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烛尘原名华措，一八八二年九月十五日(壬午八月初五日)出生于湖南永顺县一个小康(开旅店)的家庭里。他幼时在当地私塾读书，二十岁前考中秀才，一九〇二年去常德进湘西优级师范学校就读，参加了湘江学会，与湘阴林祖涵等相识，受到一些新思潮的影响。一九〇九年他在湘西优级师范理化科毕业后，即来北京，这是他初次离湘外游。但当时革命浪潮蜂起，清廷不稳，乃转赴天津，乘轮去上海。他在轮上写了一首《在渤海湾中》的诗(见《行吟集》)，有句“夷夏藩篱洞门户，美欧侵略亘朝昏，神州无限伤心事，总觉重洋是祸根”，以抒发他的忧思。
辛亥革命后，一九一二年他去日本留学。在日经过一段时间补习，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后称工业大学)，攻电气化学。一九一八年毕业后，他怀着“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国准备从事工业。他在日本时，范旭东已在天津塘沽开办久大精盐厂，正在物色人才，他就应邀去久大任技师。一九一九年初，他奉派去四川自流井调查井盐，费时数月，掌握了不少资料，为久大后来在川开拓盐业，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一九二〇年范旭东等筹划以盐制硷，创设永利制硷公司，他遂去永利任职。一九二一年他去内蒙伊克昭盟等地考察天然硷资源，回厂后，与范旭东商议，范认为扩展化工事业，需有专门研究机构，探索盐硷奥秘。一九二二年遂设立了“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聘请留美化工博士孙学悟主持其事。这在当时民族工业界是首创的。自此，久大、永利、黄海，三位一体，称为“永久团体”，后来还成立了联合办事处，由范旭东总理其事。
范旭东有坚强的事业心和过人的毅力，并认识到办好化工企业，技术力量固然十分重要，但没有科学的经营管理，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成果。因此永利制碱公司设了四个部:经管部、原料部、制造部、化学部。李烛尘任经管部长，之后还担任过厂长、副总经理等职,始终主管经营管理和人事管理。他们信奉“事业之真正基础是人材”，把罗网人才、了解和使用人才，作为经管部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永久团体”的团结一致和化学博士侯德榜等的艰苦奋斗，一九二五年永利终于生产了纯碱(碳酸钠)，行销全国和日本，打破了英国财团的“卜内门公司”(即皇家化学工业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垄断，居于我国当时民族资本化工事业的前列。
永利以盐制碱试验尚未成功的四、五年中，债台高筑，处境困难，受到各方面的责难、攻击和洋人的嘲笑。李烛尘处此境地，管理工作绝不稍懈，在范旭东支持下，坚持贯彻八小时工作制，不把工厂困难转嫁给职工，仍然不断改善职工食堂，兴建职工宿舍，设置职工医院，举办职工子弟小学、职工补习学校等，从而团结了全体职工，鼓舞了技术人员斗志，积极支持最新苏尔维法的试验，终于取得了胜利。李烛尘的分工除经营管理外，还有对外的一些任务。当时是北洋军阀统治的时代，各种恶势力充斥社会，对偌大的一个民营工厂，无不垂涎欲滴;而且久大的盐田大都设在北纬30一40度间海岸线浅滩倾斜地带，涉及各种地方势力，对付这方面纠葛和侵袭，是要付出不少精力的。李烛尘本着正义、机智和无畏的精神，从容应付，不屈不挠，消泯了不少纷争，屏障了企业的权益，对“永久团体”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受到同事们的赞扬和钦敬。他在“永久团体”服务数十年，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但他个人并无私蓄。范旭东为了争取他参加董事会，赠股五千元，使他获得当选董事的资格。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华北的久大、永利被日寇劫占,“永久团体”决定全部内迁，李烛尘被推为内迁总负责人。他除了布置可以搬动的物资、设备尽量内迁，防止留存资敌外，还特别注意技术力量的保护，安排技术人员三百余人首先撤退至武汉。当时“永久团体”内迁员工、眷属共千余人陆续集中武汉，在他的指挥和安排下，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全部安全撤至重庆。他奉范旭东之命，将三百余名技术人员，除一部分安排在黄海化工社进行研究工作外，其他分别安排在他任厂长的自流井老龙坝久大华西分厂和其他几个分支厂的适宜的工作岗位上，使他们各得其所，才尽其用，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当时，永利因设备和原料关系，业务一时未能开展;“永久团体”的事业，集中在久大制盐方面。久大盐厂原先从事海水煮盐的“煮海”工作，搬迁四川自贡市之后，不得不从事深井采卤煮盐的“煮井”工作。李烛尘考虑到当时军需民用的食盐主要仰赖于川盐，必须增产才能满足需要，但增产必先增加“煮井”之热源，而当地煤柴不足，一时无法解决。因之他推动黄海化工研究社，对未引起当地人们注意的“枝蓧架晒卤法”进行科学研究，作了机械上的改革，使扩大受晒面积，增加了产量。黄海社又根据物化原理，设计一种能充分发挥燃料热力和充分利用灶膛余热的“塔炉”，使煤、柴效用由原先不到30%增加至70%，相等于当时最先进之真空锅，煮卤灶户普遍仿效，对节约热源，增产食盐，作出了重大贡献。
李烛尘重视调查研究，曾多次去西南、内蒙、山西等地探察盐硷。迁川后他安排好生产与业务，在范旭东等支持下，一九四二年间，拟经汉中、西安而至延安等地考察陕西省盐碱资源，被国民党当局所阻，乃改去西北，经兰州、青海湖、河西走廊，由星星峡进入新疆哈密，过七角井盐区，又继此西进，由三台到果子沟而至伊犁，沿路进行调查盐硷情况，对我国盐硷资源取得了丰富资料。同时他看到西北边远各地人民生活的艰苦和经济的落后状况，对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不问民间疾苦，增加了愤慨。
他回渝后，对社会政治活动更多参与。周恩来副主席为了加强统战工作，争取他在工商界更多发挥作用，派徐冰同志经常和他联系，使他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一九四三年许 涤新、沙千里、何惧等同志一起创办“中国经济事业促进会”，他是对外出面的负责人。当时他还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进会等组织的常务理事。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任“全国工业界对敌要求赔偿委员会”常务委员，“工业复员协进委员会”负责人，一九四五年十月范旭东去世后，他继范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永利制硷公司副总经理，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等职。
一九四五年八月下旬，毛主席亲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李烛尘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欢迎毛主席来重庆和谈。毛主席到重庆后，九月十七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产业界人士，赞扬了范旭东、李烛尘办化学工业对国家作出的贡献。李烛尘对毛主席雄才大略，学识渊博，态度谦和恬静，十分钦敬。事后他说，“炉火纯青”四字，毛主席当之无愧。当时工商界有些具有实力的头面人物，明哲保身，不敢和共产党接触，他居然敢于发表欢迎文章，应邀谈话，称颂毛主席，在实业界引起人们注目。周恩来副主席对他的表现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他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启发和鼓励，更激发了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的热情。他参加了民主建国会的发起活动，同意民建会的政纲和宣言，主张“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立场。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民建会的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理事，并由理事会推选为常务理事。
一九四六年初，他以社会贤达身份代表产业界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他积极主张国共合作，消弭内战，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他对恢复国力，发展经济问题，认为中国以农立国，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农民，因之改善民生，首先要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他主张政府首先应全力改善农业，工业则由民族工业界去搞，所以他提出了“国农民工”的口号。在讨论宪草过程中，他不同意把“节制资本”订入宪法中，认为当时我国较大的企业多数是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真正纯粹的民族资本是很微弱的，对民族资本是扶植的问题，而不是节制的问题。他的这一论点，实质上是对当时我国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民族工业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并吞、排挤，表示强烈不满的反映。
旧政协会议前后，他一面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同时积极进行“永久团体”的复员和被劫占工厂的收复工作。由于“水久团体”保存着完整的技术力量，在复员和恢复工厂生产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九四六年八月,蒋介石推翻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片面发表召开国民大会的文告，并派爪牙四出活动，多方拉拢。李烛尘表示坚持政协五项原则立场，反对召开伪国大。但后来在国民党的压力下，公司董事会中的实力分子要他“以企业为重”，不要抗拒蒋帮，以免危及公司生存，他被迫接受了伪国大特邀代表名义，但借故不参加大会。他的这一态度也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为谋“永久团体”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在华北津沽的时间较多。久大、永利收复后，整顿修理耗费了不少时间。开工后，蒋宋家族视永利为肥肉，企图兼并未遂，便使用种种手段多方压迫;加之通货膨胀,币制数变，应付艰难，使企业又面临全面崩溃之势。但他团结全体员工，艰苦地维护产权，坚持生产。
天津解放以前，李烛尘是天津工业会理事长，并组织经济调查所，办有《工业杂志》。他经常与中共地下党吴砚农、李定等同志联系，争取他们的领导和帮助。一九四八年八月间，他为了反对蒋政府“偏枯北方”的政策，提出城乡物资交流，并要求明定禁止输出的物资品种;放宽管制，简化机构;由地方拟定具体办法，促进工商交流。他为此还组织北方的国民党立法委员举行经济座谈会，招待新闻记者，奔走呼吁达数十次之多。由于当时蒋介石压迫民主运动，他不便以民建会发起人身份进行活动，而以他自己固有的影响在天津工商界以身作则地做了大量工作。对工商界澄清思想，安定情绪，维护权益，保全资产，维持经营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国民党天津社会局长胡梦华(C·C→)也不得不承认:李烛尘留在北方，安定天津工商界的人心，稳定市面，使全国第二大都市得到了稳定。
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守军陈长捷扬言死守津沽，坚持与人民为敌。他闻讯后，即去劝说陈长捷，要他认清大势，不要顽固不化，自取灭亡。陈未接受，结果被俘。天津解放后，他积极宣传党的政策，领导工商界恢复生产，支援前线，为解放全中国效力。
一九四九年四月，刘少奇主席亲自去天津对工商界作了重要讲话，鼓励工商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并和李烛尘进行了三次长谈，表扬他对工商界所做的工作，鼓励他继续前进;对久大、永利存在的具体困难问题，给予了很大支持，指点了解决办法，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和教育。
建国前夕，他代表产业界参加了新政协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民主建国会内，他被选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常务委员，民建天津市分会主任委员，兼天津市工商联主委。
一九五〇年，中国人民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李烛尘领导天津工商界提出了要为抗美援朝贡献自己的力量，积极经营，搞好生产，加强时事学习等四项具体保证。十一月三十日，他又带领全市工商界四万余人，举行抗美援朝爱国大游行，光荣地得到毛主席复电欢迎，在全国工商界起了先锋作用。在经济恢复时期之初，李烛尘即代表公司董事会向政府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在重工业部化工局领导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正式实行了公私合营。是年五月，他被任为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委员。六月，他被选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在民建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在带动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投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是年十二月，他被推为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成员，随宋庆龄团长、郭沫若副团长去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回国时经莫斯科，参观了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建设成就。他回国后，对工商界传达了和平大会内容和自己参观莫斯科的感受，鼓励工商界坚定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烛尘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七年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他被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工业部部长;后食品工业部归并轻工业部，他改任轻工业部部长。
一九六四年，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委黄炎培去世，李烛尘代理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一九六六年后，他卧病一年余，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北京逝世。
夲文章摘抄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八十辑，有张帆编写，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