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世纪中叶至5世纪中叶是军事史上的一段转型时期。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中，军事上所发生的变化，与同时代社会其他方面的一些变化一样剧烈而又彻底，将欧洲的政治和文化历史引向了一个全新的轨道。与社会中其他所有方面相同，古代世界的规范在战争中也逐渐消逝，一套新秩序则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这个时代中，战争艺术发展方向的最显著变化，即为久经考验，与罗马宏伟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罗马军团逐渐解体。250年时，在战场上被罗马帝国将军寄予厚望的核心力量，依旧是那些身着重甲的重步兵。但到了450年时，骑兵已经成为足以决定一切的力量，步兵变得声名狼藉，而“军团”这一名称也几乎被人完全遗忘了。这代表着一个原本极为高效的军事组织已经彻底消失。曾经完美结合了力量、韧性，既坚实又灵活且适应性极强的罗马军团，此时已经无法再适应时代的发展。短剑和投枪的地位逐渐被骑枪和弓箭取代。罗马帝国麾下的士兵们，也不再是左肩倚靠着盾牌，右手低握着短剑，或是从敌军的长矛壁垒中杀出血路，或是击退东方铁骑的凶猛冲锋，又或是在面对如潮的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大军时屹然不动的那些军团步兵了。奥古斯都和图拉真所建立的军事组织，在3世纪就开始分崩离析。到4世纪时，战斗力的极度削弱以及军事制度的变革使罗马军团面目全非，进入5世纪末期，军团终于彻底消失。

骑兵和轻步兵组成的罗马军队之所以能够完全取代古代军团的紧密组织，主要原因来自于帝国边境战争的危急战况。从哈德良时代到塞维鲁时代，罗马政府所采取的边防体系，主要是以在边疆后方的合适地点设立大型永备营地，在其中配置一到两个军团的方式，来对帝国在莱茵河、多瑙河、幼发拉底河等地的天然疆界进行防守。这些边防军团互相之间往往相隔数十甚至数百英里，其中的间隔则只由少量辅助部队驻守的小型前哨负责监视。在一些如河流或山脉之类的天险地带，则根本没有部队防守。另外，罗马人还经常沿着边境修建漫长的防御工事，如位于英格兰北部的诺森伯利亚长城以及位于南日耳曼的长城。

各军团营地间则由非常出色的军事大道连接，急报也可以通过烽火和骑马的信使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倘若日耳曼人、萨尔马提亚人或者帕提亚人等野蛮人跨过边境，想要对罗马境内发动突袭，首先必须要跨过一道防御工事，之后还要与当地的小规模驻防军交战。通常情况下，这些驻防军足以击退小股的入侵敌军，即使敌军实力太强，驻防军也会尽可能袭扰对方，限制对方的行动范围，直到距离最近的军团从永备营地中赶到战场。

罗马的这套边防体系成功运转了超过一百年时间，但它同样也存在弱点。在敌军来袭的规模超乎寻常，边防军团无力抵挡的情况下，帝国并没有中央预备队能够弥补漏洞。帝国中央地带的各行省根本没有任何驻军，而且这些行省中并不好战的居民也无法再像原先共和国时期的公民那样，能在短时间内组成新的军团。因此，一旦边境某处被敌军突破，罗马人只能从边境其他地区调集援军，而这种做法，只有在敌对民族只是一个接一个在边境上出现，而没有同时发动进攻时才能使用，否则整个帝国就将陷入巨大的危险。

在超过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都十分幸运，从未遭遇过这种威胁，帝国的军事体系也从未经历过需要全线作战的残酷考验——在日耳曼战况紧急时，可以从不列颠调来援军，驻守在默西亚的军团也经常支援叙利亚前线。偶尔会有某个行省暂时落入敌手，但由于敌军从来都是单独行动，罗马人也总是能夺回失地。西维利斯的叛乱曾在莱茵河的边境线上撕开了一个空洞；图密善皇帝手下的两位将军萨比努斯和傅思古思的战败也曾导致达西亚人深入到了多瑙河以南各行省境内；马库斯·奥勒利乌斯还曾在阿奎莱亚城下迎击夸地人。所幸罗马人总是能够从那些没有爆发战事的地区调来援军，最终阻止住野蛮人入侵的洪潮。

但是在3世纪，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当时整个边防系统完全崩溃，罗马帝国眼看就要沦陷。自235年亚历山大·塞维鲁遭到刺杀时起，直到297年戴克里先在最遥远的西方击败最后一位叛乱的恺撒为止，罗马帝国在内战和蛮族入侵的双重灾难的重压下，没有获得过哪怕一刻的喘息之机。在这60年间，至少16位皇帝和30位皇位竞争者死于刀剑之下。由于内战之中各军团自相残杀，给罗马的敌人带来了入侵良机。帝国整个边境同时遭到野蛮人的全线进攻，而此时帝国的壁垒却早已被皇帝们自行拆毁了。就在罗马因内部分裂而日渐衰落的同时，它的邻居们却变得愈发强大起来。波斯人建立的新王国极具攻击性，在东方取代了已经衰落的帕提亚人（226年）。日耳曼人也已经建立了几个同盟，使原本四分五裂的各部落终于变得令人生畏。法兰克人、阿拉曼尼人、哥特人等后来者，也开始出现在莱茵河与多瑙河沿岸。

只要罗马仍然依靠边防军团坚守疆界，整个帝国对敌人而言就始终是外坚而内软。虽然边境地带的防御十分坚固，难以突破，可一旦这层外壳被攻破，其内部那些富庶却毫无抵抗能力的“无武装行省”便难逃一劫。当各军团都从边境被调走参加内战，将一个又一个篡位者扶上皇位之后，罗马便再无可能抵挡住来自外部的压力了。夸地人、卡尔皮人、哥特人在236年对多瑙河中下游发动漫长而又猛烈的进攻，拉开了235年至297年这一战争时期的序幕。马克西米安一世和腓力花费了几年时间才将他们击退。而到了249年，当驻扎在伊利里亚的军团也被拉入到了激烈的内战中之后，罗马的边境防线终于被突破了。

哥特人跨过了多瑙河和巴尔干，攻陷了默西亚和色雷斯，将一路遭遇的所有罗马部队全都碾成了碎片。德基乌斯皇帝在击败皇位争夺者后，急忙率军迎击，可是罗马全军都在251年那场灾难性的霍林泰雷布朗尼伊会战中被彻底击溃，这位皇帝和他的儿子也战死沙场。此前从未有罗马皇帝战死于野蛮人手中，而自从坎尼会战以来，罗马也再未有过如此大规模战败的惨剧。在当时看来，帝国已经无法避免被斩为东西两半的命运，倘若当时蛮族中能够出现一位像后来的阿拉里克那样的人物，他肯定就要直捣罗马城下了。

在接下来的20年中，哥特人如入无人之境，横扫帝国中部各行省。原本应该用来阻挡他们的部队，要么陷入了意大利半岛的内战之中而无法抽身，要么就被派到了其他受到威胁的边境。举例而言，就在哥特人的入侵达到高潮时，波斯国王沙普尔在258年至259年间也攻入了美索不达米亚，击败并俘虏了瓦勒良皇帝，攻陷安条克，蹂躏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由于波斯人吸引了罗马的注意力，哥特人得以攻陷帝国中部的所有行省。他们不仅在巴尔干半岛上一路进抵雅典和狄拉奇乌姆，甚至还有一些大胆的劫掠部队跨过了赫勒斯滂海峡，攻陷了卡尔西顿、特洛阿的亚历山大城、以弗所，甚至远及特拉布宗。

由于此时几乎每一个行省中都有妄图争夺皇位之人，倘若哥特人选出一位领袖统领全局，他们完全有可能彻底摧毁罗马帝国。内战已经成为罗马的顽疾，日耳曼人冲击着高卢和莱提亚的防线。慵懒而又轻浮的皇帝加里恩努斯仅能维持着摇摇欲坠的皇位，而他也几乎成了罗马的萨尔丹纳帕勒，眼看就要见证罗马城以及整个帝国在这场内乱和外敌入侵合二为一的大火之中崩溃。260年至268年间，形势似乎已经绝望，不过救世主也终于开始崭露头角——顽强的伊利里亚诸帝：克劳迪乌斯、奥勒良以及普罗布斯重新征服了帝国西部那些叛乱的恺撒们，将日耳曼人驱逐出巴尔干半岛，并从波斯人和帕米拉人手中夺回了帝国东部。不久之后，重整帝国旗鼓、修补战争创伤的戴克里先出现了，在297年重新征服不列颠后，罗马帝国恢复了原有的疆界。

不过复原的却只有表面而已。在经历了60年的战乱、谋杀，以及自从塞维鲁王朝灭亡时便流行开来的瘟疫之后，帝国的国力已经几近衰竭，半数的行省已成一片废墟，另一半也已经被榨干了所有的资源。经过20年的不懈努力之后，戴克里先在表面上恢复了帝国的实力和秩序，重税政策使他得以扭转国库走向破产的趋势，重新派驻边防部队，恢复了罗马世界疆界上的防线。

然而长达60年的无政府状态和天灾人祸，已经在罗马军队的组织结构和人员身上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尽管图拉真和塞维鲁时代的大部分军团仍然存在，但也因为被拆散成各个大队分散部署而变得疲于奔命、缺乏组织。军团营地中只剩下少数部队守卫鹰徽，各个大队在急迫的压力下被调往各地的情况屡见不鲜，新的步兵大队和骑兵中队也在各种前所未见的奇怪名称下组建起来。帝国原本将军队分为军团和辅助部队两个部分，前者由罗马公民组成，后者则来自于没有公民权的人口。212年卡拉卡拉皇帝将公民权授予全部行省居民之后，这一制度也画上了句号。罗马军团步兵和非公民辅助士兵之间自古以来的区别消失，二者的境况均不比对方更好。

可即使辅助部队和军团步兵全都成为罗马人，军队中的非公民士兵却并没有消失。内战期间，皇帝们为调集手边所有可用的资源，从边境以外征召了成千上万的士兵入伍，而这些人甚至根本就不是罗马的臣民，只是为了军饷和抢劫而作战。被击溃的日耳曼部落、萨尔马提亚人、亚美尼亚人、波斯叛军、内阿非利加的摩尔人都因战局吃紧而受到了皇帝们的欢迎。这些异邦人组成的部队在此时的罗马军队之中，与先前的辅助部队相对于军团的地位相当。这些佣兵中有些人在军队中位高权重，一位据说父亲是哥特人，母亲是阿兰人的佣兵，甚至还以盖尤斯·尤里乌斯·维鲁斯·马克西米安之名，在三年时间里短暂地称帝。但必须注意的是，直到4世纪初，尽管这些异邦人部队的数量已经庞大得十分危险，却仍然要受到当地驻防的军团或大队节制。按照4世纪的一位学者说，这些蛮族士兵“需要得到的支援比他们所能提供的支援还多”。

不过，骑兵和轻步兵比例的增加，而对老式军团步兵信赖愈发减少的倾向在4世纪变得越来越明显。最明显的例证即为“军团”之名在帝国中不再占据显赫地位了。军团原本被认为要比任何其他部队都更强大，地位也位居各部队之首，但此时军团却沦落到只被视作如同今日被称为“战列部队”的普通部队一般，而一些所谓的新部队（事实上仅限于新名称）和部分帝国禁卫军，在地位上已经超越了他们。当戴克里先将两个默西亚军团的番号从原有的数字编号改称为“朱庇特军”和“赫拉克勒斯军”，并授予它们高于其他军团的地位之时，这一封赏被视为极高的荣誉。韦格蒂乌斯告诉我们，到了4世纪末期，军团已经被忽视和排挤到了很难保证满员的地步——大部分新征士兵坚持要求加入辅助部队，因为那里的纪律并不像军团那样严格，勤务也比较轻松，而获得奖赏却更容易，也更好发财。

在戴克里先的重组下，尽管他和同僚建立了数量可观的新军团，但军团步兵在罗马军队中却不再像原先那样占据多数了。在戴克里先亲自统治的帝国东部，他在原有的16个军团基础上又增加了11个新军团，而军队中不属于军团步兵的其他部队则增加得还要更多。无论是原有的辅助大队、战斗群还是各种其他部队都大幅扩编。不过这些部队大多都没有被部署到军团所在的边境防线上。毫无疑问，戴克里先时代创立了独立于边防军等固定防区部队以外的野战军，也就是机动部队。上述那些新建部队中的精锐都被编入野战军序列。尽管这些部队中有不少人都是从莱茵河、多瑙河以外的野蛮人中征召而来的，但野战军的主要兵源仍然集中在伊利里亚、高卢和日耳曼地区的各行省。机动野战军完全驻扎在帝国内陆，作为中央预备队使用，随时可以调往陷入危机的边境地区。到了君士坦丁皇帝的时代，戴克里先所创设的这支野战军在数量上又得到了扩编。君士坦丁将许多边防大队和军团下辖的支队从边防军中抽调出来，加入到机动部队中。尽管这些部队的素质标准要比当时的军团更高，但还是被后来的罗马人戏称为“伪野战军”，以表示它们的地位相比老野战军较低。

因为一些目前还尚不完全明了的原因，野战军团编制仅有一千人，而边防军团却仍然维持着六千人的旧有编制。这样一来，虽然到4世纪末期罗马已经组建了70个野战军团，但它们根本没有序列表中看起来应有的那么多兵力。

戴克里先不仅建立了野战军并将其地位置于老式的军团之上，同时他也是第一位建立了大规模近卫部队的罗马皇帝，而近卫部队的地位又要比野战军更高，就好像野战军地位要高于所有老式部队一样。这些部队被称为御林军，它们取代了原有禁卫军的地位。后者在近一百年时间里不断拥立而又推翻皇帝，戴克里先自然信不过它们。他将原有禁卫军的职责范围限定在罗马城内，而他本人和其余三位皇帝都不常造访罗马。而他建立的御林军，人员则甄选自不曾受禁卫军恶劣传统所影响的士兵。我们无法确定御林军在建立时拥有多少士兵，但到了那个世纪末时，按照《百官志》中的记载，其人数已经相当可观，全军拥有24个500人的骑兵团、24个1000人的步兵军团以及8个大约500人的辅助大队。

毫无疑问，此时的御林军已经比戴克里先初创之时要强大许多了。正如“洪诺留军”、“狄奥多西军”等以皇帝名字命名的部队所示，历代继位者都会在御林军中编入新部队。君士坦丁大帝曾以组建5支被称为“学院护卫队”的近卫骑兵而闻名，这些卫队平时担任皇帝的卫兵，并时刻准备跟随皇帝前往战场。到那个世纪末，帝国御林军总计拥有大约12000名骑兵和80000名步兵，全部（或是绝大部分）都驻扎在帝国东西的两个首都周围。

与野战军的情况相同，御林军中也存在一些十分强大的野蛮人部队，而且这些部队的规模也在4世纪中逐渐扩大。正如蒙森所指出：“一支部队越是民族混杂，编制越是特别，与老式罗马军团的精神差别越大，就越被看重。”

戴克里先和其他皇帝所增加的非军团步兵数量可谓巨大，但骑兵部队的增加却还要更为惊人。就好像边防军、野战军和御林军的情况一样，罗马建立了数不胜数的骑兵连、骑兵中队和骑兵团。在这些骑兵中，日耳曼人、摩尔人、波斯人要比罗马公民人数更多。老式军团骑兵彻底消亡，骑兵与步兵的指挥也被完全分开了。在君士坦丁和他的直接继承者手下，尽管骑兵已经变得愈发重要，但步兵依然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

当我们阅读阿米阿努斯·马切利努斯所著的史书时，我们会感到他笔下的罗马军队仍然继承着提比略和图拉真时代的军团风貌，只是部队和官职的名称发生了巨变而已。在君士坦丁王朝对野蛮人赢得的最后一场大胜中，朱利安皇帝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击败了南日耳曼部落，这场胜利的荣誉也要归属于步兵。当时罗马的骑兵被对方击溃，逃离了战场，但步兵却在侧翼缺乏掩护的情况下，组成龟甲阵，击败了业已取胜的日耳曼骑兵，为自己溃散的骑兵争取到了重整旗鼓的时间，最终挽救了当天的战局（357年）。

即使如此，骑兵的数量和重要性仍在持续增加。君士坦丁在解除原禁卫军长官所担负的军政大臣和全军总司令职务时，由步兵统帅和骑兵统帅这两位，而非一名军官取而代之，这足以证明骑兵地位的提升。到了《百官志》成书的年代，骑兵的数量似乎已经增加到了步兵的三分之一，而在老式的罗马军队中，这一数字通常在十分之一或十二分之一，很少超过六分之一。《百官志》中之所以出现如此的数字，原因在于阿德里亚堡会战的惨败，后文中我们很快会谈到这场会战在军事上的影响。不过，早在379年之前的很长时间里，骑兵就已经十分庞大且重要了。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明显原因即为罗马人对快速调动部队的需求越来越强。

5世纪早期，日耳曼人通常以抢劫，而非征服为目的，规模相对较小的日耳曼支队溜过边境哨所，逃过追击并抢劫到战利品之后，便会返回家园。到那时为止，只出现过少数几次整个部落或数个部落的联盟全体离开原有栖息地，带着女人、孩子、家禽、牲畜以及车仗一同出发，试图在罗马境内夺得新领地的情况。谨慎的劫掠者们行动迅速，重装的军团和步兵大队并不能有效地消灭他们。老式步兵在行军时要背负着沉重的装备，而且还伴随着规模可观的行李纵列，因此通常情况下他们是无法追上入侵者的。只有骑兵或者轻步兵才适合这一任务，身着锁子甲的军团步兵则很难担负这种职责，就好像我们如今派遣战列步兵团去追捕德干的宾达里人一样困难。

不过骑兵在数量上的增加还有另一层原因，即罗马步兵相对敌军所占据的优势，已经不再像早期那样明显了。也正因为如此，与1、2世纪相比，罗马步兵越来越仰赖于骑兵提供的支援。君士坦丁王朝时期的日耳曼人，也不再是早期那些在“没有头盔和铠甲，只装备着柳条盾牌和标枪”的情况下就试图与军团正面作战的半武装野蛮人了。与罗马帝国三百年间的近距离接触，使他们受益匪浅，成千上万的日耳曼武士曾作为佣兵为罗马效力，并将罗马式的作战经验带回了家乡。日耳曼人早已开始装备盔甲，边境部落的首领和他们精选的亲兵如今已经配有身甲和头盔。普通士兵也装备了包铁的圆盾、长矛、用于刺击的短剑以及用于劈砍的长剑，一些种族中还拥有致命的战斧，后者无论是投掷还是挥舞，都可以击破罗马人的铠甲，劈碎罗马人的盾牌。

随着这些白刃战武器取代老式的日耳曼短矛，击败日耳曼部落对帝国的步兵而言也不再是轻而易举之事。与此同时，罗马军队的士气也毫无疑问地走上了下坡路：部队已不再由同族士兵组成，地主阶级用钱买来的新兵经常素质低下，而辅助部队从边境以外征召而来的士兵比例也变得过大，而且我们也无法质疑3世纪的灾难给军队留下的痕迹，长久以来罗马帝国战无不胜的信念和帝国的威名已经发生了动摇。4世纪的部队尽管并不缺乏勇气，但还是丧失了罗马步兵旧有的自信和凝聚力，将军们在调遣他们时也必须比从前更加小心谨慎。

这段过渡时期的终结来得迅速而又惨烈。阿德里亚堡会战是罗马军队自坎尼会战以来所遭遇的最惨重失败，阿米阿努斯·马切利努斯也将这次失败与坎尼的屠杀相提并论。包括瓦伦斯皇帝和他手下所有的高级军官们在内，4万罗马士兵战死沙场，东部帝国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再也无法恢复旧日的盛况。

阿德里亚堡会战在战争艺术史上的重要性不容置疑，这是一场骑兵压倒了步兵的胜利。会战过程中，罗马军队在进攻哥特人宿营的车城时，将军队列成久经考验的传统阵型——军团和步兵大队位于中央，骑兵位于两翼。战斗沿着车仗组成的障碍物激烈进行，突然间一支庞大的骑兵部队冲进了罗马人的左翼。这支部队正是哥特骑兵的主力，他们原本在远方征发粮秣，在获悉战斗爆发的消息后直接赶到了战场，打击帝国军队暴露的侧翼，“就好像是一道劈在山顶的闪电一样，摧垮了其前进路径上的一切阻碍”。

罗马军队侧翼原本拥有不少的骑兵掩护，但这些骑兵在突然间遭到攻击，其中一部分被对方冲垮，又遭到了步兵踩踏，死伤惨重，其余部分则可耻地逃跑了。紧接着，哥特骑兵横扫了罗马左翼的步兵，将他们赶向罗马的中央和预备队。哥特骑兵的冲锋之猛烈，导致各军团和步兵大队互相挤压在一起，陷入了绝望的混乱之中。所有试图稳住阵脚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不出几十分钟，中央和预备队就已经成了一团混杂在一起的乌合之众。

在看到罗马人已经因侧翼遭袭而陷入混乱后，哥特步兵也从车城防线中冲出来发动正面进攻。御林军、轻步兵、枪骑兵、辅助部队和军团在这一压力之下，也搅在一起动弹不得。瓦伦斯右翼的骑兵看到大势已去，未做任何努力便逃离了战场，右翼那些尚且没有因为交战太过激烈而无法撤退的步兵，也紧跟着骑兵毫无秩序地溃逃了。被抛弃在战场上的罗马步兵主力很快便认清了自己所面对的局面是何等恐怖——侧翼和背后已经被骑兵包围，正面又遭到从车城中冲出来的哥特大军攻击，自己既不能战又不能逃，只能在原地等待被对方屠杀，这一画面与坎尼会战如出一辙，后来又在罗斯贝克会战中以较小的规模重现。士兵们互相间是如此拥挤，甚至无法举起手臂挥舞短剑，长矛也被卡在了人群之中，根本无法将它们垂直立起来，不少士兵甚至直接在拥挤中窒息而亡。哥特人冲向这群发抖的乌合之众，用骑枪和刀剑刺向无助的敌军。直到三分之二的罗马士兵都已经阵亡后，才有几千人因为行列逐渐宽松和夜幕的降临冲出了包围，跟着右翼的逃兵一起向南逃亡（378年）。

这就是阿德里亚堡会战，重骑兵所赢得的这次胜利，显示出他们已经有能力替代罗马重步兵，成为战场上的决定性力量。早在哥特人仍逗留在南俄罗斯草原之时，这支条顿人的先行者就已经把骑兵看作主力部队。后来当他们居住于乌克兰时，更是受到了这片孕育出了从西徐亚到鞑靼，再到哥萨克等骑兵的土地的影响。在哥特人看来，骑马作战要比步行作战更为光荣，每位酋长也都有一个发誓效忠的骑兵中队追随。他们原本想要向罗马寻求庇护，以抵抗不断到来的匈人，但当他们不情愿地与罗马帝国发生冲突之后，哥特人才发现自己必须要与长久以来阻挡着野蛮人的罗马军队面对面交战。

双方于377年在马西安诺波利斯和柳边镇爆发的会战虽然血腥，但却并不具决定性，直到瓦伦斯调集了东部帝国所有的军队想要进行一场决定性会战时，审判日才终于到来。很可能连哥特人自己都十分惊讶地发现，凭借坚实的骑枪和优秀的战马，自己居然可以突破罗马步兵的密集队列。哥特骑兵成为战争的决定性力量，也是所有中世纪骑士的间接祖先，骑兵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从此开始，并延续了一千年之久。

阿德里亚堡会战彻底击垮了罗马帝国东部的军队，随瓦伦斯一同被消灭的大军之中，还包括他从波斯前线抽调而来以及所有原本驻扎在亚洲的部队。继位者狄奥多西必须担负起重组军队的任务，重建全国的军事体系。他似乎完全认清了阿德里亚堡会战的意义，全盘抛弃了旧有的罗马战争体系，认为骑兵在未来的军队中必须占据最重要的地位。为获得一支有效的骑兵，狄奥多西所被迫采取的政策使5世纪的军事体系与4世纪变得完全不同。

在通过提出合理的条件与哥特人媾和之后，他便立刻开始整个部落地收编所有能够被收买的条顿酋长。哥特王公和他们的部队并没有被编入原有的罗马军队中，也没有以罗马式的纪律加以约束。他们通过向罗马皇帝，而不是哥特国王宣誓效忠，作为皇帝本人的家臣进入罗马军队服役。作为回报，皇帝会向酋长们支付黄金和粮食，再由酋长们分发给自己的骑兵。由于哥特部队成了狄奥多西军队中最有效的组成部分，故国家的命运也被他们握在了手中。罗马逐渐将帝国的安危寄托在被称为“蛮盟”的哥特部队身上，而这一做法却招致了毁灭性的结果。从此时起，无论是皇帝人身安全的保障，还是罗马世界秩序的维持，完全取决于只要不断用金钱贿赂和加官晋爵就能从蛮盟指挥官那里所赢得的忠诚。罗马此后再也没有组建有效的本族部队来阻挡日耳曼人入侵，而原有的本族部队残余部分也在整个军事体系中沦为了二等部队。

阿德里亚堡会战仅仅六年后，便已经有4万名哥特和其他条顿族骑兵效力于东罗马帝国军中。依靠着这些部队，狄奥多西在几年内便从篡位者马格努斯·马克西穆斯手中重新夺回了高卢和意大利。在西斯卡和埃蒙纳这两场决定了387年战役战局的会战中，狄奥多西对哥特骑兵的信任得到了回报。在这两场会战中，西罗马帝国那些一向被认为是世界最优秀步兵的哥特军团，最终都被名正言顺的东罗马帝国皇帝麾下那些条顿骑兵突破、碾碎。但西方人并不愿意臣服于东方皇帝，哥特军团心中始终孕育着一种类似于民族精神的愤怒和不满。392年，他们谋杀了被狄奥多西指定为西罗马帝国皇帝，此时尚且年轻的瓦伦蒂安二世，再次叛乱，试图挑战东罗马帝国皇帝和他麾下的蛮盟大军。西罗马帝国名义上由愚笨的尤金领导，但实际掌握着大权的是一位名叫阿博盖斯特的坚韧佣兵。西罗马帝国军队在冷河会战中面对狄奥多西，在经过远比387年更激烈的挣扎后再次被击败。他们这一次失败的主因仍是作为狄奥多西军队核心的两万名哥特骑兵所致。

在此之后，和东方一样，骑兵也在西方成了优势兵种。虽然高卢和不列颠步兵在一段时间内仍维持着他们原有的重要地位，但那完全是因为他们的主要敌人和兵源——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这两支条顿种族都还没有学会骑马。由于日耳曼佣兵后来在西方也成了帝国军队的主力，因此与东方一样，罗马本土士兵被降格到了二等部队。只要浏览一下5世纪时的高级军官名册，即可发现外族军官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罗马人。虽然自从君士坦丁的时代开始，就已经有大量半罗马化的野蛮人担任部队指挥官，阿米阿努斯也在史书中记载了其中不少人的事迹，但直到狄奥多西时代，外族军官数量才开始逐渐膨胀，占据了大部分军官职位。在狄奥多西去世后经过大约三代人的时间，从斯提里科到阿斯帕尔和里西默时期，毫不夸张地说，军队中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职位都已被日耳曼人所占据了。在这一时期，埃提乌斯和马切利努斯是仅有的两位罗马高级将领，而其余高级将领则全都是外族人。事实上，随着蛮盟成为军队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一情况也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蛮族军队除了自己选择的酋长和王公以外，不会听令于任何其他领导。

韦格蒂乌斯在那部著名的论著《兵法简述》中，收录了一幅大约绘于瓦伦蒂安二世第二次统治西罗马帝国时期（388年至392年）的绘画，为我们揭示了西部各省中帝国军队的军容。如果韦格蒂乌斯并没有一味记录理想状况下的军队编制而改为记载当时军队的实际状况，这部著作对我们而言就会更有价值。他对于很久之前罗马军团全盛时期的组织、操练以及战术的关心，远超过对他自己所在时期那些同样背负着军团之名却已经大为退化的部队的研究。

韦格蒂乌斯并没有记载390年的蛮盟大军或是仅有1000人的小型军团和战斗群，而是固执地在书中详述了帝国早期的军队组织。那时所有军团的编制中都还有5000名至6000名士兵，军团也仍是帝国军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显然，韦格蒂乌斯希望用这部写给瓦伦蒂安的教材，教导这位年轻的皇帝重建帝国军队原有的纪律和组织结构。因此我们也只能在这部书中读到理想化的规定而非实际情况，韦格蒂乌斯也经常用“这种习惯早已消失”或“这些操练如今只有一部分仍在实行”等词句证实我们的看法。

韦格蒂乌斯非常崇拜旧式军团的组织理论，因此完全忽视了在过去一百年间军事体系发生变化的原因所在。他对于罗马步兵之所以衰败的解释，完全建立在一个我们可以认定为伪造的故事之上。他写道：“从共和国直到已故的格拉提安皇帝在位时期，罗马步兵都配有头盔、胸甲和盾牌，但在格拉提安时代，由于懒惰和玩忽职守，日常的操练演习逐渐荒废。由于士兵平时不再习惯穿戴盔甲，因此到了战时就感觉盔甲太重。后来皇帝放宽了要求，允许他们在作战时不穿胸甲，后来又允许他们不戴头盔，这样一来，当我们的士兵前去与哥特人作战时，胸膛和头部就没有了保护，在无数次战斗中都因此被对方的矢石所消灭。可即使经历了如此之多的悲剧，丢掉了那么多伟大的城市，却还是没有指挥官能够劝服士兵们重新穿上原本对他们大有裨益的头盔和胸甲。自那之后，每当我军士兵在不穿盔甲的情况下走上战场时，他们头脑里所想的就不再是如何取胜，而是如何逃跑。我们能指望那些只装备了弓箭，没有头盔和胸甲，而弓箭和盾牌又不能同时使用的步兵发挥什么作用呢？因此，自从步兵们无法忍受穿着老式盔甲所带来的苦劳时起，他们就只能将裸露的躯体暴露在受伤或死亡面前，要么就只能选择投降（这比受伤或阵亡还要更悲惨）或者通过可耻的逃亡背叛祖国。结果却是，相比承担起必要的劳苦，士兵们反而可耻地选择像羊群一样被对方屠杀。”

雄辩家成分多于士兵的韦格蒂乌斯在这里用非常奇怪地方式扭曲了因果关系。虽然在他生活的年代里，大部分罗马步兵都已经抛弃了盔甲而变成了轻步兵，而这种趋势也确实是以格拉提安统治西罗马帝国，也就是阿德里亚堡会战摧毁东罗马帝国军队之后的时代作为起点。但这个故事里其余的部分很明显是荒谬不实的。罗马帝国的步兵在与哥特人初次交战时，依然身穿着全套的旧式盛装。生活年代与这段故事发生时期完全相同的阿米阿努斯，在记录阿德里亚堡会战时两次提到了军团步兵身穿着盔甲。十年之后，又有一位学者将自己关于武器装备的论著献给了狄奥多西、阿卡狄乌斯和洪诺留等三位奥古斯都，他在其中便建议说，当士兵在冬天或寒冷潮湿地带作战时，应在胸甲以内穿着厚实的内衣。又过了十年，阿卡狄乌斯军中的罗马士兵们依然穿戴着头盔和胸甲。

在一个骑兵穿戴越来越多的盔甲的时代，认为步兵会仅仅因为懒惰和体弱无力就将盔甲抛弃，毫无疑问是荒唐可笑的。事实情况是，装备传统胸甲的士兵在战场上已经失势了。在仅靠重步兵组成一条坚固战线即可抵挡哥特骑兵的希望落空之后，罗马军队开始着眼于增加步兵中弓矢部队的比例，同时也开始扩编并强化自己的骑兵部队。只要弓箭和长枪的配合足够合理，就足以抵挡住英勇有余但却组织混乱的骑兵洪潮——就好像一千年之后福尔柯克与克雷西两战中的情况一样。

即使这种新战术在面对阿拉里克的哥特人和阿提拉的匈人时先后遭遇失败，我们也不能将其原因归结为战术本身存在问题。洪诺留、阿卡狄乌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之所以屡次失败，部分原因在于军队中的条顿蛮盟部队并不可靠而且十分贪婪，完全只为赏金和抢劫作战，毫无忠诚可言；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本土部队受到轻视，甚至还要忍受地位低于蛮族友军的窘境，导致他们丧失了勇气，士气低落。只要能够拥有像斯提里科或埃提乌斯那样的优秀指挥官领导，罗马军队依然能够打出一些漂亮仗。但通常情况下，指挥官却总是一些追逐名利的佣兵或是无能的宫廷宠臣，导致在整个5世纪里，罗马军队的表现越来越差。情况的恶化已经无可避免，随着条顿辅助部队发觉自己的雇主越来越虚弱无力，他们也变得愈发贪婪不忠。而那些本族部队看到帝国深陷泥潭，也丢掉了一切的自尊和对胜利的渴望，最终真的成了韦格蒂乌斯所言的懦夫，他们在走上战场时，心中所想的都是如何找到最安全、最容易的撤退路线。

在洪诺留和阿卡狄乌斯治下，罗马军队不再是一支有组织的正规军。大约于406年成书的《百官志》正是在这二位皇帝共治时期写成的，按照其中的记录，一些旧有的制度仍被保留了下来。许多弗拉维王朝时代的步兵大队、战斗群，甚至连帝国早期便已建立的军团仍然存在于军队序列之中，只不过他们已经被数不胜数的蛮族部队所淹没，并被冠以“洪诺留军”、“狄奥多西军”、“瓦伦蒂诺军”、“阿卡狄乌斯军”之类华而不实，甚至可以说怪异的名字，而并没有继续按照更容易看出军团民族构成的老式命名办法，如卡马维步兵大队、朱顿基骑兵中队、法兰克大队、阿拉曼尼大队、泰法尔、哥特、阿兰中队等等（406年至409年）。随着哥特王阿拉里克的入侵以及同时期君士坦丁在不列颠（407年至411年）、马克西穆斯在西班牙（411年）以及约维努斯和塞巴斯蒂安努斯在莱茵河边境（411年至412年）等地接踵而来的叛乱，再一次给罗马军队带来了巨大的混乱。

正是在这一黑暗的年月中，罗马军队最终瓦解了，大部分本族军队随之消失，而与此同时无能的洪诺留却始终躲在拉文纳的城墙和沼泽后方。早在阿拉里克时代之前，君士坦丁堡早已领教过了哥特骑兵的威力，并且已经设法让他们暂时为自己效力，意大利人对此应该也一清二楚，可此时的哥特人，却还是像之前之于东方一样成了罗马城的梦魇。骑枪和战马为他们赢得了胜利——斯提里科的将才，西罗马帝国训练有素的旧式轻、重步兵以及部署在军团两侧的本族或是蛮盟骑兵，都无法抵挡哥特骑兵的冲锋。直到斯提里科被他那位不知感恩的皇帝谋杀之后，帝国获得救赎的最后希望也随之消逝。哥特征服者们任意踏过意大利的土地，最终攻陷了王城拉文纳。他们后来之所以撤出意大利，也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因为此时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部队能够阻挡他们了（409年）。

欧洲南部的步兵时代至此彻底告终。步兵虽然依旧存在于军队之中，但已经不再是军队的核心战斗力量，而是沦为了辅助部队——或是在会战时被当作轻步兵使用，或是用来驻守要塞，抑或是在骑兵无法深入的森林和山地中作战。罗马人和野蛮人都将他们的精力，集中在了骑兵部队的建设方面。

到匈人出现在罗马边境之后，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显著。这支新出现的马上民族，因数量庞大、行动迅速，而且可以发射出足以让敌军无法接近的箭雨而战无不胜。他们的战术可谓是教王阿尔士朗、成吉思汗以及帖木儿等人的原型。匈人对罗马军队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在匈人的范例引导下，罗马骑兵也引入了弓箭。随着5世纪的发展，罗马本族军队已经变得与他们在1世纪时的敌人——帕提亚骑兵相差不多了，较为高等的骑兵部队全部身着锁甲，配备弓箭和骑枪。与这些马弓手并肩作战的条顿蛮盟骑兵则仍然只装备着骑枪，而这也正是埃提乌斯和里西默指挥下在沙隆平原上抵挡匈人时的罗马军队。

具有决定性的沙隆会战实质上是一场非常精彩的骑兵战。双方的马弓手和枪骑兵互相对决，埃提乌斯的罗马部队拥有狄奥多里克的西哥特骑士作为盟军，阿提拉的匈人轻骑兵大军也有更加稳重的日耳曼仆从军以及东哥特人、格庇德人、赫鲁利人、锡里人、卢吉亚人提供支援。在埃提乌斯军中，法兰克盟军一定拥有规模最大的步兵部队，但史料中从未记载他们在战斗中有何作为。但这场会战之所以能够获胜，并不是因为什么杰出的战术，而完全是得益于艰苦的激战。会战的决定性时刻，也出现在狄奥多里克的西哥特骑兵击败匈人本族部队之时，而且无论如何，这场胜利的主要功劳绝不会属于罗马士兵（4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