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下的“亭子间”

1933年8月，鲁自诚介绍舒曰信入党之后，便将舒曰信交给“中央 特科”①的王学文②直接领导，做秘密情报工作。

① 中央特科是中共早期的情报、保卫机构，前身为1927年由周恩来领导，在武汉创立 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特务工作处。

② 王学文(1895—1985),原名王守椿，号首春，江苏徐州市人。1927年入党。1933年春 至1935年秋，先后在中央特科潘汉年、武胡景、贺昌之、王世英领导下，从事情报业务 的组织领导工作。1937年到延安，曾任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

自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从 1933年5月至1935年秋，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先后由武胡景、刘子华、王世英 担任。此时，王学文在中央特科专做秘密情报工作，他发现舒曰信聪慧好学， 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文字能力，性格开朗又不失沉稳，便有意培养他，让他在中央特科担任情报工作的内勤，负责搜集资料和整理编辑情报等工作。

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期，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工作 和生活都很艰难。舒曰信没有掩护职业，党内称为“职业革命者”。党组织每 月给他很少一点生活费，有时只有8至10元，只够租住上海弄堂石库门里最便 宜的小阁楼，俗称“亭子间”,伙食费等开支必须自己想办法。

因为他与地主 家庭脱离了关系，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所以生活十分清苦，好在他会写文章，经常给报纸和杂志投稿，卖文补贴生活用度。

我们姐妹俩在刚刚认识舒曰信和华明之时，还不知道他们二人的政治身份，只觉得他们热情、诚恳，充满激情，是两位可以信赖的学长。

舒曰信进入中央特科以后，便搬出“南洋高商”的学生宿舍，在上海的弄 堂房子中，找最便宜又比较安全的亭子间租住。有时因交不起房租或有安全 隐患，又不得不另找住处，但毕竟有了一个“小窝”。这样，我们姐妹俩经常在舒曰信的小亭子间和两位学长聚会。

亭子间很小，上面是水泥晒台，下面是厨房，夏天亭子间像个大蒸笼，冬 天像冰窖。舒曰信为了抄写情报，夏天不管天气多热，必须放下窗帘，屋内闷得透不过气来。到了冬天，因为窗户朝北，终日不见阳光，室内比户外还冷。

亭子间里摆设极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和两只凳子， 一开始连床也没有，只 能睡地铺。当我们四个人聚会的时候，两人有凳子坐，另两人就只好坐在桌子上或者地上。

四个年轻人相识于1934年春节后，在亭子间相聚时，差不多是上海一年 中最冷的时候。虽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窗外寒风呼啸，屋内又阴又冷，可就 是这个简陋的亭子间，却成了我们四个热血青年的避风港，充满了温馨……

四个年轻人在一起，渐渐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已经是中共党员的舒曰 信就像个小组长。我们一同学习社会发展史，探索民族的命运，国家的未来。

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十分热烈。

华明之说：上高中以后，我开始学会思考社会问题。我看到了“朱门酒 肉臭，路有冻死骨”;看到被分割成一块块的租界和飘扬着的“万国旗”;看 到了“攘外必先安内”!于是满脑子都是问号：这是为什么?将来怎么办?我该做什么?我能做什么?

我问：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我知道了现在的中国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并存，什么都有，但到底算什么社会?

华明之说：从理论上，我讲不清。反正是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 本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和次殖民地的中国，到处一片黑暗。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光明的未来是共产主义。

舒曰信说：光是向往未来不行，还要投入社会变革的活动中去。他进一 步启发大家说， 一个人单枪匹马，什么事也干不成，要有组织，要把更多的人 组织起来才行。

对于我们姐妹俩来说，“组织”和“组织起来”这些词语很新鲜，也很吸引人。

华明之接着解释说：曰信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参加组织和团体，要进 行有组织的活动。比如那种反动派害怕的“飞行集会”和“中国反帝大同盟” 游行示威，就是由组织发动的。

其实，舒曰信和华明之的这些话，都是从鲁自诚那里学来的。舒曰信曾经用它启发过华明之，现在，舒曰信和华明之又一起用它来启发我们。

我们姐妹俩在舒曰信和华明之的教育帮助下，逐步认识到，劳苦大众和妇女要想得到解放，就必须组织起来反帝、反封建。从两位学长嘴里，我们 不时听到“革命组织”和“共产党”等神秘的词汇。继而进一步懂得，要抗日 救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于是我俩猜测：莫非他们就是共产党?

我悄悄对姐姐沈珉说：“我们也要参加革命，做他们那样的革命者!”

姐姐沈珉说：“不要着急。我们还不完全了解他们。”

沈珉对他们的了解，是从接近舒曰信开始的。沈珉比舒曰信大三岁，她经 常像大姐姐一样，到舒曰信的亭子间帮他整理家务，照顾他的生活。经沈珉 一收拾，亭子间的面貌焕然一新。舒曰信则经常向沈珉传播革命思想，引导她走上了革命道路。两人在接触中，逐渐产生了感情。

沈珉虽然少言寡语，但内心情感丰富。她能吃苦，会体贴人，舒曰信对她情有独钟。在沈珉的眼里，舒曰信满腹经纶，能言善辩，做事有魄力，和那个大她十多岁的前夫相比，虽 然都是大地主的儿子，却是 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她曾经冰 冷寂寞的心被舒曰信的热情 所感染，渐渐复苏。可她也有 顾虑，毕竟自己曾经经历过一 次不堪回首的婚姻，而且还 比他大三岁。因为有了这些 顾虑，所以她总是回避舒曰信那热情的目光。

舒曰信感觉到沈珉是喜 欢他的，但对她的犹疑的神 情却无法理解。在舒曰信的 追问下，沈珉终于一口气倾诉了心中的苦恼，舒曰信听罢，安慰她说：你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反封建，反压迫!如果我们自己还不能从 封建思想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还怎么革命?你比我大三岁，这又不是什么坏事情?

舒曰信(1942年摄于上海)

经他这么一说，沈珉完全打消了顾虑，彼此的心里都亮堂起来。

舒曰信向王学文汇报了他与沈珉的爱慕之情。王学文说：“她是个好 姑娘。”

他在舒曰信的亭子间里见过沈珉，认为她既温柔又有韧性，勤俭 吃苦，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将来也会成为舒曰信地下工作的好帮手。

经王学文 批准，1934年夏天，舒曰信和沈珉结为“革命夫妻”——那个年代，很多在革 命工作中相识、相爱的人结成夫妻后，都被人们称为革命夫妻。

婚后，沈珉才 知道自己心爱的人是共产党员，她坚定地表示要和舒曰信一起做革命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王学文认为她确是棵革命的好苗子，便批准她为中央 特科的一员。在王学文的直接领导下，沈珉除了协助舒曰信抄写、收藏、保管情报和文件外，后来还做秘密交通和掩护机关等工作。

设立党的秘密机关，在中央特科的历史上有其特殊涵义。这些机关各有 不同用场：有的用来开会、办公，有的用来接头联络，有的设立电台，有的专门保管文件……。

上世纪30年代，要在上海租房并不难，但要有殷实店铺具保，不然办 不成。租下房子以后，长期在此居住(办公)的人员，叫“住机关”。

“住机关” 的男人如果是单身汉，就要调来一个女同志扮作假夫妻，以免引起敌人 怀疑。按照秘密工作需要“社会化”的原则，“住机关”的人行动要符合自己 的身份，住家要像住家，商店要像商店；住家的夫妇，女的要像家庭主妇一样 操持家务，这样才能隐蔽得好。

当时的形势极其险恶，特务侦察，叛徒告密，上海的党组织多次遭受严 重的破坏，不少共产党员被捕和牺牲。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与敌人斗智斗勇，进行生死较量。

舒曰信和沈珉觉得我还在上学，就没有向我透露，他们是在共产党领 导下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姐姐和姐夫都是革 命者。

自从沈珉结婚以后，我发现姐姐像是变了一个人，过去脸上忧郁的神情被灿烂的笑容所替代，过去总是沉默寡言很少唱歌的她，居然在干家务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扬州民歌“鲜花调”。

我忍不住问姐姐：姐夫是不是对你很好啊?

沈珉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对我说：现在翻了身，生活再苦再累，我都能坚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头!

我追问姐姐道：“现在翻了身”是什么意思?

姐姐犹豫了一下，神秘地说：我找到了一个革命者做丈夫!

我被姐姐的快乐情绪所感染，我发现姐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于是大受鼓舞，便缠着姐姐说：我也要参加革命!我也要参加革命!

沈珉有些为难地说：“这个事我做不了主，侬要问伊(他)。”这个“伊”是指舒曰信。

舒曰信听说我也要参加革命，便严肃地对我说：参加革命，做秘密工作，是要吃苦的，还有坐牢和杀头的危险。

我坚强地说：我能吃苦，也不怕死。

舒曰信认真地看着我，从我的神情中可以看出，我是那种说得到做得到的人，便答应我，等请示了上级以后再给我答复。

舒曰信现在正忙着办华明之入党的事情。他大概是把我们姐妹列为下一 批党员培养对象。

1934年7月的一天，已经从“南洋高商”毕业的华明之，被舒曰信约到他 的亭子间。天很热，却关着窗户，还挂着窗帘，华明之一看就知道舒曰信要和他谈重要的事情。

平时随和的舒曰信，今天的神情显得十分庄重，他郑重其事地对华明 之说：我受鲁自诚同志的委托，向你转达党组织的决定。由鲁自诚和我做你 的入党介绍人。经过一年多的考验，党组织认为你政治上可靠，批准了你的入党申请。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华明之听了非常激动，立即表示：我一定忠于党，保守党的秘密!

舒曰信说：现在上海白色恐怖形势严峻。鲁自诚同志不便与你见面。

他让我转达党组织的决定。 一年前，我入党的时候，鲁大哥教会了我唱《国际歌》,今天由我把这首歌教给你。

接着，舒曰信便在闷热狭小的亭子间里，低声教华明之唱起了《国 际歌》。雄浑的旋律在亭子间里响起，在华明之的心中回荡。

舒曰信告诉华明之，入党以后，鲁大哥让他们一起在“老李”(王学文)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

明之最初的情报工作

几天之后，华明之在舒曰信的亭子间里第一次见到了“老李”。

化名老李的王学文1895年生，江苏徐州人。早年留学日本，1927年入党。 1931年在上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第一任党 团书记，后任中央文委书记。1933年春天开始，在中央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那时王学文身体很不好，由于生活条件差营养不良，工作环境险恶，他面黄肌瘦，看上去像个文弱 的穷教书先生。

舒曰信向华明 之介绍说：“这就是老李，我们 喊他‘舅舅’。”

王学文紧紧握着华明之的 手说：“欢迎你在党处于如此艰难的时期加入到党的组织中来!”

32岁的王学文，1927年摄于日本

当时中共党组织确实正处于 极其艰难的时期。三年前的1931 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 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 被捕叛变。

顾顺章变节投敌，不 仅对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造成 极大威胁，也使特科的工作几近 停顿：原有机构的所有重要干部、 联络地点，以及活动方式等都必须立即进行重大调整与重新部署；在敌人内部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受到严重 破坏，许多工作不得不从头做起。

虽然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及时获取情报， 使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重要部门和主要领导人在周恩来的紧急部署下 及时转移，但上海的秘密组织系统却受到严重破坏。

在顾顺章被捕叛变的 57天之后，即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为不遵守纪律，不服从指挥 而被捕并随即叛变。

1932年11月，中统上海行动区区长史济美执行中统头 目徐恩曾“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多次破坏了上海中共中 央机关、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和共青团中央机关。

1932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中华全总负责人卢福坦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接连遭到严重 破坏。

1933年上半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上海被捕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达 六百人左右。

1934年6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捕叛变。

10月，中共上 海中央局代理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

11月，以邝惠安为首的中央特科“红队”

大部分队员被捕，多人壮烈牺牲……

上海地下党组织在1934年一年中，被破坏了四次，平均每三个月一次。

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舒曰信和华明之依然满怀革命激情，于1933年和1934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学文是在1927年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加入共产党的，深知此时 入党的危险性，因此他对在上海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期，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加入共产党的舒曰信和华明之，更是刮目相看。

1934年夏，华明之从“南洋高商”毕业，随即考入国民政府交通部上海国 际电信局无线电台(设在沙逊大厦),当业务员。

那天，王学文在舒曰信的亭子间里约见华明之时，特别问他：你们那里有公用的信插吧?

华明之回答：有。

当时国际无线电台员工众多，私人信件均放在信插中由各人自取。

王学文说：明之同志，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为党组织收转外地的秘密信件。

原来，外地的地下党组织或地下党员寄来的密信，很多是用药水密写的 情报即“药水信”,以假姓名寄到一个固定、安全的地方，再由专人负责收转。

这种做法在当时很普通，但负责 转信的人却很重要。他知道哪些 信是秘密信件，又知道交给谁，因 此这件事情必须由政治上可靠的人来做。王学文交给华明之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寄到国际无线 电台李某某收的秘密信件，偷偷取出后，交舒曰信转送王学文。

“你拿到信不能打开，这是纪律!”王学文严肃地说。

“知道了。”华明之认真地回答。

几天之后，华明之就在单 位的信插里发现了李某某收的 来信。信插前人来人往，华明之几 次想去取信都没能得手。他不能让别人看到他取走的是一封写着别人名字的信。

一直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他才找到一个机会，把那封密信偷偷取走。 赶快躲到单人的“马桶间”里，撕掉信封，在抽水马桶里冲掉，将密信藏在 鞋底里。等到约定时间在法租界的一家时装店前与沈珉接头，偷偷将信交给她。她再交舒曰信，转王学文。

过了几天，王学文看华明之转信工作做得不错，又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 与英租界巡捕房的一位同情革命的巡捕联系，从他那里获得中共党员和爱国青年被捕的消息，供党组织了解被捕人员情况，以便相机设法营救。

这位巡捕出身贫寒，住在离华明之的家老北门不远处。华明之第一次 去见他时，由于匆忙只换了长衫，没有换西裤。这位巡捕便提醒华明之：这 里环境差，住的都是穷人，你这样的衣着很显眼，以后到这里来要穿得蹩脚一点。

华明之连连点头称是。以后，在秘密接头会面时便非常注意衣着言谈等细节，学会了秘密工作的伪装和隐蔽。

1934年底的一天，身为业务员的华明之在整理电报时，突然看到一份被 国际无线电台新闻检查官扣下来的外国通讯社电讯稿，上面有“红军突围”的消息!

电讯大意是说：中央红军在撤出中央苏区后，在赣粤、湘粤、湘桂边境突破四道“政府军”的封锁线，进入贵州……

看到这则电讯，华明之异常振奋。 一下班，他就匆匆跑到舒曰信的亭子间，把他意外看到的外国通讯社电讯内容告诉了舒曰信。

舒曰信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马上让华明之凭记忆把它写下来，然后给王学文送了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国民党 的报纸铺天盖地，全是“国军”胜利的消息，声称“共匪”主力已被“剿灭”, “余匪抱头鼠窜，溃不成军”。

中共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盛忠亮正是在这种 形势下被捕叛变的。盛忠亮出卖了上海秘密电台台长程祖怡。随后，上海秘密 电台全部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中共上海中央局与党中央及共产国际中断了秘密电讯联系。

中央到底去了哪里?中央红军的命运到底怎样?这是上海中央局党组织非常关注的问题。

王学文看过华明之手写的电讯内容后，非常高兴地说：“这个消息很 重要!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往往比国民党的报纸真实可信，我马上向领导报告!”

此后，华明之又几次通过被扣的外国通讯社的电报，获得了一些关于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的战斗、行程以及游击队活动情况的消息。

1984年，王学文在他的口述笔录中写道：“当时华明之管检查电报，凡有扣留的，就告诉我们，其中也有重要的情报。”

华明之在上海国际无线电台工作期间， 一直保持低调，从不流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始终以本分的小职员形象面对众人。

有一天， 一个相熟的同事徐本熙神秘地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悄悄对 他说：华先生，我们同事已有一段时间了，看起来你是个正派人， 一定也是向往进步的。我们正在发展CY(共青团),你要不要参加?

华明之毫无思想准备，没想到他们发展共青团组织的方式会是这样。先 是一怔，接着故意支支吾吾地说：我们家人口多，父亲让我好好工作，养家糊口……

徐本熙见他很为难，就说：这种事情是自愿的，不能勉强，既然你不愿意，就算了。

望着徐本熙离去的身影，华明之心里很矛盾，他想：他们一定很瞧不 起我，骂我是胆小鬼，只知道听从父命，养家糊口，不敢革命……转念又 一想，真有意思，我已是CP(共产党)了，还让我参加CY,这不是颠倒了么?

华明之一直到后来离开国际无线电台，都隐蔽得很好。他宁可被人误解，也绝不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以及他所做的秘密倩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