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东北的寒风裹挟着雪花肆虐大地，战场上的硝烟尚未散去，而在一间会议厅内，一场关乎军队纪律与思想建设的会议正悄然进行。

台上坐着谭政，他的目光如炬，扫视着台下的一众纵队司令员和政委，这些人个个战功赫赫，历经大小战役无数，可此刻，他们的神情却不似以往那般昂扬自信，而是带着几分忐忑。

谭政是何许人也？

在整个东北野战军，乃至东北军区，谭政一直都是一个“威严”的存在。

东北的部队中，从普通战士到师长、司令，甚至那些以火爆脾气著称的将领，在他面前都得收敛几分，不是因为他的军衔高，也不是因为他有着怎样惊天动地的战功，而是因为他的原则性之强，堪称军中表率。

这次政治工作会议原本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一次常规的思想教育大会，毕竟在场的干部，哪一个不是在战火洗礼中走来的，他们更向往在战场上战胜敌人。

因此，大家的心态颇为轻松，想着白天听听报告，晚上还能看看戏、电影，会议期间的氛围定然是融洽的。

可他们没有想到，这一次他们的判断出错了。

因为谭政这一次来，不是来走形式的，而是来做一些非常深刻工作的。

谭政做报告向来严谨，绝不会仅仅停留在口号上，更不会只讲些泛泛而谈的空话，他在会议召开之前，早已做足了功课，把各个纵队的情况摸了个透彻，甚至掌握了一些具体案例，这些案例，就是各部队“纪律问题”的案例。

于是，当他站在台上，沉稳地开口讲述时，会议室内的气氛瞬间变了。

“我们都知道，纪律是军队的生命，可我们的一些部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听到了这一句话之后，众人原本还算轻松的表情渐渐凝固起来。

谭政顿了顿，目光沉稳地扫过台下：

“有的干部，公然与地主勾结，甚至干涉群众斗争。有的人，纪律松散，包庇手下的违法行为。还有的，直接突破底线，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他的话音落下，会场内顿时陷入了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

随后，他开始一一列举具体事例，台下的纵队司令员和政委们，个个都屏住了呼吸，他们都知道，谭政既然敢在这样的场合公开提出来，那就绝对不是凭空捏造。

尤其是当他说到“马玉事件”时，整个会场的空气仿佛冻结了：

“某部一名连长，与地主的小老婆勾搭成奸，被人发现后，非但不知悔改，反而枪杀了村长马玉”。

当谭政说到马玉案件的时候，在场参加会议的指战员都感到了非常压抑，因为对于我军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纪律问题，要知道，从红军时期开始，我党我军的努力，不就是为了推翻地主阶级的剥削，让劳苦大众能翻身做主人吗？

可如今，居然有人勾结地主，还为了掩盖丑事，亲手枪杀了站在人民一方的村长？

谭政的声音依旧平稳：

“这件事被层层上报，最后交到了政治部。”

他顿了顿，沉声道：

“我的态度很明确，这种人必须严惩！”

他没有用任何激烈的言辞，但那掷地有声的“必须”二字，却如同一柄重锤，敲击着在场每个人的心。

“最后，这名连长被依法枪毙。”

谭政的话语带有肃杀的气息，在场的十二个纵队的司令员们，都非常认真地听着谭政的讲解。

而谭政对这件事的处理和定论，毫无疑问是一记警钟，敲响了整个东北野战军。

为了整治东北野战军的纪律问题，谭政当即以东北野战军政治部的名义发布通告，明确规定：

“经过土改教育阶段后，凡是仍然包庇地主，或者干涉群众斗争的人，无论其出身如何，过去立过多少功劳，都必须受到严肃的批评和处分。若情节严重者，开除党籍！若触犯法律，必须依法惩处”。

此话一出，纵队政委们一个个低下了头，作为部队的政治主官，他们本该严抓军纪，确保队伍的纯洁性，可现实是，军中依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谭政没有用愤怒的语气去斥责谁，但他的每一句话都让人羞愧难当。

军人们习惯了战场上的冲锋陷阵，习惯了用枪炮去征服敌人，可这一次，他们被一个个赤裸裸的事实震撼了。

其实，在1947年夏秋攻势后，东北战场的主动权已牢牢掌握在我军手中，我军获得东北战场的全面胜利，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但也是在这个时候，有士兵因为骄傲犯了错误，这是绝对要处理的，也同样给纵队的政委们提了个醒，不要忘掉自己人民子弟兵的身份。

在这场会议结束后，不少政委感慨万分，当时担任着第六纵队政委的赖传珠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谭政之言，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力。此言若不听，则军纪必乱，后果不堪设想。”

也同样是在赖传珠的日记中，谭政在那一天开会，底下的政委们都不敢随便说话，可见谭政的威严之重。

其实在解放军的将领之中，谭政是非常特别的。

1955年9月，新中国首次举行了授衔仪式，在这场仪式中，谭政荣获了大将军衔。

而在所有四大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中，谭政的职位和授衔显得尤为特殊，他作为唯一一位获得大将军衔的政治部主任，与其他几位上将军衔的同僚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李达、第三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唐亮，他们的荣誉虽同样不凡，但始终不及谭政的特殊地位。

而原本属于第二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也因被调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而错失了这次授衔机会。

更重要的是，谭政的这一生并不是因为亲自指挥过多少战斗，亦没有因为枪林弹雨中消灭敌人而出名。

谭政不仅没有因为消灭过多少敌人而获得这个军衔，他甚至从未在战场上举枪杀敌，但他所做的工作却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这一切，都源于毛主席对他的深切指导与期望。

当年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年轻而且担任着老师的谭政，他毅然决定放下讲台上的粉笔，前往武汉投身革命事业。

谭政的文化水准在部队中格外突出，虽然身处军队，他依然承担着大量的文书工作，帮助处理部队内外的事务。

在大革命失败后，陈赓参与了南昌起义，而谭政所在的部队则成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积极参与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失败后，谭政跟随队伍前往井冈山。

在这一过程中，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毛主席的秘书，就在这时，毛主席与谭政发生了一段有趣的对话。毛主席问他：

“如果现在给你十颗子弹，你能打倒多少敌人？十个行吗”？

谭政羞涩地摇了摇头：“不行。”

“那五个呢？”毛主席继续问。

谭政再次轻轻摇头，显然他自己也没有信心。

毛主席笑了笑，问：“那三个人呢？”

谭政再次摇头，脸上露出了些许羞愧的笑容，看到他这副模样，毛主席不禁笑了，他轻轻拍了拍谭政的肩膀说道：

“你以后就不要再用枪了，好好握住笔杆子，这同样能在无形中横扫千军。”

从那时起，谭政便主要从事宣传教育工作，为红军的思想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29年，湘粤赣三省的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发起了第三次围剿。

毛主席再次召见了谭政，并在他即将前往三十一团担任党委秘书时说道：

“你的名字和你要从事的工作真是挺匹配的。”

当时，红军刚刚成立，普通百姓对红军的政策知之甚少，由于战争的影响，民众生活困苦，许多人一见到持枪的军队就会感到害怕，甚至会把粮食藏到深山里不敢供给军队，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军的物资补给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粮食的供应成了最大的问题。

面对这一困境，谭政没有选择强行向百姓索要粮食，而是想出了另一种办法，那就是向老百姓借粮。

对于那些经济状况较好的百姓，部队会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粮食费用，而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百姓，谭政则会给出借条，明确标明军队所借粮食的数量，并且承诺偿还日期。

这样的做法有效避免了强迫百姓供给粮食的问题，同时也保护了百姓的利益。

谭政的政治工作不仅仅体现在粮食问题上，他对红军的纪律与思想教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谭政为红军树立了强大的思想支柱，确保了部队的稳定与发展。

毛主席曾经高度评价谭政：

“他平日话不多，透着一股书生气。然而每当遇到困难时，他总能想出新办法，为部队出谋划策。而且，他擅长通过自身的经历去教育和启发部队里的同志。”

所以谭政对于军队的影响是在无形中产生的，也正是谭政在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工作，推动了解放的进行以及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在1955年的时候，谭政才被授予开国大将军衔，作为非常特殊的大将，也没有人质疑谭政，这正说明了他的能力和威信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