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中共的经济援助是从与中共地方政权的贸易往来开始的。
苏联与中共之间最初的贸易中心在哈尔滨市，1946年4月28日苏军撤离时将这座松花江省的中心城市交给了中共，随后中共北满分局、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移驻哈尔滨，并在这里建立了地方自治政权——东北行政委员会。应该说，中共政权在延安和其他关内解放区的建立还仅仅是积累了治理农村和动员农民的经验，只有在稳固地占据了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之后，中共才开始真正尝试建立全社会意义上的国家统治，并着手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另外，在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和中共中央被迫撤离延安的情况下，北满根据地就成为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和解放战争通向全国胜利的起点。为此，中共政权首先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迅速改变长期战争造成的物质匮乏和经济衰败的局面，稳定社会，恢复生产，保障供给。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东北局认为首要的和最主要的出路就是开展对苏贸易。
当时苏联在哈尔滨设有总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的分支机构、中长铁路苏方管理局、苏联远东对外运输管理局和粮食出口联合公司的分支机构，以及主要股份为苏联对外贸易联合公司的秋林股份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和下属企业，通过这些机构，苏联得以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方面向中共政权提供帮助。1946年12月21日，应中共的要求，苏联对外贸易部代表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与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伏罗希洛夫斯克进行了初次贸易谈判，并签署了贸易合同。
为了保证货物运输，1947年4月，苏联远东对外运输管理局在松花江上开辟了一条航线，苏联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轮船公司则拨出一批拖船和大驳船，在中国松花江的港口与苏联的港口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和共青城之间开辟了定期的货运航线。于是，苏联贸易机构与中共东北民主政权的商务往来迅速开展起来，其贸易总额（辽东地区除外）1947年即达9300万卢布，1948年增长到15100万卢布，1949年更增长到20500万卢布。中共地方政权以粮食（后来又有煤炭）向苏联换取的军需物资、民用产品和工业原材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战争供给、民众生活、稳定物价和发展生产等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到1949年，中方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的比重明显增加，从而为东北地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奠定了基础。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帮助归帮助，生意归生意，在这一时期双方贸易往来中，苏方在经济利益上是颇有计较的。如苏方要求进口煤炭的含灰量不得超过15%～18%，但因中方口岸没有化验设备，只得听任苏方对抚顺、辽源、鹤岗等地优质煤按20%扣除灰分。1949年中方出口106万吨煤，仅此一项即损失434亿元（东北币）。再有，苏方进口货物因名称不对、规格不清或包装不善而造成的损失少则2%，多则高达7%，但由于中共缺乏经验和专家，此类损失完全由中方独自承担。
苏联对中共提供经济援助的另一个集中地区是包括大连、旅顺和金县在内的苏联军事管制区。苏军1945年8月22日占领了辽东半岛的旅大地区。在这一地区，除外交方面不便让中共插手，以及铁路和两个港口直接由苏方管理外，地方政权和主要经济部门的实际权力完全交由中共掌握。中共不仅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以半隐蔽方式开展工作，而且在与国民党军作战时还以此为部队的休整基地和庇护所。因此，旅大地区实际上也成为中共支援前方作战的重要军需物资供应基地。在解放战争期间，旅大地区为前线供应了30万套军服、236.5万双军鞋、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450吨无烟火药、1200门迫击炮和各种兵工生产设备，以及其他大量军需产品。
自然，这 些贡献也离不开苏联直接和间接的援助。当时，各解放区都纷纷要求旅大的工厂为其生产军需物资，对此，苏军采取默许和鼓励的态度，甚至通过私下渠道帮助解决运输问题。
为了解决辽东半岛的居民生活问题和巩固地方政权，苏联军事当局向中共移交了大连钢铁厂、大连化工厂、大连纺织厂、金州纺织厂和几个机械厂，并在苏联外贸组织的帮助下成立了4个苏中合营公司。其中辽东盐业股份公司仅1948年就生产了16万吨食盐、300万盒各种罐头、300万条麻袋，公司年总产值达到350亿元（东北币）。远东电业股份公司在恢复电站、电网、电话和通信线路方面给予了巨大帮助，同时也生产日用品，该公司1948年总产值达250亿元。这两个公司成立两年后移交中方。船业公司和石油公司则以来料加工方式为苏联修造拖船和生产燃油，既解决了当地的就业问题，也为中共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此外，苏联外贸机构还通过海运以及经朝鲜港口中转的方式，从海参崴直接向大连港提供粮食、植物油、糖、罐头、糖果点心等食品。
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对中共经济援助的最大项目应属帮助东北民主政权修复东北铁路网的工程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援助的军事意义甚至超过经济意义。在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正是苏联的技术专家。
1945年前夕，东北铁路网的长度总共只有1万公里，其中的主要干线是1897～1903年俄国修建的中东路，后改名中长路。战争使得东北地区大约6000公里的铁路遭到摧毁和破坏，日军撤退时又沿1500公里的铁路线炸毁了大量车站、机车库、桥梁、信号装置、供水设施等。自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一天起，苏方铁路员工就开始了中长铁路的修复和运营工作。在苏军占领期间，修复了中长路的东线和西线。
1946年5月苏军撤离东北后，中长铁路苏方管理局局长А.Ф.茹拉夫廖夫和一批苏联铁路员工留在了哈尔滨，以后又从苏联派来了大约100名工程师、技术员以及其他铁路专业的干部人员。于是，在北满革命根据地，苏方铁路员工继续铁路的修复工作。到1947年春天，在北满地区中共政权管辖区域内的整个铁路主干线已经修复通车不过，此期来华工作的苏联工程技术人员还不能算是派给中国的顾问或专家，因为当时的北满铁路完全由苏联控制和经营，虽然其产权尚未明确，但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实际上是在为苏联工作。而在1948年中共政权扩展到整个东北以后，情况就不同了。
到1948年3月，经过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除沈阳、长春、锦州等几座孤城外，东北全境已在中共掌握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大量调动部队围歼守敌，进而入关南下，以及迅速恢复东北经济，为解放全国建立巩固的后方，都迫切需要全面修复东北铁路网。于是，中共直接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一要求。苏联政府很快商定，派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为全权代表，赶赴东北组织落实有关恢复东北铁路运行的措施。这一决定5月13日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讨论通过，15日由斯大林签字批准。
1948年6月，科瓦廖夫率领一个由50名工程师、52名技师、220名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组成的铁路专家小组抵达东北，还带来了必需的技术设备，包括修复车、起重机和其他机械设备，以及金属构件、铁轨、桥桩、钢梁等材料。修复工作在工程师多罗宁的领导下顺利展开。
当年，李越然作为翻译人员，直接参与了科瓦廖夫专家组的工作，他回忆说：
这些专家到了哈尔滨之后，除了内部有他们自己的组织系统之外，主要是在东北铁路工程总局和铁道纵队司令部的统一指挥之下，同中国的广大指战员和铁路员工一道合作来参加铁路的技术勘察。因为要积极准备辽沈战役，特别是解放锦州、义县的工作，就一定要保证一定的军运能力，所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来恢复往前方运送兵源和物资所需要的铁路。当时，相当多的铁路都遭到了破坏，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特别是铁道纵队司令部的广大指战员和各地区的铁路员工来进行恢复之外，还需要有经验的苏联朋友们来帮助我们做一定的技术工作，因为苏联专家们在卫国战争期间在修复铁路方面是有丰富的经验的。所以，到了1948年6、7月间，苏联专家就直接投入了辽沈战役发动前的铁路恢复工作。
东北铁路工程总局下面有四个支队，我被分在二支队工作。直接参加这个支队的苏联专家有两个小组，第一个小组为首的专家叫西马果夫，有十几个人。另一个小组也是十几个人，为首的叫索提果夫。
在1948年7、8、9这三个月期间，我作为俄文翻译，可以说是与参加东北铁路修复工作的苏联专家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彼此是很熟悉的，合作也是很好的。每个小组都是从哈尔滨出发，有一节专列，同时在列车上还携带了一部十轮大卡车，因为沿途有一些测量仪器要携带，需要有卡车跟着，司机也是苏联朋友。
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前前后后大概往返前线四五次，每次大概都十天或半个月。我们到过彰武、新立屯、新阜新，最远到了前沿阵地——义县。在接近前线的时候，为了整体的安全，东北人民解放军九纵还派出了一个营的部队陪着我们活动，担任安全保卫工作。参加工作的苏联专家在各个地方都受到了热烈欢迎，而且他们的工作是很认真的，也是很负责的。他们帮助我们勘测铁路的情况，包括选线（即哪一条线最容易恢复，哪一条线最近）等技术领域，他们提出了很好的参考意见，以供我们铁纵司令部、工程总局的领导决策时参考。
跟我们一起活动的苏联专家也很守纪律。有一次我们坐卡车路过阜新的一个乡村，这个时候庄稼长得很茂盛，开车的司机叫瓦西里，拐弯的时候不小心碰倒了一些高粱。西马果夫狠狠地批评了他，但使用的言语很亲切，他说：你知道吗？这是农民全年的劳动，就快要收获了。你这么不慎重地拐，这行吗？这是对农民不尊重、不负责任的态度，你要好好地做自我批评。你必须赶紧下来把庄稼扶起来，重新用土培起来。总之，苏联专家们的表现是很不错的，毕竟是在卫国战争中受过锻炼的。
1948年7、8月间，在中长路，虽然根据条约苏联应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但是真正的合作对象已经是共产党领导的东北铁路总局。苏联跟国民党的关系只剩了个空壳，在哈尔滨南岗七虹桥附近一座二层楼房里虽然有中长路理事会，但没有什么实际的工作。茹拉夫廖夫局长和他率领的中长路的广大苏联员工，实际上是跟我们东北铁路总局在一个楼里办公，双方紧密地合作。这个楼在南岗大直街，人们把它称作大石头房子。
在此期间，苏联政府对于东北民主政权修复铁路的工作全力支持、有求必应。11月，苏联交通部报告，中共请求把已经解放的中长铁路南段（石河—辽阳）的机车和车厢送大连机车车辆厂修理，同时再拨200节旅客车厢和10套给水机组供民主政权使用；苏联外交部报告，中共请求向满洲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帮助组织已修复铁路的运营工作。对于这些要求，苏方均立即答应满足。到1948年12月上旬，科瓦廖夫小组的任务基本完成，科瓦廖夫回莫斯科复命并向斯大林报告说：
兹报告：遵照您1948年5月17日的指示，派往满洲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组织并亲自领导了最重要的铁路线修复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奉天——鞍山、锦州—山海关路段。
这一时期，共修复大、中型桥梁62座，其中满洲中部的大型桥梁都进行了大修：哈尔滨至长春方向，松花江上桥梁970米，饮马河上桥梁320米，伊通河上桥梁200米；吉林至长春方向，吉林市附近松花江上桥梁420米，饮马河上桥梁190米。
上述铁路线的及时修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在长春市，然后是在义县和锦州城下集结重兵。
围在这些城市里的国民党军队被歼灭之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沿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镇，这有力地促进了全歼在满洲的国民党军队。
由于铁路的修复，从今年11月25日起，满洲里—绥芬河—旅顺之间有了直达火车。
满洲铁路的顺利修复是实施大规模组织措施的结果，这些措施是苏联专家制定并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的。
根据这些决定建立了：
一、交通部恢复工作管理局和管理局修复处。
二、铁道兵兵团，人员3万人，下编4个旅、12个专业营和6个独立连，它们装备有相应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这些设备和工具是从满洲就地找到的，也有部分是从苏联运来的。
在工作过程中教会了铁道兵道路修复方法。
三、修复工作供给机关和保障基地（负责枕木、木材、金属结构、道路固定件和小工具的供应）。
四、哈尔滨机车修理厂专门桥梁基地（负责修理和制作金属桥梁构件和专门桥梁设备）。
桥梁基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按照苏联专家的设计建造了大型的80吨的悬臂吊车。所造吊车保障了许多大型桥梁的迅速恢复。
在哈尔滨修建了专门的军事仓库，为铁道兵修理和制作工具和设备。
除帮助修复铁路外，应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请求，我们拟定了交通部、铁路管理局和站段机关的机构和编制，该机构和编制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批准并已实施。
还对满洲公路、大路和水陆交通状况进行了调查，并拟定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修复和整顿这些交通的决定草案。
科瓦廖夫专家组的工作令中共十分满意，中共中央东北局致信斯大林，高度评价了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和以中长铁路局局长茹拉夫廖夫为首的苏联铁路员工在东北所做的工作。为了表彰和感谢他们做出的贡献，东北局决定授予所有苏联专家每人一枚优秀奖章，并打算赠送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每人一部战利品汽车以及花瓶等礼物。科瓦廖夫离开哈尔滨时，东北局副书记李富春亲自把装有花瓶的箱子带到了车厢里，并说：“我是受中央局的委托把花瓶送给您，如不接受，我们认为是瞧不起我们。”后来，毛泽东也专门致电斯大林，特别对科瓦廖夫帮助恢复铁路和其他经济工作，以及制定到1949年恢复长江以北3000多公里铁路的计划表示感谢同时，中共方面希望苏联专家组继续帮助修复东北以外的铁路，首先是山海关一天津、天津—北平、天津—济南、济南—徐州段的铁路。
经过层层请示，苏联方面决定委托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转告中共中央东北局：苏联政府已知悉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苏联专家组在满洲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由于民主政权现在交通工具十分缺乏，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同志请求把所赠与的汽车留给满洲民主政权使用。至于恢复东北至华北前线的铁路问题，经科瓦廖夫建议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意，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将铁路专家组的在华工作期限由原定的1949年1月1日延长至4月1日，同时，为了保证东北铁路的正常运营，苏联部长会议又应中共的要求通过一项命令：
（一）批准中长铁路苏方管理局：（1）从中长铁路大连段储备中抽1500节货运车厢、130节客运车厢和50台机车给满洲民主政权；（2）在1949年5月1日之前，按照同满洲民主政权签订的协议，利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现有的日本半成品和原材料为满洲铁路建造1000节货运车厢；（3）按照协议规定，在大连中长路工厂为满洲铁路的机车和车辆、信号装置和通信仪器，以及道岔设备进行大修、中修；（4）从大连军管区调派专家队和必要物资，参加军管区以外中长路路段的修复工作。
（二）批准苏联交通部：（1）从苏联远东铁路抽调86台机车和1000节车厢交与满洲铁路北段；（2）增派170名苏联铁路技术人员交中长路苏方管理局指挥，帮助组织中长路南段的运营，时间为一年。（三）前项所指人员出差的全部费用500万卢布，在中长铁路运营收入中报销。（四）责成茹拉夫廖夫为沿满洲铁路向大连运送所有物资提供保证。
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东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苏联进行大力援助亦有其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中共东北政权的巩固，特别是中长路全线通车，对保证苏联控制旅顺军港和大连市、发展苏联远东地区经济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因此斯大林对此表现得极为大方。不过，就全国情况来讲，苏联还要顾及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尤其是可能由此引起的与美国在远东利益的冲突。因而，对于中共进一步要求帮助恢复东北经济和全面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莫斯科就要慎重考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