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帐房里苦熬岁月
我从小喜爱文学,把写作看为理想的生活,但是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造成我做了一輩子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工具,从买办学徒、买办助手、到当上了买办，最后还干了一任末路外国洋行的大班，直待外国洋行灭亡，才結束了我的买办生活。这一历程前后达四十多年之久,消耗了我整个的一生。
我当买办从学徒起始,是眞正的科班出身,这在买办社会里是很少見的。买办根本不是一个行业。买办社会里从来沒有規定的行业训练和传統的业务制度。一个人只要拿得出洋行限定的保证金拼凑一班会买货会卖货的熟手和一个翻譯，就能成立买办公事房开始給洋人服务。洋行用一个买办只要他老老实实帮助它們剝削掠夺中国人，对他們的出身经历并不做太多的考虑,全凭彼此間合同办事。这样干下去到合同期滿也可以经双方同意继续,或者散伙。届时洋行另招买办，新买办再凑他自己的班底。所以,买办不培养学徒,公事房里年轻的新手就算是学徒,这类新手同买办沒有旧商业的师徒关系，更沒有什么清規戒律业务传习。我就是在买办公事房里从最低级的学徒干起的。这种情形在买办社会里轻易遇不到。从这点上我相信我的经历在买办社会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的经历至少可以說是一部分买办的生活缩影。
我进入买办社会正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势力扩大与播散时期，洋行的“出生率”一直超过它們的“死亡率”。洋行买办由开始获得社会地位逐渐为人所艳羡，逐步发展到最后与反动的官僚合流。在这个时期之内,一部分买办从給洋行服务进至依賴外国人力量自己小作营运，再进而在不同的名义下,与外国人共同经营出进口,有的开設加工厂居于洋行的附庸地位,有的自做营业而凭洋行的影响求发展。解放后多数买办的公事房随着洋行的撤退而消失，一部分通过工商业改造改变了原来的性质。我所经历的这四十多年,是买办的身份和活动变化最多的阶段,一直到买办社会生命的結束。
我的出生地是前淸浙江省宁波府鎭海县。1905年，我九岁,随父母旅居汉口讀书。由于家境困难，十三岁就去上海进萃昌糖行学生意。那时上海的繁荣对我发出相当的誘惑力，它的上层社会不是中国官員和地主乡紳,而是洋人和买办。
十个月后,萃昌結束,我回到第二家乡汉口,又成为錢庄学徒。辛亥革命时,炮火焚毁了我的家,我又被送到天津謀求生路。买办的家世和封建乡里关系把我强塞进天津德商禅臣洋行买办公事房,开始走上当买办的道路。
我进禅臣洋行，是因为禅臣洋行的买办严蕉銘是我本族的伯父。我在他手下工作,名为练习生,也即是学徒，月得鞋袜錢四角。那年是民国元年，我十五岁。这时禅臣洋行正在大卖軍火和努力向内地推銷来自各国的进口货，德国洋行竟努力替其他国家的工厂銷貨。在那时,所謂列强竞争,对我是不可理解的。随后所見同样事例漸多，我才明了各帝国主义商人虽然长期进行着你死我活的竞争，对中国人的经济侵略陣线則是一致的。当他們在本国货之中找不到能作竞爭的货品的时候,为了获利,对于其他国家的出品一样地努力推銷互作声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禅臣洋行所代理有名的美国鏈子牌轴线及其他各牌轴线不得不中止，严蕉銘乃支持他的朋友应云緯在表面上接充绵华洋行买办,即俗称的出面买办,代理英国进口货,他在暗中主持,以避外人耳目。这是买办经常的变戏法手段之一。我也被派到綿华洋行任司栈,月薪八元，日常工作只是收货发货。我对这种工作非常厌煩，适有一位旧同学資助我回汉口进了博学书院。无奈家庭的开支沒有办法,在飢餓阴影籠罩之下,这次讀书时間只挨延了半年。彼时青年的就业与生活問題根本談不到政府的安排和社会保障，故此掙錢养家問題在我的思想里被提到最高的地位，超越了一切。同时在洋行寻生活的至亲好友和我父母一致劝我回到洋行找飯吃。誠然,在那个时期和洋人打交道，被公认为吃稳当飯和积聚財富的唯一途径。另外，当买办还有一个最誘人的优点,那就是不受官吏和軍人的气。当买办干的顺利，还有机会反过来对他們示威。在这种情况下,我旣被家境所逼,又迫于父母之命,不得不再进洋行。由于我伯父的关系，当时天津永兴洋行副买办倪云卿允許了我在他的买办間当职員。那年我十九岁。从此我在永兴洋行的招牌底下混了四十多年，虽然在不同的写字台后面扮演过各样的角色,但始終末曾走出它的大門,直到我六十岁为止。
在各国洋行中，有些家由于它們的代表性注定要成为洋行史話里的主要分子，永兴洋行便是其中之一。故此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舞台上,永兴洋行的簡史是值得提一提的。永兴洋行于1840年創立于巴黎,由法国商人集资组织,专做法国的对外贸易。1840年我国正在第一次鸦片战爭中，那时法国对我国的政治、軍事、经济的侵略,还在准备时期。巴黎永兴洋行先以土产公司的字号,在美国設立了分行;天津条約之后，才在宁波开設了“中国永兴”,以草帽出口为主要业务。后在上海、汉口股立分行,即将宁波分行取消，上海改为远东总行。天津分行开設于1897年,地址在現在的解放北路北头,那就是我进永兴洋行时的行址。
永兴洋行在天津的法商洋行中是最大的一家，次于它的立兴洋行后来并入永兴。永兴洋行对出进口的经营是綜合性的，中間并會包办过正太铁路的器材供应，那时正太全线連茶杯都是永兴运来的法国货。天津的解放桥原来俗称法国桥,后改名为万国桥，就是永兴洋行承包建造的。永兴在天津有不动产和工厂，内地也有工厂,够得上天津洋行中的一个典型戶。
我的违反自己志願进了洋行，和我的买办家世是分不开的。我亲族中原有不少人在津沪各地当买办或作洋行的事。早期天津永兴洋行的买办严梅东就是我的族祖。上海的宁波帮买办中有不少和我有亲族的关系,法商东方皮毛公司买办严汝霖是我的族伯。造成我一生买办生活最有关系的是我伯父严蕉銘，他和最早的軍火买办王銘槐都是天津宁帮买办里的名人。
严蕉銘出身于輪船买办,后来連续担任順金隆、禅臣、棉华、立兴等大洋行的买办。他当买办时期的活动,特别在早期,主要是介紹軍火。这就使他有必要和当政的人們往来,其中和他过往最密、交誼最深的为袁世凱。王士珍和他是把兄弟，关系更深了。严蕉銘自以军火买卖有伤阴德，所以在彼时的所謂慈善事业里大量捐助以資忏悔。宁波同乡公益救济事业的提倡和捐助，他更极端热心,赢得严菩薩的别号。我两次进洋行，都是他的关系，最后进永兴又是他的朋友倪云卿把我荐入的。
我进永兴洋行时，买办是王敬銘。我一进門便被派在仓庫工作,每月工资八元。王敬銘原是天津东南乡軍粮城的大地主,因为羡慕当买办的威风,就拿出几万元保证金当上了永兴洋行的买办。他对市面买卖完全外行,也不懂外語,他的公事房替永兴洋行收购皮张、馬尾、猪鬃、人髮、腸衣、蛋黄白等等土产,全仗他的副手倪云卿办理。王敬銘花錢“捐”个买办,属于买办来源的几大类型之一。这一类型买办的表現純粹是地主、土財主的作风。他当了一任买办,是否賺到了錢不得而知。永兴洋行在这期間,則大发其財,扩充了业务，建造了新行址。1917年,永兴洋行便从解放北路的旧址迁入建造在大沽路上占地十三、四亩的大楼,附設腸衣厂、打蛋場,扩大了法国资本的侵略。
此后的几年,是永兴洋行营业最盛也是买办賺錢最多的时期。1918年,永兴洋行仰慕原兴隆洋行买办叶星海的大名,抛弃了王敬銘改聘叶星海为买办。叶星海乃当时宁波帮买办的另一巨头，是受过严蕉銘提携的。他自幼年为想当买办拚命学英文，在厨房工作时有一次偶然說出一句英語竟受到洋人的賞识,逐步提升,直到当上兴隆洋行买办，成为天津大买办之一。在当时的出口买办中,叶星海以实力厚、路子宽、外庄多、号召力大著名。永兴洋行为此坚請外。 他当买办,并且豁免了保证金,这是洋行与买办关系上很少有的例。
外国洋行对中国人历来是不信任的。中国人要当洋行买办，除去在洋行初出現时期以外，从来沒有不要保证金的。过去的年代里，中国通商銀行天津分行的副理徐朴庵,当麦加利的买办倒是有保证金的，但有老牌軍火买办馮商盘以中国通商銀行大班的身份做书面的担保。如叶星海单凭个人活动能力而得豁免了保证，乃是一个仅有的例外。这一事例,不止叶本人和他的职員們引为无上光荣,也給这一任华帐房壮大了声势,尊为前辈老英雄。
在叶星海任内,永兴洋行买办公事房里业务最为活跃,职員多至三十余人。我因同乡及严蕉銘的关系,被新任的叶星海留用,并提升为报关員,月薪增至十六元。报关員这个职任,要求完全了解自己公事房里各部分工作的进度,业务整体的情况,对外的形势和与报关事务有关的人与物的情形,报关員更要明了翰船艙位情形，并掌握一般运輸情况。为了爭取时間达到货不失时的目的，老练的交际手腕更是必需的条件。有时为赶船竟至通宵不眠，次日还得照常工作。好在我正在青年,各方联絡圆滿,因此博得洋人与买办的欢心,薪金增至二十四元,年終还有数百元的花紅。在永兴洋行买办間里,我是能手之一，工作做得十分順手，可是旧社会里的吃喝嫖賭也是在这个时期染上的。这些恶习从我的职务的角度上看，是包括在业务技术之内的。洋行大班和买办只要求不誤船期，考虑不到工作人員的品行健康諸問题。遇到出口货物堆积成山的时候，报关員同验关員若有私交，便能簡化抽查手续，省去时間的耗費和金錢的損失;特別能爭取到及时装船出口，則大班和买办皆大欢喜。对报关和报关装船的其他部門也都需要报关員的周到的交际手腕。多少报关員因此染上恶嗜恶习。
叶星海是个名不虚传的能干的买办,他对羊毛、羊絨、皮张等出口貨的鉴别力和对行市的判断力，历来为永兴洋行大班手下的所謂专家們所傾服。永兴洋行的业务此时再度扩展，增設了保险部、代理輪船部和扩大了腸衣、打蛋各厂的营业，并在河南新乡股立打蛋工厂。为了让叶星海更大地发揮他为洋人搜集出口土产的才能,永兴洋行把进口业务独立起来，另用了一个买办。在出口的货单上又增加了山貨、油脂、油料、绒毛、棉花、草帽辮等等。永兴洋行在这一段时間里賺錢极多。但是因为洋行向以总行在欧美，分行不结盈亏为理由，向不宣布盈利的数目，拒絕中国官府的查詢，所以永兴洋行得利的实数无从得知。不过洋行买卖好，买办得利自然亦多,这是可以肯定的。因此我从此时起,思想轉为醉心于当买办发財的“美好远景”。
1928年,叶星海病故，永兴洋行买办由其子叶庸方继任。这个办法代表又一类型买办的出身。出身于洋行使用人，因忠心于洋人而被提拔为买办的属于另一类型,那是买办产生的原始方式,在后期是难能的。叶庸方是紈袴子弟,学生出身,对买办业务一窍不通,一切事物都由副手袁瑞章負責,他自己則向另一个方向上活动。
多年买办生活的经历告訴我，在南北各地，买办的发展大体有三个方向:最普遍的是甘心彻底当洋奴，洋人就是一切，終极目的是靠洋人发洋財;第二种是以作官为目的,早期的有王銘槐、吳调卿等,最后到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买办与官僚索兴互相轉化混为一体了;最后一种，也是比較少見的一种，是买办把自己向大流氓路上培养，这便是上海虞洽卿之类。天津买办走这个第三条路线的就有叶庸方一人，而我却不幸适巧和他混在一起。叶庸方在当买办以前很守家教，他父叶星海系貧寒出身,经受了多少困苦耻导才得在洋人手下发了財,因此家敢极严。到他死后,叶庸方当了现成的买办,大权在手,为所欲为。他除去放纵浪费之外，拜在青帮头子李徵五門下,以“通”字輩的資格作了天津青帮的名人，结交上中下三层流氓。他出資組织了永兴国剧社，与上海流氓巨头张嘯林合营长城唱片公司,称强于天津娱乐界。为了謀更大的发展，他先后开办了《天津商报》及《风月画报》，准备把自己造成为天津的虞洽卿。无奈天津地方环境条件和上海不同,不适于培养大亨，結果把他父亲的积蓄完全搞光,永兴洋行的华帐房由此垮台,全部职員被解散,結束了叶庸方的一場繁华梦。叶庸方的垮台富有很大的戏剧性,在天津洋行买办失敗史里成为一个仅有的例子,我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
1930年,关外商人娄紫宸以五万两現款保证金继叶庸方之任。过去天津各大洋行买办,大多数为广东人、宁波人或当地人，关外人对买办事务是最不接近的。娄紫宸的接办永兴华帐房，是关外人当买办的先驅者。他对外文和买办业务都是門外汉，一切倚靠其副理李紹會。当叶庸方帐房失敗时,我本在遺散之列,但永兴洋行外国人认为我办事多年，对华帐房仓庫及内外一切情况均能了解,是他們剝削的好助手,于是在和新买办签訂合同时以将我留任为条件。新买办得悉此情,也乐于利用我这个熟手,我于是升为高级职員，原任的报关事务移交新来的同人接办。
娄紫宸是沈阳经营猪鬃、馬尾大商号順兴鴻的代表。永兴洋行的肯与娄紫宸签訂买办合同,乃是貪图顺兴鸿在关外经营猪鬚、馬尾业务范围的广大。不料次年,1931年，发生了东北事变，顺兴鸿宣告停业。永兴洋行娄紫宸的帐房不得不随之結束。
1932年，永兴洋行华帐房由娄任的副理李紹曾接办，我还继续我的原职。李紹會沒有多大的財力。永兴洋行的保证金虽减低至三万两,李紹曾仍然得东拉西扯勉强支撑。这时华帐房的业务既为经济力所限,而洋行的生意也根本不如已往之发达。以此延至1934年，李紹曾无力支持下去,且又因債务涉訟,只得与永兴洋行解約。
“九一八”事变把不少关外的商人和資本挤到天津来。自从娄紫宸给关外商人开了当买办的路，进关的商人中有不少人拿着現款寻門路想当买办,因为当买办到底比做商业容易干,而且多少总能得到外国势力的保护。这时,1934年,便有关外来的商人由警钟向永兴洋行商洽接任买办。永兴洋行方面恐新买办对业务不熟，仍以我的蟬联为条件。但当时我为了李紹會債务未了，不便参加新买办帐房，经由警钟承认等李紹會的訴訟結束后我再进华帐房。在这个期間,我暫在洋帐房办公,每月由洋人手支領薪金壹佰元。
由警钟于1935年以三万两保证金签訂了买办合同。他的背后还有多少出錢的后台老板不得而知。当时惟有陈仲生在华帐房监視財政,不久李紹會訟事了淸,我被邀回华帐房工作。此际在日軍侵略的影响之下,华北沿海走私漏稅风气正盛,各西洋洋行业务衰退,生意清淡。由警钟干了二年，亏了老本，于1936年解約。
由警钟去后,永兴大班极力劝我接任买办,但对我无力交納保证金这一点又不肯通融，只允将数額减为三万元。我虽然已经在"永兴干了二十多年，但是并无筹出三万元的能力。后来陈仲生同我說，前任由警钟当买办的时候保证金内有他的股权,倘我能同他合作，他願交全部保证金三万元，表面上做为我有五千元。我在此时,对永兴洋行买办的职位，因洋行生意清淡并不热衷，但陈旣有此好意，我只得接受,当即与永兴洋行以我們两人的名义签订合同。
自1936年起干了一年多,大体还算順利,所得盈利巳将陈仲生在前任所賠給补足了。此后,1937年，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出进口生意极不稳定，买办的收入自然更沒有把握。1939年又遭水灾，一切业务均形停頓,延至1940年陈仲生的买办合同解約。
1940年,陈仲生去后,永兴大班又願我担任买办,我虽同意,但自己实力不够,也不願为交納保证金拖拉債务。永兴不得已,同意我的保证金可以从緩交納,于1941年签訂了合同。法国洋行的作风历来是小气的,买办不交保证金的,过去只有叶星海一人。那是由于叶的资格太老了,而且局面大,实力厚,他经常在仓庫里存着百十万元的貨物。永兴洋行用他当买办,有很多的便宜,所以才得到免交保证金的例外待遇。我的得以免交保证金，則是因为当时进出口营业极不稳定,法国本身在战局中就有問題,故此永兴洋行不得已才迁就了我。我亦乐得利用永兴的影响和地点，自己经营一些业务以求前途的独立发展。这种結合基本上是从互相利用出发的。
1940年到1949年，我当买办的九年时間,包括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爭,日本投降,国民党复回,直到天津解放。在这九年内,发生了金融紊乱,战局变化,日人威胁，交通梗阻等情况，洋行出进口生意既时有时无,买办应付这种局势也极为困难,收益多少更无把握。在同时期里，中国所办出进口公司或貿易行日多,这些公司能与洋行作短兵相接的斗爭,在国外以低价售货,有的取得胜利,洋行的气势逐步下降。洋行威信的动搖,是会让帝国主义丢面子的。各外国銀行不能容忍洋行降居下风,只是大势所趋,已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外国洋行、外国銀行紧縮营业和撤退的日見其多了。
在洋行走向末路的过程里，买办們除在組织进出口貿易上打主意的之外，更多的自开店鋪和走向設厂生产之路。我在給陈仲生当副买办之时，就自己开了一家志成颜料庄。到这时也借着永兴洋行的声势开辟自己的牟利道路。我先开了永兴木机织布厂、永兴织毯厂，但結果都不好，后又营蛋厂业，准备由当买办而轉向工业。解放后，我还开办了国光墨灰厂、义昌青砖厂、荣昌缸砖厂，并附有农場和养鴨場。在我先后所办这些事业中，我对蛋厂业最有兴趣，它也是我全部经营的重点。因为蛋品不只是天津出口货单的重要项目之一，也是永兴洋行的主要出口商品，所以我干蛋厂，一方面为自己要发財,一方面还是替永兴洋行服务，这也是永兴洋行乐于助我成功的原因。
1949年,天津解放,我因交通被阻，寓居上海。上海永兴洋行大班再三劝我返津当永兴的大班，主持天津永兴分行。我默念自从和永兴洋行发生关系以来,经过七个大班，連我在内八个买办，中間我还作过洋帐房的高級职員,时間延续了四十年,永兴洋行的内容一切我确实是最清楚的一个人，总行大班的一再相求,虽然明知是利用我拖延时間观看风势,我倒底接受了他的要求,当了一任末路的大班，延到1956年为止。那时我的思想是,这样办于我总还是有益无害的。
二、大班与华经理
外国洋行和外国銀行的主持人，除去自东自伙的私人企业以外，大部分是凭契約服务的。較大的欧洲洋行的主持人任期約以四五年为一任,也称为一班,任滿也許連任也許让位于来自总行的后一班，后一班的人选也可能由总行在旧职員中指定升充或代理。前后任的资格和酬报不一定相同。早期上海各外国洋行经理年入能合到白銀約二万两,并享受居住車馬医药等待遇，习惯上便被认为是高級的经理而称之为大班，表示与资格較浅薪酬較低的有所不同。这个名詞在天津通用于外国銀行和較大洋行的经理，有时也称为大东家,虽然这些人的薪酬一般比上海的为低。相沿日久，大班或大东家这一名詞便成为对洋行经理的一种客气称謂(上海沒有大东家的名称),犹如洋行大班們称买办为华经理或掌柜一样。
买办这个名詞,虽然已有三百年的历史,但在天津为此却发生过洋行与买办摩擦起来的事实。为了买办这个名詞具有不大恭敬的涵义，在我进洋行不久的时期便出现了“华经理”这个无聊的名称。
英国在东印度公司借用了“买办”这个葡萄牙字，指为領事館或商行所用当地籍的采买員或使用人的头目。我国出現洋行后，所謂买办一般必須交納保证金，而以替洋行买卖货物取得佣金为酬。买办公事房的費用，則由洋行按月付以定額的貼費。通过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历史，在南北各地所有买办的性能和他們与洋行的关系,大体都不出这个定义和規制之外,貼費的付給也是一个定例。最早的洋行,有的对买办不給固定数額的貼費,而付以工資。但那些买办的性能和后来正規的买办有所不同。貼費的例外，仅有汇丰銀行等极少数的买办，他們本人和他的职員都从外国人手里領月薪。但这些职員,外国人可以随意調用,有的竟长期在外国公事房里作計算和催帐的事务。买办公事房和外国人公事房性能的不同是很显然的。
买办的公事房，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营业单位,那里的帐簿从洋行的地位看来，只是替它收货銷貨的記数。买办把自己的公事房称为华帐房，而称洋行为洋帐房是无聊的。买办既不经理洋行的业务，而自称为华经理更是名不副实。若說华经理是指经理买办的事务而言,則何必加一个华字。华帐房、华经理两个名詞的創造,反映买办自己的耻于被称为买办,而以这些名詞自娛。外国人为了让中国人有面子,也就随着称呼下来。双方竟以大班、华经理为客气的称謂,但是普通还是双方互称为某某先生的較多。我自己也非常厌恶“买办”这个名称，可是同时又想当买办发財。这一矛盾在我思想里折磨了我几十年，内心的感受如何,是一个不大好回答的問题。
一般买办的作风,都是一切听命于洋人,只要能撿到洋人嘴边的唾余而发財,便服服貼貼地作洋人侵略的工具,其他都可以不問。但是偶然也有“功高势重”的买办,在有利形势下,向洋人作抗争的。如我伯父严蕉銘就會为称呼的問題，对洋人大发脾气而取得了胜利。严蕉銘在禅臣洋行当买办的时候，一个新到中国来的德籍职員直呼他为买办,惹起他的忿怒,他认为这是有意侮辱而提出抗議。因为禅臣洋行的剝削中国人,頗有賴于严蕉銘的力量,故此禅臣的大班除道歉外，还給这个德籍职員加以“人地不宜”的考語送回德国。这是买办社会津津乐道引为光荣的一段故事。实际上还不是洋人利用严蕉銘这一个大号吸血管，来更多地吸中国人民的血汗嗎:严蕉銘当时果然从这个恩宠更为禅臣洋行卖力。
外国侵略者因为不屑于把自己适应到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风俗习惯里，以致在商业技术上无法与中国人接洽。买办的存在縮短了洋人和中国人之間的距离。买办們在生活方面，不論如何迎合洋人的口味,总是无用的。这一点我在几十年买办社会生活里，看得十分清楚。在我做买办的历程中，除去永兴洋行遇到困难时百般对我迁就外,平时洋人对我始終存着轻視的心理。这一点,我想所有在洋行服务过的人們,应当都有同样的感受。但是买办之中,也竟有人就利用外人鄙視华人的心理,而作出不堪的丑恶表演,以达到利己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商兴隆洋行主人吉波利施应被沒收的财产，经該洋行职員高少洲替他隐匿起来。战后高少洲向盐业銀行经理王郅卿和王兰生募得一笔股款,用这笔錢与其所隐匿吉波利施的财产,合起来继续经营兴隆洋行。高少洲对外宣称,这个改組的兴隆洋行是純粹中国资本,沿用旧行名,暗中吉波利施的权益由他的女婿毕而福代表,表面上則以一个职員的姿态掩飾隐匿敌产的秘密。至于这笔敌产的实物是什么东西,和用什么方式隐匿的那些問题,有毕尔福每年从凈利中提走百分之十这一事实作了解答。在这种中外勾通、半明牛暗的組织里，高少洲为了对毕尔福表示忠诚，把兴隆洋行仓庫的四楼，辟为一个中外合参能容八十余人开会的一个大神堂。神堂正面为祭坛，在祭坛的上方悬着一个榜书“忠义堂”的大銅匾。正面大佛龕里,自然供的是財神爷,其旁供着吉波利施、王郅卿、王兰生三个人的大像片，像片下面注有每个人的生卒年月履历行状。祭坛石案上,陈列香炉蜡籤花插等等供器。每年正月初二日，高少洲集合全行中外职員,在这个神堂里焚香上祭，追述吉波利施創业艰难，和二位大股东投资助成改組的恩惠，鼓励大家努力工作答报先灵云云。兴隆洋行遇有重要会議、签訂合同或解决重大問题的时候,也要先在“忠义堂”里举行供祭仪式，然后在这三位中外“先灵”的鉴临之下进行办理。兴隆洋行这一丑恶表演，特別清楚地描耠出洋东和买办之間的奴主关系。
洋行大班与华经理的微妙关系,是五花八門的,有时能发展到离奇古怪的境地。像“忠义堂”这类丑剧其是令人聞之作嘔。更有意思的是,后来高少洲竟做假帐把毕尔福所得逐步削减,最后弄得彼此不欢而散。
从我进永兴洋行后二十多年的时間，天津外国洋行和外国级行的急遽发展,以买办社会的活跃为特征。在这一时期,当买办的不但收入丰厚,而且沒有任何人来干涉他們经营的独立性,也沒有人要他們发表营业的情况交納捐稅。这是一种最为自由自在的誉利活动。一个人若有机会当上大洋行或外国大銀行的买办，就有安全发财之望。洋人从天津租界这片盐碱地里榨出了千千万万金錢，买办所拾洋人的唾余为数也很可观。一批一批的新买办，盖起了新的楼房,換了新的車馬,过着糜烂奢侈的生活。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在速年内战里,租界地給避难而来的官僚、軍人、地主、查产阶级提供了安全生活、太平享乐的保障。买办們也于其間給租界里这一批一批的新客人，在生活安置、避免追捕等方面給予协助，結果大大地抬高了他們的身份。国际糾紛虽也曾让洋行的生意一时衰落，但过后又涌現新的財源、新的前途和更大的发财机会。在新繁荣、新机会的冲激下,誘人的变化推动着我們生活于买办社会的人們,努力工作，眼睛一直釘在买办所坐的那把椅子上。前辈买办的丰富收获和新兴买办的不断出現告訴我們，只要内地农民能生产粮食和经济作物，只要城乡和內地的中国人要消费进口货,买办就永远有取之不尽的財富，和在租界里安全居住、太平享乐的美好生活前途。
在这些使人迷恋的日月里,我辛苦了二十多年，始終距离买办那把椅子还远,虽然买办的业务我早巳大部分掌握了。失望之余,我不仅忘掉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反而一心要爭取当上买办。这一个弱点，就給外国騙子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结果使我受到一个不大不小的数訓。事情的发生自然根源于我思想里的矛盾:民族意识忽升忽降,当买办发财的心理时高时低。两面思想的交鎧把我推到見利忘害的道路上去。这是不必掩盖更不应迴避不談的。
当时的租界地，实质上就是欧美冒险者的乐园。在这些冒险者里面,有的代表着广大有力的外国厂商或进口商,也有的同样地說着大話而其資本則限于一张嘴和一只皮包。这些人都是最讲究现实利益的,他們凭借着特权在租界地里任意活动来碰碰財运，其手段則是从吹牛取巧一直进到詐騙的領域。热衷于当买办的我就吞了他們的釣钩。
1929年，有一个英国商人在現在的长春道,設立了一个“万国商业公司”，招聘买办。介紹人所述这位代表的局面，打动了我的賺錢的心思。給英国大班当买办，我是願意的。英国人不像法国人那样拘謹小气。从买办的立場看,英国人在商业上资格老，历史久,場面大。我幻想当上英国洋行的买办,比当别国洋行的买办更有利益。这个幻想促使我很快地和这位英国大班讲好条件签訂了合同。我本人并沒有离开永兴，在这里不过安置几个职員。我的保证金是启新洋灰公司股票，現金仅两千元。生意开始后,我努力进行提供了大量的货样，但是过了許久始終沒做成一笔出口的生意。国外虽沒訂貨而大班的公事房却很忙。我于此刻起了疑心。由于我熟悉租界里的生意門路,很快地被我发觉出来,这个万国商业公司所交往的不是万国而只是中国一国,并且限在天津租界以内。原来我这个大班朋友,把我寄庫的股票押得現金,連同我的現款保证金，在天津当地买货轉手卖出賺取现利。这是违反合同的詐驅行为。经我請了英国律师甘博士在英国領事館提出控訴。这才进一步发觉这位大班业已暗中和一个出現款一万元的新买办勾搭上了。大班的秘密一被揭穿,新买办也把他告了,結果大班受到驅逐出境发遣到威海卫的处分,可是我的股票无法追索了,仅只将两千元现款收回。至于新买办損失到什么程度就不是我所关心的了。
这一经过，对我是一个惩罰,我在买办社会里活动了許多年，应当有足够的经验阻止我钻进这个圈套，然而我竟钻进去了，說明买办欲的害人不浅。
一个买办为了保证他自己的信用,要对洋行交納一笔寄庫,即保证金。保证金的功用是在防止买办损害洋行的資本和信誉。这是在洋行和买办之間相沿下来的一个制度。后来由于当买办的收入日多,社会地位也逐漸提高，有財力的人爭着要当买办，竟把保证金的数額抬高到一二十万元之多。这时就出現了取巧的洋商，索兴不备资金,竟拿买办的巨額保证金做流动金。在这里，保证金等于是买办替光杆大班备办了資金，同时这笔錢又对大班保证买办自己的信用。在这种情况下,洋人的資本仅是他在国外的路子，路子价值的高低决定保证金数額的大小。在大家想当买办的狂潮里,人們往往失却判断力,拿巨額的保证金給一个路子价值很低的洋人当买办,这样多半就要受騙的,我的被騙就是如此。
这类的騙案,如洋人方面沒有其他恶行，追究到底，問官不过是责他不应在立合同时夸张了自己路子的值价，致使买办受损。因为双方原有合同存在，所以不能按純粹的詐騙案处理，一般是驅逐出境了事。对于这类光蛋大班，买办的損失是无法求偿的。
外国洋行本来起源于在侵略武力保护下的英美流氓商人和鸦片贩子,随后出进口范围日大,欧美的冒险者粉粉到中国来碰碰运气,其中于得顺利的即变为大洋行,搞得不好便一走了事。想吃洋飯的人們,利合智昏自投罗网的事实，在我生活于买办社会的时间里时常发生,是不足为奇的。
三、精神上的折磨
我进永兴洋行的时候,正赶上一般洋行业务兴旺,买办社会地位也在提高，新的买办大多数是有錢的人。他們一方面貪图发财致富，一方面要想借着买办的关系得到洋人保护,以免受到軍閥官吏巡捕流氓的迫害。这时洋行二字已成为財富与权势的同义語，这就造成了买办的黄金时代。
正在这时，突然爆发了天津老西开事件。由于永兴洋行是天津最大的法国洋行,而这个事件里的侵略者正是法帝国主义,所以老西开事件給了我极大的刺激。在我几十年的买办生活里，国际問題,中外矛盾,給了我若干次思想上的折磨和考验，其中以老西开事件为开始，刺激也最重。通过这一事件我領会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与恶毒，它們对于在个別时期所发生的个別事件是采取种种不同的手段来应付的。在这个全国范围的抗法运动里，法国洋行的大班們使用了最深刻隐晦的手法以达到他們的罪恶目的。
1916年,天津法国租界工部局，甚至于并不制造任何借口，硬在天主教堂前面建一洋灰桥把法租界西开和界外隔着墙子河的老西开接連起来,随即派出越南籍的巡捕站崗,将一千五百多亩的老西开予以霸占。接着,法租界当局毒打中国警,夺取枪枝，并逐中国地方机关。最初保持缄默的北京政府,这时不得不出头交涉，其结果不过是使他們的昏庸无能随着北运河的浊流流到天津，激起天津人民更大的忿怒,演变成为席卷全国的抗法运动。
在天津首先燃起怒火的是搬运工人,工厂工人也随着罢了工。整个法租界除各洋行的买办和买办同的职員外，各行业的中国人均有爱国抗法的表示。到公用事业和华籍巡捕罢工罢崮之后，法租界入晚即全部漆黑。白天街上所見,只是工人、学生游行洪流向前涌进。这时籠罩着恐怖、仇恨和忧郁。而法国洋行的买办們,却是担心生意的停頓,金錢的耗失。他們禁止自己手下人参加抗法运动。他們完全是和洋人站在一个立場上的。
可是洋行里的华籍职员,則不是买办力量所能及。他們中間有不少的人受到工人、学生爱国热力的威召，从法国洋行不辞而别，离职的日见其多。在这情势下,法国大班們运用了最阴险的方法，对离去的人們,并不表示敌意,表面上不淡处之,心中計算好,且待日后欲复职时再和他們算帐。他們一方面不得罪中国群众，一方面对封建反动官吏施加压力。法国人这样出乎意外的沉着态度，給法租界的洋务华員們一个錯觉,以为洋人的态度还很和平,而把交涉失敗的責任大部分放在官僚身上，减低了对法帝国主义的仇恨。
这时法国洋行的大班們,看清了买办們的立場,所以对我們服务于买办間的这一部分人，拿出更和善的面目相待。我們原就沒有反抗的勇气,在买办的压制下更是哭笑不得,去就的問題在内心里展开斗爭。最后的結果是,几个接近的朋友集議,为了个人的生活前途,还不可违抗买办的意旨。就这样，在老西开事件中，法租界里从事商业的中国人，以我們买办間的人参加抗法运动的为最少。我的思想在这次事件里,经过几次搖摆,这个回忆在很长时期里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
在抗法运动的高潮里,永兴洋行的一个职員陈福康,看穿了法国洋行大班們“怀柔”手段的阴毒，向永兴洋行大班写了一封信指責法人的非法侵略,并严肃地向华籍人員劝說,要他們加入抗法的队伍，結果不少的人毅然离职。当时抗法的公民会收到各方捐款，对肯于离开法国洋行的人們按原薪予以补助，抗法情緒由此更为高涨。在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里，法租界完全瘫痪了。洋行大班和买办們的損失日日加重。法租界当局勾結中国官吏，对运动施用种种破坏手段,結果公民会收不到捐款了,对于离职人員的补助由减为补助半薪而至停发。中法双方当局的压力和破坏，使运动的效果日低，离职的人員为生活計,不得不請求复职。这时法国洋行大班則以惩罰手段对待,像我叔叔严运廷复职后,除去受到大班从眼睛发出的訓誡之外，还把三个月的薪金按半数发給。我叔叔为了避免失业的苦恼，只可忍痛接受。陈福康的行动更为法国人所痛恨,并为中国地方当局所不容。因为中国人民抗法,触犯了帝国主义威望,所以他在租界内已无立足之地。况且永兴洋行大班已将陈福康的信交給法国巡捕房逮捕他，他不得已只好逃往汉口。
老西开事件的结局，是法国人在該地建立了他們的法律和社会秩序。买办、軍閥、官僚在老西开地方大規模购地盖房，外国房产公司和它們的买办干得格外起劲。随着，法租界的商业又活跃起来,而华帐房的业务也就繁忙起来了。
在这次交涉里，我了解到法租界工部局的行动原来是由公議会的指使，而公議会正是几家大的法国洋行大班組成的半殖民地寡头政治集团,永兴洋行大班正是其中主要角色之一,这些法国洋行大班实际策动了老西开的强占。为了不能让白人向中国人低头，他們指揮工部局施展出对殖民地所使用的野蛮强占手段，同时勾串中国当局制压人民的爱国运动。一般的想法,以为洋行大班們到被压迫的国家来,只是为了发財,至于侵略則是他們政府的事情。其实这种想法是錯誤的。在老西开事件里,法租界工部局仅是公議会的喉舌与工具,主使霸占老西开的是公議会,即大班們的組合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洋行大班們对买办的看法有所改变，对买办們的蔑視稍有减轻，这主要是由于买办的出身渐从商人轉到知识分子方面。在我的买办社会生活中，我逐渐发生了一种自卑感，感到我們在买办問工作的人們受着大班和买办的双层压迫，比大班手下的华籍职員們处境更为可怜而无力。果然，后来对大班們的无理待遇的抗爭，发动于大班手下的华籍职員。这种反抗逐步发展到“洋务华員公会”的出現。这次我参加了。
洋务华员公会的组成，是经过一个长时期酝酿的。吃洋饭的人們受到爱国运动浪潮的影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渐有所认识。他們鉴于自身生活、职业、待遇、任免,全凭洋人的喜怒,毫无保障，乃于1927年组织“天津洋务华員公会”。这个組织的会员，包括各外国洋行、外国銀行、外国人的旅館飯店俱乐部、海关税务司和一切外国人有用人权的机关的华籍工作人員。买办間里的人員因为是間接替洋人服务,所以加入的不多。
洋务华员公会成立不久即为各租界当局所注意。中国人在租界里争权利,自然为洋人所不能容忍,于是各租界工部局同时进行查究。洋务华員公会为此不得不一再搬家，最后移在日租界与法租界交界的秋山街的一所楼房内,准备如遇法租界派警搜捕,一出門便可以躲进日租界。这是因为公会的会員沒有替日本人服务的华员在内。日本租界当局也始終不問其事。后来这个組织里有了国民党分子渗入。北伐的結果使閶錫山的晋軍势力于1928年进入天津，傅作义当了天津警备司令。閶錫山与蔣介石原是互相利用的,晋軍时时防备着国民党势力的侵入。洋务华员公会的活动，既为租界洋人所不耐煩,且又搀入国民党分子,于是天津地方当局有种种理由来协同搜捕公会的会員。某次公会会員在义庆里集合时被捕去十余人，其中有的因政治上的原因竟被杀害。这个原为抵抗欧美雇主苛遇的团体,不久就归于消灭。当事态紧急的时候，永兴洋行职員中有唐丽恒、郑昭成两人，因为是洋务华员公会的会员，隐藏了很久不敢出門。
我加入这一組织的动机，是痛心于大班們对华籍人员的轻蔑与压迫。我在会不久,也未做出过任何貢献。公会被迫解散时,我只吃了一点虚惊。在那个时期，吃洋飯的人們一被租界当局列入黑名单,在天津便无法立足,因各租界对于它們认为是不老实的中国人,便采取一致的制压行动。各租界之間尽管存在着矛盾,但压迫中国人則是一致行动的。
四、我的蛋品经营
我在永兴洋行的后一段时間，連续并同时兼营了几种手工业和半机械生产事业,如像上面談过的颜料庄、墨灰厂、青砖厂、红砖厂、农場、养鸭場、织布厂、织毯厂、榨油厂和設在天津市内及外省的四个打蛋厂等等。这些厂子的字号多半都有“兴”字，其中还有的直称为永兴某某厂，說明我依賴洋行的声势謀利达到如何的程度。其中以打蛋事业范围比較大,经营的时間长，进行也順利，而且和我所任的洋行买办业务有直接的关系，故此我願把经营蛋厂的经过和与北方蛋品业的关系略作叙述。
我国早期出口的蛋类,是从鲜蛋开始的,1900年才有了蛋类加工厂。这时援引中日馬关条件准許外人設厂,准許机器入口,英德两国蛋商首先援例在汉口、燕湖設厂生产蛋黄、蛋白出口。
蛋制品从天津出口,开始于民国初年。永兴洋行的蛋品经营，在先只作出口。1916年永兴洋行天津蛋厂开业，为洋行蛋厂中最早成立的一个。天津的十几家法国洋行中，也仅永兴有蛋厂。永兴洋行蛋厂专做高級蛋品,价錢也較貴。在叶星海当买办的时期，蛋品和皮张、兽毛、草辩为永兴出口貨的重要项目。永兴洋行蛋厂用新方法配料作出的蛋品有:老粉盐黄、飞黄、飞全卵、新粉盐黄、蜜黄、油黄、糖黄和烤成透明体的蛋白等等。这些出品的质量，在国外市場都有相当高的評价。后来我自己干蛋厂,銷行順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着永兴蛋厂在国际市場上的影响。
1916年我进永兴洋行时，正赶上永兴建造了新行址附設打蛋厂。这个厂的正式字号是瑞兴蛋厂,市面上习称則为永兴洋行蛋厂。永兴洋行自此在出口蛋品之外，又加上自己設厂加工。这种事业暴利的惊人,引起我对蛋类经营的野心,虽然那时我还不过是买办手下的小伙計。在那些年代里，蛋品在天津出口貨单上始終是最重要項目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資本主义世界顾不到农业了,而他們需要更多的蛋品作軍用食品。在此情况下，中国蛋品成为欧洲的急需。到战后,英美等国降低了它們的通货购买力,給其他国家更多的机会购买中国的土产，使法商永兴洋行蛋类经营的得利再造高峰,于是在汉口設了蛋厂,又在河南新乡收买过来一个蛋厂。由于蛋品出口利潤优厚，南北各埠的各国洋行也粉粉在内地設厂打蛋,把侵略的蛛网布滿内地农村的各个角落。
永兴洋行蛋厂收集鮮蛋,是我們买办間的責任，佣金为百分之二。鸡蛋保存和运輸的困难加重了洋行对买办的依賴性。我在这个蛋类营业向上时期,工作最为勤奋,同时天津租界也正在日益繁荣,变得更加誘人。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豆出口的被扼杀,刺激起蛋类加工出口的进一步繁荣。这时永兴洋行的进口貨逐步扩大为大米、面粉、汽車与自行車輪带及零件、毛织品、化学药品、香水、香料、玻璃器、西药、洋酒及越南土产等。立兴洋行的并入永兴,带过来它原来代理的九一四梅毒药。又原被德孚洋行代理的法国产颜料，后来也归永兴接办了。永兴洋行代理的正太铁路全部器材,細大不蠲,更是重要业务。这些虽然与我們办出口的部分不相干，可是我观察到永兴洋行进口的发展，实在是和它的出口，特别是蛋品的扩大，是成为正比例的。
蛋类加工厂的設置，在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上有进一步的作用。因为洋行所剝削的,在蛋类之外还有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外国经济侵略者通过买办,控制中国农村经济,蛋类业就是一个縮影。买办的影响也更多地深入内地。
抗日战爭时期，淪于日寇的大都市和内地农业,被迫适应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因而蛋类的加工和出口都走上停頓之路,設在内地的蛋厂大部分被日人破坏。永兴洋行蛋厂在这个情况下,亦被迫停止生产，后为英商和記蛋厂租用。二次世界大战中該厂被日軍沒收。但因为永兴系法商,法国战敗降服后,日軍便另眼看待,厂房設备均获得保全。
1947年，我了解到内蒙丰鎭有一家天津蛋商公兴存停办的益兴蛋厂，内中設备幸而逃过日軍的破坏。因为彼时永兴洋行生意少事务清簡，我正无事可做,而对蛋品的经营方法又十分熟悉，且有很大经营的兴趣和准备，当即前往丰鎭調查接洽。費了許多的周折,冒了很大的危险,才把这个厂接过来,字号改为益兴誠。該厂自9月开工,到年終做了蛋品四十多吨。由于蛋源稀少,产量距离原来所計划的尙远,好在当时巿場生产极少,货到国外非常受到欢迎。益兴誠蛋厂虽因蛋源稀少而不得发展，但鸡蛋的买主在那一带仅有益兴贼一家,加上当时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之下,那些被遗忘的边远乡村,百业蕭条,失业众多,工資低廉,我又得到傅作义的参謀长赵伯純的介紹,拉攏好了当地軍政人員,加上永兴洋行这块外商金字招牌的影响,省去不少的杂費和損失，因而成本低，生产虽不多，利益頗厚。
次年，1948年，因永兴洋行蛋厂停工日久，打蛋的設备长期废置,经我与行方商洽，由我承租。因为我接办这个厂还是給永兴洋行服务，所以永兴也很高兴,每年只要租金美元一万元。定議后,即在原厂开工,改称利兴蛋厂。此时国外的需要还是很大,国内生产还是很小，故此生意进行十分顺利。此厂通过天津解放到1951年改为合营专织麻袋,后来公股析出,至1955年停业。
1949年解放后,正是蛋品的黄金时代,津市共有蛋厂八个。那年我在大同又設了誠兴蛋厂。此时蛋品业利益很好，又因天津利兴蛋厂营业发展，使我有余力扩建新厂。这个誠兴蛋厂至1953年改为公私合营,后改国营。
1950年，我又接办了設在安徽亳州的上海茂昌蛋厂的分厂,改名协兴蛋厂。协兴蛋广的成立，包括一段解放后南方和北方的蛋品业者由竞爭改为合作的事实。原来上海茂昌冷藏股份有限公司，以蛋品为主要出口业务，在青島各地設有冰蛋厂,每年出口冰蛋数万吨,另在安徽亳州等处設有干蛋厂。渝陷前,上海有洋商冰蛋厂六家，华商只有茂昌一家,经茂昌总经理郑源兴的苦干得以存在多年，成为我国蛋业中之巨擘。日本投降后，由于国民党的摧残，几乎无法存在,随后又发生工潮，势将破产。
1949年底，茂昌总经理郑源兴来津,向我申說我国蛋品每年取外汇数量的巨大,如坐視茂昌垮台，将給国民经济造成不小的損失,要求北方做蛋品的同行尽力援助。商談結果，我决尽全力支持。对于茂昌預售給国外之干蛋数十吨，由我将全部存貨由津装出以維持华商在国外之信用。同时由我出面請求中国蛋品公司先汇五亿元安定茂昌沪厂,继复維持茂昌青島厂复工,由此茂昌又走上正常生产的道路。
当事势紧急之时，我罄其所有地挽救了这一家南方最大的蛋品出口商,事后他急于要归还欠我貨款，但为数太大无法归还，即以茂昌股票及亳州蛋厂作价折給我，改称协兴蛋厂。协兴蛋厂生产了一年，因蛋源忽少，改为榨油厂，将生产蛋品的机器拆卸分別运往丰鎭、大同及天津三厂使用。該厂厂基和榨油机及其他生产資料均归当地使用。
以上我在丰鎭、大同、天津、亳州所設四个蛋厂,大体经营顺利，最后都循着工商业改造的道路，将这些生产手段以各种方式轉移到人民手中。
我办蛋厂时虽然市場需要大而竞爭小，但我仍然把出品质量保持着过去永兴洋行的标准，所以在国外銷路还好。
打蛋厂业务每年只有春末夏初几个月的时間为旺季，秋季产蛋少,炎夏天气不适宜。蛋黄在最热气候里軟化,打蛋时便极易让蛋白流进蛋黄里去,破坏出品质量。炎夏天气,除蛋黄蛋白不易分离的一点困难外，鸡蛋的易腐性对整个蛋业是极不利的。蛋厂工作的季节性,对工人来說,就是一种沒有经常性的不稳定工作。因此这种职业不是全年性的,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沒有保障,仅对长工在停制时給予一些生活补助費。
蛋厂收购鲜蛋，永远站在有利的地位上。鸡蛋是脆弱的货品，不利于多做搬运,而天气热时极易变质,这些情况都迫使养鸡的农民和鸡蛋贩子不得不早求脱手，因而也就不得不接受广方提出的最低价格。蛋厂收蛋有三条道路一是派人直接采购，二是由经紀人手中批买，三是农民送貨上門求售。无腧通过那条道路,厂方总能在有利的条件下，把收购价格压到最低的限度。这种情形在天津稍有不同，因为蛋厂收蛋时还有旁的厂子竞争。这种竞争当时能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境地,但最后各厂也能趋于妥协,保全共同的利益。无論通过哪条道路，压低鲜蛋价格的損失最后总是加到农民身上。农村经济在生产的各方面逐步被榨干的事实，蛋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由于鲜蛋价格能尽量压低，所以蛋厂才有利。我干蛋厂时估計过，每一个鸡蛋毛利能赚五个鸡蛋。除去加工費大和外汇上的损失,凈利还能有百分之五十,利益小了还能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过去各洋行蛋厂收鮮蛋的方法，其垄断性更大。一个厂子的买办或其所派之采购員,到某一产蛋区先以高价收貨,把他厂的采购员完全挤走，然后定出极低的价格收购。这时当地已沒有第二个买主了,而鸡蛋又不能久存，农民只好忍痛卖給这一洋行，如和記洋行蛋厂便是如此。由于原料价格的奇廉，这些洋行蛋厂的发大財就不問可知了。中国人自办的蛋厂,由于实力太小,沒有这样大的垄断行为。
洋行与买办是以契約关联起来的，买办当然不准給其他洋行服务，但他自己要经营任何事业,凡是与本行有益的,尽有其自由。我自干蛋厂,永兴洋行就很高兴,仅有的限制是需要依照惯例，在卖货时永兴如願出同样价格則有权尽先购买，这是于我无害的。另一方面,洋行在内地設外庄設工厂，历来凭借特权，能得到一切的便利，所以我在各省設蛋厂虽是私人营业，但沾着洋行的洋气，就成了牛洋之体，土豪恶吏对我的厂子是另眼看待的。我并未凭借洋行的势力,但是永兴洋行四个字也足够先声夺人，至少可以使我避免純粹华商遇到的种种困难。这是一种买办与洋行在无形中的勾結与互相利用。
五、买办生活的结束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各西洋洋行营业未會全面恢复起来,而后起的出进口业因为费用省，利潤反倒大些，故此我向永兴洋行大班建議,招入华股,改为中外合办。永兴虽同意如此改組，但又貪婪地坚持把它所有的不动产作价美金一百万元，作为实物入股,合办的建議以此未能实現。
1949年天津解放，上海永兴洋行总行看出外国经济侵略势力必将受到限制,但还在希望保住将来卷土重来的基础。彼时我正在上海,总公司便和我商量，委托我負責天津分行的业务，并任旧有的苏联籍职員二人帮我办事,营业盈亏按四六分配，即每年年終結帐的盈亏我任四成永兴任六成。开始二年虽无大量盈余，开支尙可維持。至1950年，我考虑自己給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者作了一辈子驯服的工具,解放后仅仅两年我国国际地位已日签提高,我自己所营企业也逐步发展,何苦还留恋于这个可耻的职业,因此决心解脫这个枷鎖,遂向永兴洋行提出辞职。
当时永兴洋行远东总行已移往香港,我就在1951年4月間請得出国证前往香港,经过再三商討,永兴洋行洋人仍坚持要我留任。我詳細解释了目前国家政策是以消灭剝削为主，经营国际貿易只能得代购代銷的佣金,况华商貿易行相继而起者日伙,永兴每月虽有四五千元房租栈租收入，也絕难維持庞大的开支。永兴方.面则坚持要我继续下去，大概他們也是看到我那时所有的三个蛋厂对永兴的出口业务是有帮助的。商談结果，变更了合同里四六分配的责任,亏損与我无涉。两个苏联人调往他埠,以节省开支。我的薪金暂按七成支用,年終有盈余时照补。为了条件有利,我接受了这条件返津。那时我已明了他們已无路可走，只不过是利用我維持現状作垂死的挣扎。
回津后,我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改变了旧日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将丰鎭、大同、天津三个蛋厂首先代中国蛋品公司加工。永兴洋行业务則以代銷国营公司畜产、食品、土产絲綢等为主。如此延至1955年底，我看到外国经济侵略资本已无存在的余地，再度辞职。1956年,适有法国商务代表团到北京开会，香港永兴经理亦是团員之一，我立即赴京向他坚决辞职。当时上海永兴洋行的经理也在北京。经过大家多次的討論，我把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道理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各点再三解释，并声明:如不接受辞职,除非将天津分行的全部不动产及一切家俱、所余資金及債权无条件地轉让給我国政府，我可以代为負責清理。全部职員可以遗散,由政府安排职业。我願这样全始全終替他們办結束，請即决定。过了两三天,从香港永兴经理的表情上看得出,是舍不得丢下这个经济侵略的地盘的。最后商定办法是移交，惟须经过巴黎总行同意才算最后决定。我当面声明不能久待，返津即要作初步移交,他也勉强同意了。那时永兴在天津的財产,計有現金五千元,公債五万元,和他們會索价一百万美金的不动产。
返津后我向职員报告，均表滿意。4月底经法京总行将股东会通过紀录及授权移交书寄津。此时我已将移交睹事安排将法商永兴洋行天津分行的财产全部交耠政府，随又将永兴洋行私用电报密码书装成三箱运往香港。这三箱废纸，就是法国帝国主义侵略者遗在天津的财产的代价。到1960年，上海永兴洋行结束，其存余的财产就是照天津的方式无偿移交政府的。这才完全结束了法兰西经济侵略者从资本主义时代通过帝国主义时代一百多年吮吸中国人民膏血的罪恶史。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二辑，有严逸文编写，文字少有更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