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城市非上海莫属，它不仅是旧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重要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

正因如此，我党能否成功解放并接管上海，对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党中央对此事尤为重视，所以在上海战役发动之前，负责去接管上海的领导班子已经组建完成。

本被任命为上海公安局局长的陈赓，突然接到新的任务，因此需要另选他来接替这一职务。

由于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性，公安局长的人选必须慎重考虑，在探讨人选问题时，陈赓问陈毅：特科队的神枪手，能胜任吗？

那么陈赓提到的这个神枪手是谁呢？

1931年4月，曾担任中央特科高级领导职务的顾顺章，叛变投敌后，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党员，也背叛组织，沦丧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

为了保护党组织的安全和鼓舞革命群的的斗志，中央特科的领导们商议后，决定立即采取行动，诛杀这些叛徒。

时任情报科科长的潘汉年，根据情报特别强调，投敌后不思悔改、犯下累累血债，并誓与人民顽抗到底的王斌（淞沪警备司令部督查员兼行动组长）、曹清澄（淞沪警备司令部督查 员兼情报组长），熟悉我党的活动规律，知道不少组织关系，严重威胁到了党组织的安全，必须尽快将这俩叛徒铲除。

中央特科红队担负起了这个艰巨锄奸任务，这个红队可不简单，每个成员都是久经考验、革命意志非常坚定的革命战士。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特别小组的组长李士英，更非等闲之辈，年仅19岁的他，不仅足智多谋，而且打得一手好枪法，被大家称为“神枪手”。

接受任务后，李士英立即将小组成员召集在一起，商议锄奸行动方案，可大家都不认识这俩叛徒，一时不知该从哪里下手。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士英从他人那里得知，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挂着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人员的集体照，他顿时一喜，马上赶往照相馆，花高价从老板手中买下了这张照片。

之后，他又找到曾经与这俩个叛徒共过事的同志，从照片中指认出了王斌和曹清澄。

随后，他让行动小组成员将这两人的相貌特征熟记于心，接下来摸清出了王斌的住所和经常走的路线。

1932年4月初的一个中午，王斌在下班回家的途中，李士英等尾随着他至行人稀少的路段，李士英迅速掏出枪，对着他连开三枪，王斌还没来及看清是谁，便命丧黄泉了。

当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们赶来现场时，李士英几人早已离去。

虽然首战告捷，但李士英并未感到轻松，因为另一个目标曹清澄，生性多疑，特别的狡猾阴险，比王斌要难对付的多，铲除他，需要冒很大风险。

李士英不敢大意，他与大家经过反复研究后，精心制定了一套行动方案，但没料到在行动的过程中遇到了意外情况。

面对出现在眼前的曹清澄，李士英清楚此时动手，对自己非常不利，但他又不甘心放弃这次机会，于是便不顾一切拔枪向叛徒扣动了扳机。

李士英神枪手的称号果然不虚，一枪便将曹清澄送到了阎王殿，但不幸的是，他和行动组成员却全部落入了敌手。

在狱中，李士英面对敌人的酷刑折磨，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他与巡捕斗智斗勇，使得巡捕始终无法确认他共产党人的身份。

巡捕们对李士英失去了耐心，于是便将他移交给了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

法院经过庭审，判处李士英死刑。

李士英不服判决，在组织的帮助下，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后来改判为无期徒刑。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向中国展开了全面侵略。

8月12日，上海遭到日军轰炸，李士英所在的监狱将犯人们送到前线去当民夫，帮助国民党军队修筑工事战壕、运送武器弹药。

一天，李士英和大家正推着小车往前线输送弹药，突遇敌机来轰炸，运送弹药的民夫死伤无数，负责看押他们的国民党兵也死的死，伤的伤，现场乱成了一锅粥。

李士英因受过军事训练，他不但机敏的躲开了炸弹轰击，毫发无损，还果断把握时机，趁乱逃了出来，回上海找到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随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被送往延安。

李士英回到延安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先后进入中央党校和中央情报、保卫培训班进修深造。完成学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不久后，又被派往陕北公学分校政治部任职。

1939年秋，受党中央委派，护送周总理前往苏联治病，随后留在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李士英所在的共产国际党校被迫停办，李士英准备回国。

李士英等十余人在一名苏联上校的护送下，抵达了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与此同时，我党也派了一名交通员，准备护送他们从蒙古返回陕北，可由于回国沿途日军封锁严密，他们走到半路又无奈折返乌兰巴托。

1943年夏，已在蒙古滞留了一年多时间的李士英等人回国心切，于是决定绕道被日军控制的蒙古边界，从蒙古西南部进入宁夏，再前往延安。

接下来，李士英等人穿越茫茫大沙漠、无人地带和国民党统治区，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历经千难万险后，终于于1944年春，成功回到了延安。

抗战胜利前夕，在我党召开的“七大”上，李士英被推选为“七大”代表。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曾先后被任命为苏皖边区公安总局局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昌潍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等重要领导职务。

1948年，解放战争的局势已彻底反转，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打得节节败退，再也嚣张不起来。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解放全中国更是指日可待。

面对此种形势，我党将解放和接管城市作为当前工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对上海的解放和接管，党中央和毛主席尤为重视，这主要是因为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它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我党能否成功接管以及治理好这座城市，这直接关系到我党在国际上的声誉与影响力。

上海解放前夕，对接管上海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的党中央，终于确定了接管上海的领导班子。

然而，就在上海战役即将胜利，被任命为新上海市长的陈毅，正全身心的筹划和部署接管上海的各项事宜时，刚被任命为上海军管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公安局局长的陈赓，又接到了新的任命。

这意味着，上海公安局长这个重要职位处于了空缺状态，这可急坏了陈毅。

陈毅之所以着急，是因为上海虽然被解放，但还有不少残存的国民党特务潜伏在上海，除此之外，还有流窜的匪徒、黑帮以及外籍势力等，这些敌对势力对新政府和市民构成了不小的威胁。

面对上海如此复杂且危险的社会环境，仅凭军事控制是难以完成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治理和重建任务的，必须有一位经验丰富、智勇双全的公安局长，来协助他稳定上海的社会秩序。

一天，陈赓有事来找陈毅，陈毅谈到了公安局长空缺的事情，陈赓沉思了片刻，向陈毅推荐了李士英。

陈毅一听，顿时眉开眼笑，兴奋地说道：“李士英，特科队的神枪手，不仅有勇有谋，而且有丰富的公安、保卫方面的经验，我怎么就没想到他呢？公安局长这个职位，非他莫属!”

就这样，在陈赓的推荐下，李士英成为了新上海的第一任公安局局长。

1949年5月28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1400多名公安干部在李士英率领下，浩浩荡荡的进入大上海，将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接管了过来。

此时的大上海虽已被解放，但一些敌对势力并不甘心被我党打败，他们想方设法，策划着各种阴谋，目的就是扰得新中国不得安宁，与此同时还嚣张的叫嚣：解放军解放了上海，但却别想管不好上海。

面对这些敌对势力的种种阴谋和挑衅，李士英毫不畏惧，而是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充满智慧与勇气的较量。

1949年7月6日，为了庆祝上海解放和“七七”抗战，全市百万军民举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集会游行活动。

为了游行队伍的畅通无阻，李士英按照上级的指示，派出大批警力来维持交通秩序。

但在游行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意外，一辆由美国人驾驶的小汽车，对军管会事先发布的交通管制令视而不见，公然闯入了游行队伍，严重扰乱了游行队伍的正常行进，队伍中随即出现了阵阵骚动。

面对维持秩序的警察的阻拦，美国人非但不服从指挥后退停驶，反而态度恶劣，企图继续行驶强行通过。

美国人的蓄意挑衅，引起了众怒，为了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警察强行将这个美国人带回公安局处理。

在询问的过程中，他不但不配合，还动手打警察。

最终，经过李士英的一番耐心教育，这位有着美国领事馆副领事身份的美国人才老实下来，同时他也意识到，如今的大上海，早已不再是昔日那个任由他们这些外国人肆意妄为的乐园。

这个美国人在心悦诚服的接受了处罚后，又认真的写了一份道歉书，才被释放离开......

李士英在担任上海公安局长期间，凭借自己的智慧为新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尊严和声誉。

此外，在处理系统内部的腐败问题上，他铁面无私，以严明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赢得了老百姓的信任，维护了新政权在人民心中的威望和形象。

对于那些企图对新中国搞破坏的敌特分子，他更是不含糊，利用自己多年与敌人较量的丰富经验，破获了多起敌特间谍案。

尽管李士英任公安局长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却在任期内，使得上海的社会秩序迅速趋于稳定，没有辜负陈赓、陈毅两位首长对他的高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