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进沈阳后的军事调处
抗日战争刚刚宣告结束， 一直在大后方坐山观虎斗的国民 党反动派，急忙下山摘桃子，向各解放区发动进攻，受到了广大 人民的谴责与反对。他们为了欺骗舆论，又因为内战的准备正 作尚未做好，就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 定》,并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全国各战略要点也相应 地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小组，都由国共两党代表和所谓“中间 人"的美国代表三家共同组成，以监督处理各地的停战事宜。
这 本来是顺应民心的大好事，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是利用停战积 极准备内战，蒋介石更悍然宣布《停战协定》不包括东北几省，利 用美国的军规飞机不断向华北、东北运兵，企图独吞东北人民和我军长期苦战获得的成果。
我党在北平军调部的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同志，罗瑞卿、李克 农、滕代远等我军将领和黄华、董越千及饶漱石等也在我方代表 团工作。经过他们的坚决斗争，特别是东北我军对蒋军的奋勇 抗击，使蒋介石不得不于三月下旬与我党又订立了《调处东北停 哉的协议》,并决定在沈阳成立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
一九四六年，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与叶剑英同志合影
不久我们 接到北平军调部叶剑英同志发来的电报，说他将派专人来东北 局商谈组建东北执行小组的问题。
四月初的一天， 一架军调部 的美国飞机，来到了东北局所在的梅河口附近的东丰机场。由于我们事先已经得到通知，彭真、林枫、李立三和我等东北局成员及其他一些同志， 一起赶到机场迎接。
来的人是饶漱石，他向 我们传达了叶剑英同志和北平军调部的意见，说除在沈阳成立 第二十七执行小组即东北执行小组外，还要在抚顺、本溪和四平 等地设立四个分组，东北小组的我方代表要由东北局派负责干 部担任。
彭真等同志研究以后，决定由李立三同志和我参加在 沈阳的第二十七执行小组。其他各分组的我方代表：抚顺小组 是莫文骅同志，本溪小组是肖华同志，四平小组是耿飚同志，辽西小组是王首道同志。
人员确定以后， 当天我们就和饶漱石一起乘飞机去沈阳赴 任，我几乎什么东西也没带就出发了，很快就又踏上了离开才四 个多月的沈阳的土地。
我们走的时候严冬刚刚开始，重回时却 已开春了，不过沈阳的政治气候却毫无一点春意。曾几何时，这 座历经沧桑的人民城市， 又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的统治中 心，几个月前欢庆抗战胜利的热烈气氛，早已烟消云散。
我们到 达后，第二十七小组也就正式成立。根据北平军调部和东北局 所商定的，由饶漱石担任我方的小组长，李立三同志为政治顾 问，我则为手下无兵无卒的参谋长。住处是沈阳中苏联谊社的 七层楼上，那是一座日本建筑，我们的房间里也是日式的榻榻 米。
一 九四六年“在长春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 与李立三同志(左五)及国民党美国代表合影
我们驻地周围布满了监视我们活动的军警宪特，我们开始 工作后每天扔弃的废纸，他们都有专人一一收去检查寻觅什么 “机密情报”。
此时的沈阳，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是个险象四伏、 得处处警惕的反动堡垒，地方虽然是我们十分熟悉的，面貌却变得陌生、冷酷甚至可憎了。
就在沈阳执行小组刚刚成立， 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正对我们进行着礼节性拜访，甚至是轻松愉快地握手言欢时，他们的军队使用着美国制造的全套武器装备，使用着美国提供的各 种交通工具，正在气势汹汹地扑向我军驻守的许多地方。
除了 他们大部队的正面进攻，由国民党收容和改编的一些地方部队， 也不断向我军进行挑衅和骚扰，我们几乎每天都得到发生冲突 的情况报告，所以小组内也就天天为这些事进行无休止的争执 和争吵。
我们一个小组内的三家人，名为“三方合作”,实际是 “两军对阵”。国民党代表在他们盟友美国代表的偏袒支持下， 无理也搅三分；我们则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也是针锋相对，寸 土不让，时刻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不过同 我们打交道的国民党代表，也是各不相同，互有区别的。对方最 初的小组长叫赵毅，中将军衔，原来是东北军的师长，抗日战争 中还曾同我党有过联系，对我们的态度比较友好。显然正因为 这一点，他的上级认为他反共不够坚决，甚至同我们有点什么关 系，很快就把他给撤换了。
来接替他的叫蔡宗濂，也是个中将， 东北人。美国代表开始是戴梯乐上校，后来是泰勒上校，他们也 是为着自己及国民党的利益，变着法子同我们斗。我们为了对 外活动方便，也都佩戴了军衔，甚至穿上了将军服，使一些级别低的国民党分子，在我们面前不得不有所敬畏。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犯，妄图一直打到满洲里，占领全 东北，我军顽强抵抗，在四平地区发生了激战；敌攻我守打了将 近一个月，最后因为我们兵力有限，战线又太宽，敌人的兵力及 武器装备远远超过我们，不得不放弃四平，结束了战斗，以后一 度攻占了长春。
不可一世的敌人，奉蒋介石之命，不顾一切地向 北猛攻，我军为保存有生力量，又从长春撤出， 一直退到松花江北岸，以江为界，据守阵地，全力挡住了敌人的攻势。
在战场上捞到一点便宜的敌人，在谈判桌上也更加骄横跋扈，经常在一些 具体问题上，同我们进行没完没了的胡搅蛮缠。
例如他们的美 制飞机袭击轰炸了梅河口，造成许多和平居民的伤亡，我们为维 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向他们提出了口头抗议，他们却死不认 账。当我们提供证据后，他们又狡辩说只是炸了军事目标，不 承认伤害了和平居民。
他们还企图缩小以至取消执行小组的权 力，说执行小组只有视察的任务，我们则强调首先要监督执行停 战命令，东北执行小组所属的各个分组，必须深入到发生冲突的 地区直至前线查看。
经过无数次的扯皮以至争吵，更由于敌人 攻势受阻，他们为了进一步部署力量，不得不根据我们一再呼吁 和建议的，于六月上旬与我党达成了在东北实现停战的协议，宜布从六月六日起停火半个月。
这时激战数月的东北战场，倒是暂时平静下来了，我们执 行小组内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原来就在停战协定生效的那一 天，我军夺回了被敌人侵占的吉林东部重镇拉法，并全歼守敌一 个加强团。拉法位于几条铁路的交会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敌 人在战场上吃了亏，就想在谈判桌上往回捞，他们硬说我军是在 停战协定生效后占领拉法的，指责我们违反了协议，妄图从我们 手上重新争得拉法的占有权。我们寸步不让，据理力争，坚持一 条原则，即凡是枪杆子已经夺到的东西，决不能在谈判桌上再放 弃掉，这也是毛主席一贯的指示。
执行小组内的国民党代表，每 天就此事大肆鼓噪，猛烈攻击我们，但又提供不出说明确是我军 违反协议的证据，都被我们一一驳回，他们空嚷嚷了一顿却一无 所获。后来他们又在别处寻衅找岔，无中生有地说中共部队正在松花江北岸集结；即将南渡松花江进攻长春。
我们从内部知道我军并没有这个打算，为了揭穿他们的谣言，就由我陪着国民 党和美国的代表，三方一起乘着军调部的飞机，飞临松花江上空 实地视察。飞机在松花江沿岸低空盘旋了好几圈，两边的情况 看得清清楚楚， 一切都平静如常，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军在准备 渡江和组织进攻，国民党代表对我们的指责毫无根据，在事实面 前才无话可说了，他们的洋大人美国代表也遗憾地耸耸肩摊摊手，表示对自己的小伙伴爱莫能助了。
执行小组的所有活动及其会谈，三方都有自己的翻译，可是 一旦发生了争论，往往只有我们的翻译在起作用。国民党代表带 来的翻译，名义上是个在美国留过学的洋学生，可是在讨论问题 时，他连双方发言的要点都搞不清，翻来翻去却不知所云。美国 人带的翻译又只作记录，不参加口译。
所以每次三方会谈，主要 靠我们的翻译同志从中传译，把各方的观点陈述得清楚明白，其 用语准确和反应迅速，使美国代表也不得不表示佩服，说我们的 翻译确有本事。而国民党的翻译是徒有其名，他当翻译不是凭本 事来的，而是因为这个职位薪水多，靠搞关系走门路来的，根本 不是选拔出来的人才。
我们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有两个同志， 一个是曾在西南联大学机械的李汇川同志，另一个是他的爱人 周砚同志。他们都是从北平来的，当时都很年轻，来时还没有结 婚，到执行小组后才正式举行了婚礼，成为一对战友夫妇。
由于 执行小组内人手有限，李汇川同志还兼任了我方代表的秘书，小 组的工作报告和公函文电，常常由他负责起草和上送外发。小 组内三方会谈时，常由周砚同志参加，由于国民党代表的偏执顽 固和蛮横无礼，经常使她气得要命，说国民党这帮人怎么能这样不讲道理。
每逢这时我总是劝她平平气，耐心听下去和译出来，人家不讲理，我们讲，并且要讲得更清楚。如今她和李汇川同志 都已成为我国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和负责人了，他们也是在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
因为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我们小组的人事也屡有变动，饶漱石在小组内工作了一个来月，就奉命调回北平军调部去了，第 二十七小组的我方小组长，就由李立三同志接任。后来他乘军 调部的飞机经北平去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他的工作又由我承 担起来，他从延安回来不久就奉调回东北局另有任用，二十七 小组的我方小组长职务也由我正式接任了。
二十七小组下属的 各个分组，也相应地有所变动。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原来在 抚顺、本溪和四平等地的分组都撤销了，重新调整并设立了几个 小组，即德惠一个组，我方小组长是袁任远同志；双城一个组，高铁同志任组长，朱光同志则是齐齐哈尔的我方组长。
在什么地 方设立小组，也是有斗争的，由于有的小组都是在国民党军队的 占领区内，国民党代表就要求在我军的防地内也派驻他们的人， 以示平等，这样才在双城等地放了两个分组。各个小组内除了 负责同志以外，还有参谋、电台、机要和行政人员组成的一套班子，工作量相当大，又大都孤岛似的处于敌人营垒之中，虽然并 不动枪动炮，但其斗争激烈和思想戒备的紧张程度，并不亚于战场上的冲锋搏击，只不过将斗争方式暂时换成唇枪舌剑罢了。
一九四六年六月，沈阳第二十七执行小组奉命扩建为军事 调处执行分部，并将地点挪至长春。这样，我就又一次离开了沈 阳。当我们穿过满街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美械士兵，回头看着 这座沉默的城市和无语的人民群众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沈阳，我还会回来的，并且不会等得太久了!
长春执行分部成立后，我还是分部内的我方负责人，工作 性质和工作内容也一点未变，连双方的争吵都和在沈阳时一样。 在此以前蒋介石曾亲自来过东北，与他们在东北的军政头头们 制定了一整套方案，以图进一步侵占我方地区，甚至挤垮和消灭 我军。
他们在策划军事进攻的同时，又在执行分部的谈判桌上 一再提出无理要求，想把我军通进一个狭小的地区内，再借口 要整军等等， 一点一点地将我们吃掉，由他们独占全东北。我 们遵循自己的一贯方针，凡是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也 决不在谈判桌上给他满足， 一-顶回并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
不过在有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也相机作了灵活处理，例如我军解 放长春时，俘获了国民党的长春市长等人。后经双方协商同意， 便将市长与我方一位在沈阳被捕的作家金人交换释放。除此以 外，我还执行了几次临时的外事任务，叶剑英同志自北平军调部 发电来，要我陪同军调部的美国代表丁伯门少将，两次去东北 军区所在地哈尔滨面见林彪，就军事问题进行会谈和了解情况。
当年十月间，叶剑英同志亲自来到东北，他乘着军调部的飞机特 地在长春降落，将我接上飞机再一同飞向哈尔滨。这时，第三次 国内革命战争已经全面展开，蒋介石点起的内战烈火，早在全国 燃烧起来，《停战协定》已被撕毁，军事调处宣告失败。
我们的东 北执行分部及各个小组，除了吵架也无所作为了，后来慢慢连架 也不屑再吵了。我便请示东北局和叶剑英同志，将工作移交给李初梨同志，自己离开了东北执行分部，也离开了东北又一大城市长春，结束了从沈阳开始的以唇枪舌剑作斗争的一段生活。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两次进沈阳，又两次撤离沈阳，现在又离开了长春。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真是城市虽好归谁有?江山壮丽几多愁呵。沈阳、长春以及东北的许多地方，暂时还由敌 人控制占据着。但是我坚信，敌人企图占领全东北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相反，不论是沈阳还是长春，以至我国其他任何地方，早晚都将回到人民手中!
不出所料，又隔了一年多，我的愿望就完全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