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 一 张老照片。1948年4月4日摄于南京 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同年4月14日发表于南京的《中央日报》。画面 上站在主席台中央正在讲话的是蒋介石。主席台后排一侧，是两个速记员的席位。其中在花架前的一位年轻女速记员，就是我，那时我叫沈琬，是一名中共秘密情报员。
1948年4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主持国民党中央全会。主席台右二为沈安娜
我受中共党组织的派遣，打入国民党营垒内部，在高层核心机要岗 位上，为蒋介石等高官要员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央 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中央训练团等各种会议以及蒋介石亲自主持的高层小范围绝密会议， 担任速记员，搜集了许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国民党党、政、军秘密情报。
我的战友和终生伴侣华明之则根据组织指示， 一直指导、配合、掩护和支持 我的工作。我们在艰苦而惊险的隐蔽战线上战斗十余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事业默默奉献。
幼年的反抗
我(原名沈琬，字淑和)1915年农历十月初一(公历11月7日)出生在江苏 泰兴。我家在县城北门大街，门楣上挂有“沈太史第”的破旧匾额，当时，沈家在泰兴城里也算大户人家。
1922年秋天的一个夜晚， 一出展现中国封建社会陈规陋习的裹脚闹剧， 正在沈家大宅门里上演。被强行裹脚的女孩子就是我，那时我7岁。我的大伯母、沈家老宅的当家人，指挥着用两条足有七尺长的白色裹脚布，把我柔软的脚趾紧紧缠裹起来，我一边哭叫 一边挣扎。
我的哭叫声传到大宅的另 一个院子里，使我的母亲杨淑怀心烦 意乱、满脸焦虑。虽然母亲也是封建 世家出身，但她并不主张给女儿缠脚。 我的父亲沈季航也很心疼女儿，脸 色阴沉，却没有办法。
他在沈家排行 老四，父母过世后长兄主事，长兄去 世后长嫂当家，现在沈家事无巨细 都由长嫂作主，他只能躲在书房里紧 蹙眉头，对传来的哭声和呵斥声无所 适从。
我的大伯父沈文瀚是前清光绪 年间的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是长 达二十六卷的《宣统泰兴县志》的 总纂，1922年秋去世。二伯父、三伯父早年夭折。父亲沈季航排行老四，是 清末秀才，20世纪20年代曾在家里设 私塾，后执教于县立城东女校及襟江小学，教授国文、地理等课程。
清末民初的沈家，作为大户人家，有四个门堂。沈文瀚身为翰林，住的门 堂最大，后院还有一座小洋楼作翰林书房。大门内的回廊上有一顶褪了色的轿子，大伯父外出办事都要坐轿前往。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我的母亲杨淑怀是江苏省东台县人。当年外祖父与大伯父因一同进京赶 考时相识，遂成为莫逆之交。沈文瀚在与杨先生闲谈中，讲到四弟季航为人 忠厚，尚未娶亲，杨先生立即表示愿将长女淑怀嫁于季航。不久，沈家便请了 媒人上杨家说媒。杨家则信守诺言，包了一条船，载了嫁妆，将杨淑怀嫁到泰 兴沈家。
我的母亲封建世家出身，眉清目秀， 一副大家闺秀模样。她持家有方，为 人贤惠，遇事颇有主见。大哥大嫂的年纪比她大很多，再加有“长兄如父，长 嫂如母”的传统，母亲对大哥大嫂非常尊敬，只是对大嫂逼着女孩子缠小脚 的做法很是不快，因为她自己有缠小脚的切肤锥心之痛。
我的大伯父去世之后，大伯母成了一家之主。或许是因为急于在大宅门里树立“威信”,她当家后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给沈家的女孩子裹小脚。
大伯母也出身于封建世家，书香门第，还是个才女，会作诗。我小时曾亲 眼看见她与大伯父一起吟诗作对，因此对她很有些崇拜。她也很喜欢我，经常亲自给我梳小辫子，夸我聪明懂事。对家族中别的女孩则很少这样做。
大伯父在世时，大伯母一心相夫教子，从不关心家政。大伯父去世后，她 自然成了封建大家族的当家人。在她看来，女孩子裹脚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想到居然遭遇一个7岁小女孩的顽强反抗!
我不明白，喜欢我的大伯母为什么非要让我裹小脚，更不明白把脚裹成 小粽子样有什么好看。躺在床上的我又挣扎又喊叫，实在累了，虽然双脚火辣 辣的生疼，渐渐地还是睡着了，而泪水还留在脸颊上。守在一边的姐姐十分心疼。
姐姐沈珉比我大3岁，已经10岁了。大伯母认为10岁的女孩骨头开始 长硬，不好缠了，沈珉便躲过了这一劫。
半夜时分，我又疼得醒过来。我爬起身想把裹脚布解开，但是针线缝得严严实实，无法解脱，我便哀求姐姐道：“给我拿剪刀来，我要剪掉!剪掉!”
沈珉起床点上灯，找出剪刀交给我。
我拿起剪刀，狠狠地把裹脚布剪开了，疼痛的双脚立刻有了一 种被“解放”的感觉。看着那一堆蛇皮状的裹脚布，我含着眼泪开心地笑了……
过了两天，大伯母过来检查我的“金莲”小脚，发现我早已“金蝉”脱壳，很生气，就叫人再缠。
结果，倔强的我又在夜里爬起来再剪，还发狠劲，干脆把长长的裹脚布剪得寸断，像一堆蒜皮。
面对我的坚决反抗，大伯母无计可施。再加上我母亲的脸色越来越 难看，她也不能不有所顾忌，最后只得退而求其次，和我母亲商量，让人给我做尖头小鞋穿。
穿小鞋和缠脚一样难受，也会使小脚变样。我畏于大伯母的权威，大伯 母在时，不得不穿上敷衍一下，只要大伯母不在，我马上就脱下来。过了一 段时间，母亲让人给我做了一双圆头鞋。大伯母只好睁一眼闭一眼，装作没 看见。
虽然只裹了十几天的脚，穿了不长时间的尖头小鞋，但已经使我的双脚 变了形，那种痛苦的感觉足以让我铭记一辈子。我对这种摧残妇女身心的封 建陋习厌恶之极，这不仅为我后来积极反封建，追求妇女解放打下了基础。 而且保留了“天足”,也为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大，但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起到 重要的作用。我从小性格倔强，7岁就敢于反抗封建家庭的权威人士，可以说 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革命”,而且获得了双脚解放的胜利。“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似乎在我身上得到了某种验证。
启蒙教育
作为封建大家庭，沈家的男孩可以进学校，还可以送到外地学习，女孩只能在家学女红(绣花之类)。父亲沈季航是清末秀才，却很开通，他不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他在家中开设的私塾，不光教男生，也教女孩子。
大厅是男生的课堂，女生的课桌则安放在他自己的房间，与大厅的男生隔开。 女孩子们也能识字，也能像男生一样背《论语》,一样听他讲孔子门人弟子 的故事。他还让女孩背《木兰辞》,给我讲木兰从军的故事。
就这样，父亲在顾及“男女授受不亲”旧规的同时，为女孩子争取到了受教育的权利。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文质彬彬而又潇洒倜傥。开了一段时间私塾后，父 亲进了县立城东女校和襟江小学当教书先生。晚上，父亲在油灯下批改学生作业，我常守在父亲身旁， 一边剥瓜子给父亲吃， 一边看父亲工作。
有时父亲随手拿出一本作业，翻到其中一篇作文让我读，开始有点结结巴巴，后来我居然能一字不差地读下来。
从此，父亲每天出个题目教我写作文，还教我背诵唐诗宋词等。我记 性好，听父亲教上两遍，就能朗声背诵。虽对含义不甚了了，但对韵律把握得 很好。父亲听我背诵古诗文，如沐春风。后来除了教我背诵诗书外，还教我写 毛笔字。我也满心欢喜，刻苦用功，正式上学校读书之前，便已经能写楷书和行书了。
小孩子都喜欢听大人讲故事，秀才出身的父亲不喜欢讲童话或神话，喜欢把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忠、孝、节、义等思想用人物故事或古诗名句的形 式讲给孩子们听。忠，讲岳飞“精忠报国”;孝，讲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 春晖”;节，讲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义，讲孔子的“杀 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义”……这些古诗名句和故事，在我们两姐妹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亲沈季航虽然是封建时代的文人，但在两个县立小学教了很长时间 的书，与师生们朝夕相处，接触了不少新鲜事物，思想开通。他常把小学五六 年级的语文课本带回家辅导女孩，我们获益匪浅。因此，我们离开私塾就考 进正规学校读书，1929年，我入泰兴县城东女校读小学五年级，沈珉则直接考入泰兴县立初级中学。
20世纪20年代，对于一个偏僻小县城的女孩子来说，能上正规学校 读书，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学校的学习内容和课间活动丰富多彩，女孩子也 可以参加体育活动。我和姐姐在学校里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感受到身心的解放，真是开心极了!
在沈家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我和姐姐沈珉最亲密。姐姐性格内向，温柔 善良，勤劳孝顺，五六岁就开始帮助母亲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为了给弟弟 妹妹喂饭，往往自己顾不上吃。等忙完后，饭已经凉了。这时她就随便扒几 口冷饭，喝几口剩菜汤了事。等到她大一点儿了，就帮母亲做针线活儿。在油 灯下做鞋、做衣服，常常熬到深夜，困得眼睛睁不开，把针扎到手上了，才去睡觉。天刚放明，便起来诵读诗文，随后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尽管柔嫩的肩膀承担了如许繁重的家务，沈珉从不放弃学习的机会。她和 我一起跟着当教书先生的父亲读书、识字。她没上过一天正规小学，在父亲的指导下自学了小学课本，熟读了许多古文、诗词，所以后来直接考入了中学。
沈家的衰落是从1922年大伯父去世后开始的。封建世家书香门第，本 有许多繁文缛节，大伯父又官至翰林，在小县城丧葬仪式排场显得特别大。
1926年，我11岁时，父亲去世。接着，大伯母、长兄、堂嫂等相继去世。没有钱 办丧事，只好变卖家产。先卖土地，后卖房子，再卖家具、首饰、字画。连年几个丧事办下来，家族元气大伤，家境日趋困顿，最后只好分家。
此时，我们一家只剩孤儿寡母，没有经济来源，主要靠外婆家接济维持。最困难时，只能以菜粥糊口。
我12岁那年，正值军阀混战。当时我年纪尚小，弄不清军阀谁打谁。据 泰兴县志记载，1927年3、4月间，大军阀孙传芳所属郑俊彦部败退江北，路经 泰兴县境时，沿途勒索钱粮，大肆劫掠，致使难民成灾。
大群的老百姓涌进 县城乞讨。他们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男女老幼纷纷沿街席地而卧，有的一倒 下就永远起不来了。几乎每天早晨都会有人死去，满街都能听到灾民们的哀 号之声。我在县城里长大，还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凄惨的景象。对此，心中充满同情，同时又疑惑不解。
5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进入泰兴县城。我看到一个医官指挥部下在沈家大门口插上红十字牌子，觉得此人眼熟，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自 己的大堂兄，大伯父沈文瀚的长子沈彦堪!
在沈彦堪的指挥下，沈家将原来 存放棺材的大厅打扫干净，铺上稻草，又让家人拿出自用的被褥给伤兵和难民用，还把沈家的米粮拿出来，用大锅熬粥施舍给难民。家中男孩女孩都出来帮忙。我的姐姐沈珉在臂上戴着红十字袖章，帮助医官照顾伤员。12岁的我也不甘落后，主动为难民和伤员端粥。
我为那些伤兵端粥时，见有的伤兵手不好使，就耐心地喂他们。大堂兄 沈彦堪对我的表现非常满意，拍拍我的头，赞道：“很好!很好!琬儿有同情心，会伺候人了!”
那些逃难的同胞刚歇了几天，又传来军阀进犯的消息，难民们继续逃离。我们一家也随着母亲逃到常州。
几个月后，局势稍稍平稳， 一家人才返回泰兴。这次赈济难民和逃难的 经历，给12岁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亲眼看到了军阀混战、百姓遭殃的惨状，也看到身为国民革命军医官的大堂兄沈彦堪医治并赈济难民的义举。
沈彦堪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幼年的脑海里。另一个印 在我脑海里的革命者形象，是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前身为襟江书院，现为泰兴中学)的刘伯厚老师。
刘伯厚，1886年生于南京。两江师范毕业，历任教师、校长。大革命失败 后曾参加中共泰兴县委领导的反“清党”斗争。因此被捕入狱，惨遭毒打。后 经多方营救，方得开释。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泰兴中学领导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中入党，1946年部队北撤时，光荣牺牲。
1931年，我进入泰兴县立初级中学，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千万同胞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事变的第二天中午，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即送到了泰兴县立初级 中学。同学们看了报纸，群情激愤。在刘伯厚老师的领导下，全校师生迅速开 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学生会主席汪普庆很会写诗，全校师生 都被他的救亡诗感动。我当时是班长，带领本班同学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带头上台作抗日演讲。
有一次，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罪行，在班上向同学们宣传 抗日，当讲到东北同胞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时，我情不自禁热泪盈眶，泣不 成声。同学们先是默默流泪，接着便哭成一团。有的一面哭， 一面悲愤地高声呼喊：“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不做亡国奴!”
这时，忽然有人拍案而起，大声道：同学们，不要哭，哭有什么用?要行动!
同学们这才注意到，刘伯厚老师不知何时来到了教室，坐在最后一排。
刘伯厚老师对大家说：同学们，你们的爱国热情是好的，作为一个热血 青年，怎能对政府的不抵抗行径不闻不问?我们要行动起来，唤起民众，要求政府坚决抗日，收复国土，拯救东北同胞!
学生会组织大家写壁报、贴标语、上街游行，动员群众捐钱捐物，支持 东北义勇军。但报上不断传来消息，在九一八事变后仅四个月，东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全体师生无不痛心疾首。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的冲击下，我的心中孕育着强烈的反帝、爱国 的情怀。60年后，1990年6月，我撰写了《怀念爱国主义启蒙老师刘伯厚 烈士》一文(收入《刘伯厚烈士碑揭幕纪念集》)。文中我写道：“我之所以能 够在当时上海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泰兴中学接受爱国 主义教育，打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我一直认为刘伯厚老师是我爱国主义的启蒙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