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的八九月,随着日本侵略者的全面投降,整个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要应对日本侵略者离开中国之后,所出现的大面积“政治管理空白”,另一方面,则是要处理我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建立联合政府,以此来共同恢复中国的发展。
最不理想的方式,就是应对国民党继续挑起的内战,这也是毛主席本人不想看到的。
其实早在日本人投降之前,延安就已经召开了“七大”,距离六大,七大时隔多年之后召开,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中央代表,比以前多了不知道多少,在七大上,中国共产党针对未来发展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和建设,会议结束之后,各地代表就要赶回各自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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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没有来延安参加七大的我党同志,他们都在各自的根据地中随时应对日本侵略者全面离开的各种情况。
作为抗日战争后期,我党最大的根据地之一的晋冀鲁豫军区,随后的接收工作必然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晋冀鲁豫军区的两位领导人都前往了延安参加会议,所以,担任着参谋长的李达忙得焦头烂额。
也是在这关键时刻,李达突然接到一个命令,要他中午时分赶到长宁机场接人,要知道,此时的军区工作最为复杂,中央一定是知道李达的忙碌程度,但即便如此,都还让他到机场接人,说明了来的人一定非常重要。
所以李达准时出发,带着警卫部队在长宁机场翘首等待,当时间到达了中午,天空中运输机的轰鸣声十分响亮,李达抬头一看,一架巨大的美式运输机缓缓落地,停稳之后,飞机上的乘客走了下来,这些人就出现在了李达的面前,李达这才明白了,
原来这架飞机上乘坐的,竟是我党我军最重要的几位人物之一,这些人有刘伯承、叶剑英、陈毅和陈赓等人。
也是在接到他们之后,李达这才明白他们乘坐飞机来到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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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召开的时候,我党在全国各地的代表纷纷前往延安参加会议,会议结束之后,离开延安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毛主席知道,自己必须让我军的各地领导尽快回到自己的根据地,稳住军心,方能应对蒋介石的政治攻势和军事行动。
对此,国民党方面都是知道的,所以蒋介石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妄图阻止我方高层领导的归属。
为了避免中途出现意外,中央作出了一个决定:
让我军领导乘坐美军的飞机,以避开蒋介石设置的层层阻拦,也是这个决定,让我军20位出色的最高指挥员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前线,这也为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优势打下了基础。
1945年,随着柏林的胜利,欧洲的反法西斯战争终于走向了尾声。
那一年,世界的焦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战火仍然在太平洋的天空和大地上肆虐,美国急于结束这场远东的战争,希望通过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来收尾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
而让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方式,莫过于用强大的武力震慑他们,于是乎,两颗原子弹坠落日本,不久之后,苏联宣布对日宣战,并迅速派遣军队进驻中国东北,迅速击败关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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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内外交困的日本政府,在极大的压力下,终于做出了投降的决定,天皇同意接受无条件投降,结束了这场长期的血腥战斗。
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胜利的号角终于吹响全国,可这并不是一切故事的终结,随之而来的是另一场更为复杂的斗争。
中国在战争中的巨大战果,成为了各国争夺的焦点,作为新兴的超级大国,美国急于掌控国际话语权,同时也不愿看到苏联势力的扩展,决定将未来的主战场转移至中国。
而苏联同样意识到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盟友,决心加强对中国的拉拢,尤其是在与美国的对抗中,他们希望能拥有中国这个战略资源。
这就导致苏美之间的博弈并不单单关乎战略利益,而是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未来。
美国在抗战期间一直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支持,因为蒋介石的政府结构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国民党的四大家族较容易成为美国的傀儡,除此之外,苏联也逐渐放弃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可能无法与美援支持的国民政府抗衡,甚至认为共产党内部的力量不足以挑战国民党的统治。
面对美苏两国的双重压力,特别是苏联的背弃和美国日益增长的介入,中华人民的解放事业,来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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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党顶着巨大的压力结束了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毛主席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全党全军,全力巩固华北阵地,争夺东北资源,同时确保南方的防线,避免局势陷入全面动荡。
我党的核心想法很简单,那就是保证国家的稳定,在这之后,再去谈论两党如何相处的问题。
与此同时,由于战时的局势变化,蒋介石也采取了调整策略,将大量军力调往西南,以便保存力量,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日本投降的速度远超预料,北方一度成为了军事空白,这让蒋介石措手不及,面对着这种情况,他不得不迅速调动部队,企图抢占北方重要的交通要道。
此时的华北,我党占据了大量的根据地以及拥有了大量的群众基础,这是我党的一个巨大优势,也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和中共高层的领导人正齐聚延安,七大即将结束,各根据领导人应该立即回到各根据地完成建设。
可是蒋介石会让我党如此顺利地完成解放吗?
显然并不会。
所以在此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给毛主席发来了一封“邀请函”,希望毛主席能够前往重庆,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
蒋介石的用意显而易见,他想借此机会逼迫毛主席屈服,以便在接下来的对抗中占据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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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局势,毛主席从容地坐在会议室中,喝了一口茶,微笑着对大家说:
“我们去”。
然后,他补充道:
“但在去之前,我有一件事要做。”
毛主席所说要做的事,就是让各根据领导人迅速回到自己的地盘领导工作。
可是从延安回到晋冀鲁豫的路上,危险重重,我军领导人该如何避开危险呢?
就在这个时刻,毛主席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决定:要借助飞机,快速穿越国民党设下的重重关卡,从延安安全返回。
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早已在解放区的交通要塞设下了严密的伏击,任何试图穿越这些重兵把守的区域的共产党员,无疑都面临着巨大的生死考验。
在沉默片刻后,毛主席说道:
“我们可以借一架飞机,让大家迅速返回”。
这个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众人的热议。飞行的风险太大,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只不过,毛主席依然坚定:
“解放区不可能一日无将,我们不能冒险,但也必须去”。
就在中央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的时候,叶剑英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记得美军驻延安的观察组曾经使用飞机往来,且与中共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友好关系,观察组的组长叫做包瑞德,对于我党的态度也非常友善。
于是,叶剑英果断提出,可以请求这些美军飞行员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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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二战期间,许多美军飞行员曾被困在中国,由于日军的干扰和燃油不足,不少飞机迫降在中国农村,这些飞行员的困境被中共及时解决,村民们甚至为他们提供了粮食和水源,这种真诚的帮助,深深打动了美军飞行员,他们对共产党人无私的帮助表示感激。
通过这一层交情,美军的观察组对延安的共产党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渐向外界报告了共产党在中国的真实情况,这也让我党的真实情况被世人所知,不再是被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妖魔化宣传的那样。
在美式运输机装载着我党我军重要领导人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比如在飞行的过程中,飞机必须要往高空飞,目的是为了避免地面的一些日军趁机射击,而在高飞的过程中,整架飞机是承受巨大风险的。
这也是李达想不到的地方,因为在当时看来,即便是飞机运输,也并不是最安全的办法,只是最快的办法,李达完全不知道,为了求速度,这些军政领导人们会如此“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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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冒险,以及不按常规套路出牌,才在最短时间内回到了前线,并且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为接下来的政治以及军事工作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这也是我军能够获得解放战争最终胜利的一大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