国家文史资料科研室工作，此时的溥仪已完全融入到了普通人的生活。

1962年，经人介绍，溥仪结识了从事护士工作的李淑贤，从看到李淑贤的第一眼，他便对她产生了浓浓好感，觉得这正是他心中可以长相厮守的女子。

但由于自己已经是55岁的年纪，而李淑贤才 37岁，溥仪担心年龄的悬殊，成为二人之间结合的障碍，这时李淑贤却表示，只要两人感情好，自己不在乎年龄的问题。

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随着感情的升温，开始谈婚论嫁。

溥仪所在单位的领导，对他的婚事很重视，还专门派人对李淑贤的情况进行了一番调查，发现她除了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并已离异，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1962年4月30日，溥仪和李淑贤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然而，婚后不久，李淑贤便发现溥仪在生活习惯方面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地方。

新婚之夜，溥仪借故忙工作，整夜没回洞房，李淑贤度过了一个孤独的洞房之夜。

之后，有好几次，李淑贤半夜从熟睡着醒来，一睁开眼看到溥仪没睡觉，而是正在聚精会神的端详她的脸，或者正在用鼻子闻她的头发和脖子，但却从来不碰她的身体。

面对溥仪种种怪异的表现，李淑贤心中很憋屈，但却又不好意思张口问，但不久后，发现李淑贤发现溥仪竟然到医院注射男性荷尔蒙激素。

从事护士工作的她当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又气愤又委屈，回到家后便痛哭了起来，并指责溥仪欺骗了她，要离婚。

溥仪一听离婚，顿时心急如焚了，脸红一阵白一阵的道出了事情。

原来，溥仪在少年期，在不怀好意的太监们的哄骗下，不但与宫女们发生不正当关系，还胡乱服用了一些药物，对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因此在与李淑贤结婚后，他感到力不从心，但为了不失去李淑贤，他才偷偷去注射激素。

在溥仪的流泪跪求下，李淑贤的心也软了下来，哭着表示，既然生米已做成熟饭，就这样吧。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夫妻俩虽然也闹矛盾，但李淑贤也再未提过离婚。

从1964年下半年开始，溥仪出现了尿血的现象，后来确诊为肾癌，虽然经过积极治疗，但最终还是没有控制住病情的恶化，1967年10月17日，溥仪走完了他曲折的一生，终年61岁。

溥仪去世后，李淑贤没有考虑过改嫁，她觉得就这样，平平静静的，独自度过余生也很不错。

但让她未曾料到的是，因继承丈夫遗产的事，她的生活再无平静可言，为了这场争夺这笔遗产，她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用于打官司上。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83年，意大利的一家影业公司准备以《我的前半生》（英译本名为《从皇帝到公民》）为蓝本，拍一部名为《末代皇帝》的故事影片。

意大利这家影业公司在与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和北京外文出版社签署协议时，群众出版社向意方提出，想以该书中文版本著作权享有者的身份参加合作。

意方表示，可以参加合作，但前提是必须有该书著作权享有者的同意及授权。

李淑贤同意授权，但在谈报酬分配时，双方因为著作权享有的问题产生了矛盾，李淑贤拒绝出具授权委托书。

与李淑贤谈不拢，拿不到授权委托书，群众出版社为了参加合作，让参与过《我的前半生》编写的本社编辑李文达，以作者的身份与意方签订了影片《末代皇帝》的合拍协议。

李淑贤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气愤，于是便找到相关部门申诉。

国家版权局表示，此书李文达确实参与过编写，可以说是与溥仪合作完成，可以算是作者之一，在稿酬方面应该与李淑贤均分。

李淑贤对国家版权局这一说法很不认同，她表示，内容都是溥仪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创作的，李文达只不过在帮忙修改和润色了一下，怎么可以称得上是作者之一呢？

1987年，李淑贤愤怒之下，将李文达告到了北京中级法院，理由是他侵犯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的著作权，请求法院认定溥仪是该书的唯一作者。

这个案子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著作权方面比较严重的案件，在社会上深影响深远，因此法院对待这个案件极为谨慎，这也便是这场版权之争一时难以做出最终判决。

法院合议庭在进行认真评议时，出现了两种观点，而且各执己见，第一种认为，李文达在《我的前半生》的创作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做了不少创造性的工作，称他是该书的作者之一，与溥仪合作创作，并不夸张，因此，他是应该享有著作权的。

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我的前半生》一书，从创作到出书，整个过程，都是上级领导交给群众出版社和李文达的工作，书的署名是溥仪，这意味着，该书的著作权只能属于溥仪，在其死后，遗产理应由其妻李淑贤继承。

这个案子辗转十年有余，直到1995年，北京最高法院才对该案做出最终判决：《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著作权归溥仪个人所有，因此，作为其遗孀李淑贤依法享有该书的版权，并成为遗产的合法继承人。

李淑贤虽然赢得这场官司，但她却早已被这场马拉松式的官司搞得精疲力竭。

谁知在李淑贤于1997年去世之后，又有人开始争夺本书的著作权，这人便是溥仪的弟弟溥任。

溥任认为，李淑贤没有后代，她去世后，无人继承财产，因此，他作为溥仪唯一在世的近亲属，版权应该由他来继承。

溥任的说法看似在理，但按照国家继承法，李淑贤作为溥仪的遗孀，被列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而其弟溥任是第二顺序继承人。李淑贤取得该书版权后，溥任也就自动失去了版权的继承权。

由于李淑贤死后，没有继承人，也无遗嘱，该书被视为无主财产，按照相关法规，此书版权归国家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