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军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叛逃事件”，新四军通海自卫团，由团长汤景延带领，多达六百多个战士逃到了汪伪政府那里当伪军，汪伪政府立即摆出了招揽态度，汤景延还被汪伪政府授予了少将，而汤景延此举，让当地百姓纷纷唾骂不已。

就在汤景延叛逃的时候，新四军内部对此完全没有预料，直到他们逃跑，都是在愣神的状态中。

只不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汤景延以及他手底下的团（下面称为“汤团”）叛逃了不久之后，他们居然又回到了新四军，并且由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亲自接风洗尘”，这一幕震惊了周围的所有百姓，只见粟裕对着迎面走来的汤景延重重地握手说道：

“辛苦了，汤团长”。

那么，粟裕为什么对一个“叛徒”如此郑重对待呢？

汤景延逃离事件背后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1904年，江苏如皋城西陆家庄，一个书香世家迎来了一个新生命，他就是汤景延。

汤景延的家族世代耕读，藏书丰富，家中长辈以诗书礼仪为本，对子弟教育极为重视，在私塾里，幼年的汤景延便开始熟读四书五经，练就一手端正遒劲的书法，只不过，成长到年少时，他并不满足于故纸堆中的世界，总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16岁那年，汤景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这所位于上海的学府，是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学校之一，汤景延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体育训练，同时接触到了五四运动后涌入中国的各种新思潮。

要知道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正处于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各种进步思想在这里交汇，汤景延的变化也是一日千里，在课外，他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讨论时局，探讨如何改变中国的未来。

他渐渐意识到，体育不仅仅是强身健体的工具，更是一种唤醒民族觉悟，培养国民意志的方式，1924年，从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后，汤景延被分配到皋县担任宣传干事，他不仅负责编写文宣材料，还组织文化活动，并创办了当地第一个体育协会，推广现代体育运动。

他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希望通过体育锻炼，提高民众的身体素质，增强民族自信。

只是，在工作的过程中，他又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在下乡推广体育的过程中，他亲眼见到了农村的贫困、饥荒，以及地方豪绅对百姓的剥削。

这是他第一次思考社会的根源问题。

1927年，他进入江苏省第四行政专员公署军事谋报处工作，负责收集和整理军事情报，这份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广阔的军事视野，了解时局动向。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全面爆发，作为军事谋报处的成员，汤景延第一时间收到前线传来的战报，他看到日军的野蛮暴行，心中愤怒难平，决心不再做旁观者。

在一个雨夜，他独自来到灵甸港，找到当地的抗日组织，也就是海门的抗日游击队加入其中，毅然投身战斗。

因为有着出色的文化，他很快成为海门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骨干。

汤景延利用自己丰富的军事知识，带领队伍开展游击战，比如，他们埋伏在乡间小道，伏击日军的运输车队，还有，他们擅长在夜幕掩护下，袭击日军的据点。

海门抗日游击队在一开始能取得胜利，但渐渐地，由于游击队内部派系斗争严重，他逐渐对这种松散的抗日方式感到失望。

1940年，汤景延在苏中四地委社会部长陈伟达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不公开身份的特殊党员。

这个时候，汪伪政权正加紧对抗日力量的渗透与瓦解，他的顶头上司颜秀武未能抵挡诱惑，投靠了汪伪政府，汤景延不愿同流合污，以护送家属回乡为名，毅然前往如皋，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

但在不久之后，他接到上级指派的新任务，那就是前往刚刚宣布“反正”的汪伪保安四旅警卫团担任团长。

这支部队表面上属于汪伪政府，实则新四军早已在其中成功开展思想改造工作，汤景延的任务，是在复杂的敌后环境中潜伏，伺机为抗战事业提供重要助力。

苏北地区形势错综复杂，日军、汪伪、国民党势力犬牙交错，彼此渗透严重，稍有不慎，真实身份便可能暴露。

为了自保，汤景延选择与这些人随波逐流，每天周旋于各路军政要员之间，称兄道弟、花天酒地，甚至故意展现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以取得敌人的信任。

他的“颓废”演技极为逼真，就连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也未起疑心，反而亲自派人前来策反。

汤景延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能成功“投敌”，不仅能打探敌军兵力部署、作战计划，还能利用伪军身份打通物资封锁线，为新四军输送急需的物资。

同样的，这一计划的难度极高。

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粟裕提出了一个“集体潜伏”方案，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想法，那就是让整个“汤团”643人一起假投降。

这不仅意味着要在敌人眼皮底下隐藏身份，更要面对人心的考验，只要有一人叛变，整个计划都可能功亏一篑。

面对风险，汤景延沉思片刻，最终坚定地表示：“一定完成任务！”

为了取得汪伪高层的信任，汤景延在投降前多次故意表现出犹豫不决，反复谈条件，确保整个“汤团”能完整进入汪伪体系，并驻守在通海五县境内。

1943年4月15日，经过一个月的周密准备，“汤团”全员换上伪军军服，正式接受汪伪政权的“万人欢迎大会”，汤景延被封为汪伪少将，还需通电全国表忠心，以示投诚决心。

成为了伪军的“自己人”之后，在这些觥筹交错的场合，他巧妙地从汪伪军官口中套取重要情报，并通过秘密电台传回新四军，为反清乡斗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

除了军事情报，汤景延还利用敌人的贪欲，建立了一条隐秘的抗战物资运输线。

由于当时的日伪军内部腐败成风，汤景延以合伙经商的名义拉拢汪伪苏北分区区长姜颂平，在长江沿岸设立“协记公行”商行。

表面上，这家商行从事粮食和蔬菜贸易，实际上却是秘密向新四军输送弹药、药品和布匹的中转站，并成功护送大量情报人员穿越封锁线。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汤团”也在清乡行动中不断拖延战术部署，甚至在执行围剿任务时，暗中通风报信，让新四军游击队提前转移，成功破坏了敌军的多次围剿计划。

随着时间推移，汪伪高层开始察觉“汤团”的不寻常之处。

1943年8月，日伪军开始削弱汤景延的指挥权，将部队分散驻防，并安排日军大队长三本直接管理汤景延，试图彻底掌控“汤团”，新四军苏中区党委意识到，潜伏已达极限，必须尽快撤离。

为了完成撤退并给予敌人沉重一击，汤景延策划了一场“婚宴”暴动。他以排长周显才的婚礼为借口，邀请汪伪军官前来庆祝。

1943年的9月29日晚，日伪军官悉数赴宴，酒过三巡，汤景延借口“离席”后，埋伏在外的战士立刻发动突袭，瞬间击毙多名敌军高级军官，同时各驻点的“汤团”战士纷纷发起暴动，袭击敌人据点、摧毁军械库，成功取得大量武器弹药。

在击毙了多名日军的高级军官之后，“汤团”战士携带缴获的武器物资，在南通警卫团的接应下，顺利回到新四军根据地，成功完成潜伏任务，次日，粟裕亲自设宴接风，为汤景延及“汤团”将士庆功。他握住汤景延的手，感慨地说：

“这些天，你们受委屈了，乡亲们骂你可狠了”。

汤景延坦然一笑：

“他们骂我是汉奸叛徒，我毫不在意，只要能打败日本鬼子，什么都无所谓！”

“汤团”的集体潜伏行动，历时160多个日夜，巧妙周旋于敌人内部，不仅获取了重要军事情报，还打通了抗战物资运输线。

这段历史，不仅仅是我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段传奇，同样也堪称是世界“潜伏工作”中的一段奇迹。

即便是日伪军也不得不承认：

“只有共产党的军队，才能创造这样的壮举”。

也正是在新四军种种的办法之中，在华东地区的日本侵略者始终拿我军没有办法，日军多次想要打击华东地区的抗日力量。

但每一次都被我军顺利瓦解，就是有着粟裕大将这样的战略智慧，加上汤景延以及他手底下战士们的临危不惧，才取得了一个令人惊艳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