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锤定音改变人生轨迹

1934年的夏天，华明之高三毕业，将离开“南洋高商”,而此时我刚读完 高二。自从1933年冬，二哥沈勤中断了对我们的接济后，我们便变卖了从家里 带出来的全部首饰，加上沈珉微薄的工资支撑着，我才算勉强读完了高二。

1934年夏，我实在交不起学费了，只得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南洋高商”。心想 我学业未成，中途辍学，将来怎么办?姐姐和姐夫建议我去学一门技术，以便日后谋生。可是学什么呢?我有些茫然。

一天，我看见路边的电线杆上贴着很多广告，有治疗疑难杂症的，有寻 找走失亲人的，有求租房屋的……我希望能看到招工之类的广告，可惜很少。 我突然发现前面有几个年轻人围着一根电线杆，在看一则刚贴的小广告，我 也凑了上去。原来是一所中文速记学校的招生广告。广告上说，只需半年即可毕业，学费也不贵。

我觉得学速记比较适合女孩子。掌握了速记技术，谋职可能容易些。我要与姐姐、姐夫商量一下，是否先去上半年速记学校。

这期间，上海的左翼 文化人士正在筹备拍摄 进步电影，也在四处物色 相貌端正、思想进步的 年轻女演员。舒曰信爱好 文艺，还认识一些进步导 演和演员。我去找姐姐、 姐夫商量是否上速记学校 的时候，舒曰信却兴奋地 对我说：小妹，你想不想去拍电影，当电影明星?

我一听拍电影，心里 不由得一动。我入“南洋 高商”后就听说，同学中 有好几个当时已经是小 有名气的电影演员，如王人美、黎莉莉等。

王人美 已拍了《渔光曲》等片，黎 莉莉拍了《小玩意》等随即出名。据黎莉莉的回忆录《行云流水篇》所述，在“南洋高商”黎莉莉和王 人美是初中英语专修班的学生，她们一边拍电影(半工)一边读书(半读)。 黎莉莉特别爱好体育，是“南洋高商”50米短跑冠军，还会游泳。在电影《体 育皇后》中，她那清新脱俗、健康向上的风格，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我和叶 露茜是高中班的，我俩同班同宿舍，相处甚好。叶露茜当时正与年轻的电影演员赵丹热恋。

19岁的沈琬(沈安娜),1934年摄于上海

在我离开南洋高商之前，有一天，叶露茜执意要拉我去一家照相馆拍明 星照。盛情难却，我只好一同去了。叶露茜拍了很多张各种姿势的照片，我只 拍了一张。发型是照相馆帮助设计的，衣服、项链也是照相馆借的。这张充满青春浪漫气息的明星照，我一直珍藏在身边。

现在听姐夫说可以当电影明星，潜藏于内心深处的“明星梦”便苏醒了，在我的心头荡漾起来，情不自禁地说：当电影明星?那多美啊!

姐姐沈珉问：你真的想当明星?

我问姐夫：当电影明星也能干革命么?

舒曰信答道：“拍进步电影，宣传革命思想，当然也是干革命!”

其实他的想法是：如果沈琬当了影星，有机会接触上层人物，也许可以做情报工作。

但此事重大，他得听听领导和战友的意见。他把自己的想法先对华明 之说了，华明之不同意。

后来又对鲁自诚说了，鲁大哥认为，当电影明星接触 上层获得情报，不可取。并郑重地让舒曰信和华明之去征求王学文的意见。 鲁自诚在把舒曰信和华明之发展入党，输送给中央特科之后，因其他工作 之需，就不再领导他们了。但他仍然关心他们以及我们姐妹俩。他认为，这样的大事，应该请示他们的直接领导人。

王学文听了舒曰信的汇报，很有远见地一锤定音说：不要去当什么电 影明星，还是掌握速记技术好。毕业后如果有机会进入国民党机关谋一个职位，说不定还可以为党搜集情报。

我当时并不知道他们的这些想法，只是觉得自己没学过表演，当明星有点难，相比之下， 学速记会容易些 。 又听了“舅舅”(王 学文)、鲁大哥、舒曰 信和华明之的话，我决 定报名进了设在闸北 海宁路942弄南高寿里 一号的上海炳勋中文 速记学校。校长杨炳 勋曾留学美国，他参照 英文速记基本原理， 用汉语拼音方法设 计了“炳勋中文速记”于1925年发表了《炳勋 速记》—书，并在上海设校推广。

1934年，沈安娜在上海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期间使用的 课本和词典

沈安娜使用的炳勋中文速记符号

这一 时期在中国 流行的速记法有好 几种，除了“炳勋速记” 外，还有“张才速记”、 “汪怡速记”和“邦 永速记”等。各家自成体系，互不相通。

我在炳勋中文速记学校学习期间，主动提出帮助学校刻蜡纸，印教材，张贴招生广告，打扫教室。校长便免去了我部分 学费作为回报。

我勤奋好学，因此学习速记比别人要快，原本是半年的学业，我只用两三个月就基本掌握了速记技术。

入秋的一天，我在学校门口马路边的电线杆上看到一张广告， 一个叫于 熙俭的翻译家，要招聘一名速记员，协助他翻译一部英文作品。我觉得这是一个检验自己速记能力和能否借以谋生的好机会，我立即把小广告撕下来，找到于熙俭的工作室。经过简单的测验，于熙俭决定录用我。

于熙俭要翻译的作品，是美国现代舞创始人爱莎多娜·邓肯的《邓肯女士 自传》。他手捧英文版原著,用汉语口译，要求我速记下来，然后整理成中文，交给他。如果于熙俭对我提供的中文译稿有较大修改，则交由我再抄一遍。

在翻译《邓肯女士自传》的过程中，邓肯的革命精神使我受到强烈的 震撼。我对姐姐和姐夫说：“邓肯不仅是一个舞蹈家，而且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

邓肯是美国人，她多年浪迹国外，接受了进步思想。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爆发时，她正在法国大都会歌剧院演出。她在自传中写道：

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天， 一切爱自由的人们都充满着希望、快乐。那天晚上 我跳了《马赛曲》,是以 创作歌曲时原来就有 的真正革命精神来表 演的。接着，我即兴表 演了《斯拉夫进行曲》, 其中出现了沙皇的国歌， 我就把这段音乐用来表 现皮鞭抽打下被压迫奴隶的形象。

说也奇怪，在我的全部艺术生涯中，正是这种绝望和反抗的舞姿最吸引我。我穿着红色图尼克舞衣，不断地表演革命，号召被压迫者武装反抗。

由于她的这种革命倾向，以及她那无拘无束的性格，她在法国和希腊 待不下去了。1921年春，她收到苏联政府发给她的电报：“只有苏联政府能 了解你。欢迎速来，将为你建立舞蹈学校。”于是她去了苏联，并受到热烈 欢迎，列宁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都观看过她的演出，她还和苏联年轻诗人 叶塞宁结了婚。后来她回到美国，由于她的亲共、亲苏言行，被美国政府剥夺了美国国籍。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于熙俭决定把这样一部作品翻译出来，奉献给中国读者，是要有相当的胆识和勇气的。

我白天要上课，只能在下课后到于熙俭的工作室速记，然后回到宿舍连 夜整理，第二天将译稿交给于熙俭。就这样我每天都要忙到深夜。虽然休息 时间很少，但是我心里很高兴。这项工作迅速提高了我的速记水平，还得到了 平生第一次报酬，学费、晚饭也有了着落。这使我顿时萌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食其力的自豪感。

一连忙碌了两个多月，我将全部课余时间都用在这项速记工作上了。于熙俭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1934年底，此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顺利出版。

于熙俭赠送我一册样书，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感谢沈琬小姐。

此书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影响很大。黎莉莉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看了《邓肯女士自传》,给我很大启发。我被书中所说的跟着音乐自我想象、自我发挥进行舞蹈创作迷住了…… ”

说来太巧了，1934年冬天，我刚刚帮助于熙俭完成《邓肯女士自传》的 翻译工作不久，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到炳勋中文速记学校招考一名速记员。我 那个班的学生还有一个月才毕业，校长杨炳勋决定挑选学习成绩比较好的 我和另外两名男生去实习、应试。

一个月后，根据成绩和表现，从三人中录用 一名。这是进省政府工作啊，同学们都趋之若鹜，而我的态度却并不积极。我 不愿去国民党的衙门应试，而希望毕业后能以速记技能谋职，成为一个独立 自由的新女性，或者成为姐姐和姐夫那样的职业革命者。我认为，就是去拍摄进步电影，也比到国民党机关衙门里去侍候官僚舒心。

此时的我，处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舒曰信和华明之把以上情况向王学文做了汇报。王学文兴奋地说：太 好了，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招考速记员，对我们来说，正是个千载难逢的好 机会，沈琬已有一定的革命思想基础，你们一定要好好启发她，叮嘱她努力争 取考上。不要去当电影演员，这不是我们获取情报的好办法。也不要当什么 职业革命者。要抓住眼下这个自然考录的机会，打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然后有可能相机开展情报工作。

王学文一锤定音，舒曰信欣然服从。

根据王学文的指示，舒曰信和华明之商议好之后在沈珉的陪伴下找我谈话。

谈话的气氛自然是非常严肃的，谈话的地点仍然是在姐姐、姐夫的小亭子间。

舒曰信神色严峻地对我说：你不是要求参加革命么?你先说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革命?

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参加革命，就是要追求妇女解放，不受包办婚姻的束缚。要求自由，要求民主，要求进步。

舒曰信说：还有呢?

我想了想说：还有就是不做亡国奴!九一八事变，国民党不抵抗日军， 却镇压爱国志士。我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我听你们讲了，只有共产党能救国救民。

舒曰信说：好!现在浙江省政府招速记员，党组织决定派你去应试。

我听到“党组织”一词，吃了一惊。此前，我曾听姐姐说过，姐夫是革 命者，我也曾积极要求参加革命，但是后来就不见了下文。

此时我用试探的口吻问道：你们是共产党?

舒曰信和华明之郑重地点点头。

我当时震惊万分。这一年多来，我听到、看到国民党反动当局残害共产 党人的许多骇人听闻的消息。在我的心目中，共产党人都是些大义凛然、舍生 忘死的革命志士。没想到自己的姐夫和学兄都是共产党。令人敬佩的共产党 就在自己身边!

我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对姐姐说： 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沈珉拍拍我的手说：好好听他们给你交代任务吧!

舒曰信接着说：党组织很需要掌握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内幕情况。希望你一定要认真应试，争取被正式录取。

华明之补充道：去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就是参加革命。

我高兴地说：“真的么?只要是参加革命，我就去!”做一个革命者，这是我梦寐以求的。

舒曰信说：到国民党政府部门去做速记员，可以预先知道敌人的图谋。

华明之接着说：这样我们就可以更有效地保护自己，更有力地打击 敌人。

此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虽然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很肤浅，对情报工作更 是一无所知，但是我了解姐夫和学兄，并对他们充满信赖，认为跟着他们走， 没有错。于是我坚定地说：我要革命，我一定好好干。

华明之强调说：打入国民党内部为党工作，是很危险的，甚至可能会牺牲生命……

我当即说：我知道。最近的报纸上经常有很多这种消息：这个中共组织被破坏了，那个中共党员被抓了，谁谁谁叛变了，谁谁谁自首了。

舒曰信拿出几张几天前的报纸，递到我面前，上面有当年(1934年) 11月，共产党员“红队”邝惠安等人被处绞刑的消息。我接过报纸看了看，顿时心里悲痛、愤慨。

舒曰信郑重地问：沈琬，你真的不怕死?

屋外，又有响着警笛的汽车疾驰而过，然后是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

舒曰信、华明之和沈珉，六只眼睛紧盯着我，当时我刚过了19岁生日。

此时我已经想好了，于是非常镇静、果敢地说：过去我想要抗日救国，可是徒有报国之心，却无报国之门。今天报国有门了!我要革命，我不怕死!

三人听了都很感动：没想到小妹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了革命!选择了共产党!

舒曰信沉思片刻，对我和沈珉说：你们俩现在参加革命了，改个名字表示决心吧!我和明之现在的名字都是参加革命后改的。

我和沈珉都拍手说好。

沈珉对舒曰信说：“我知道你原来叫庸之。”

舒曰信说：“是的，就是‘中庸之道’那个‘庸之’。”

“那你为什么要改为‘曰信’呢?”

“‘曰信’,意为‘下定决心，说到做到’。‘曰信’,就是言必信，言而有信。”

我又对华明之说：“我知道你原来叫家骊。”

华明之说：“是的，我原来叫家骊，字鸿申。参加革命之后，自己改为明之，表示我一生为追求中国光明未来的决心。”

我马上说：“好，你们的名字改得好，太有意思了。可是，我们改个什么名字呢?”

舒曰信想了一下说：“革命的苏联是我们中国的未来。我建议改个苏联女孩的名字。我看你就叫安娜吧!”

华明之马上说：“好，安娜这个名字好，既好听，又符合沈琬活泼的性格。”

我说：“我喜欢安娜这个名字。那么姐姐改什么名字呢?”

华明之又冒出一句：“叫伊娜怎么样?”

当时中国的进步青年都向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安娜和 伊娜，显然有浓郁的苏联味道，是俄罗斯姑娘的名字。我和舒曰信认为伊娜这个名字好，沈珉却站在一边微笑着，没有吭声。

我对姐姐说：“姐，你倒是说话呀!”

沈珉有点不好意思，轻声说：“你们都说好，那就叫伊娜吧。”

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个重要问题：“我到杭州去实习应试，用哪个名字?”

舒曰信沉思了一下说：“你们对外还是用原来的名字，这样比较安全。在亲人之间，用你们新改的名字，以表示你们新生命的开始。”

我和姐姐坚定地回答：“好!新的生命从此开始!”

此后，他们都不再叫我们俩沈琬和沈珉的原名，而以安娜和伊娜相称了。

我正式对外使用沈安娜这个名字，是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

有 一天，当时在上海负责领导情报工作的老领导吴克坚对我们几个原来搞地下 工作的同志进行保密教育时说：上海刚解放，社情很复杂，有不少潜伏特务。国民党机关的人认识你沈琬的人很多，要改名字。

我说：我刚参加革命时，华明之和舒曰信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安娜，后来党内领导和亲人、熟人也都叫我安娜。

吴克坚说：对的，我也一直这样叫你安娜，叫惯了。今后就正式用安 娜吧!

由于我自上海解放后一直使用沈安娜这个名字，现在知道我叫沈琬的人反而不多了。

分手的时刻到了，舒曰信嘱咐我说：安娜，到了杭州以后，要谨慎从事， 遵守纪律，保守秘密，不要暴露自己的进步思想，有重大事情，要设法告诉我和你姐姐，或者华明之同志，我们再向“舅舅”汇报。

我郑重地点头说：记住了。

舒曰信向我伸出手，高兴地说：安娜同志，祝你成功!

我和舒曰信握手的时候，华明之和伊娜也把手伸了过来。四个年轻人的

手握在一起，同时把各自的心拴在了一起，把各自的命运拴在了一起。

第二天，我在浓重的白色恐怖阴影下，迎着扑面袭来的阵阵寒风，带着 党组织交给我的绝密使命，坐火车离开上海，直奔杭州。从此，我的人生轨迹

由于王学文具有远见卓识的“一锤定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