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光临一家名叫谢村黄酒的小饭馆，在街道的北面，像那时所有的店铺一样，几扇木挡板靠在店铺外面的一侧。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黄漆写成的招牌，朴拙之中有一种苍劲，和一种历史绵延的韧性。我弄不明白，为什么要用黄漆来写这个店名，在当时很是独特，大多数店铺都是红字或黑字的招牌。也许是因为卖黄酒的缘故。
黄酒产于县西边一个名叫谢村的古老村镇，有几千年传承的历史。
其实，当我们第一次选择饭馆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名字是有历史温度的。村庄是我们这群少年的出生地，带村的店名对我们有种很自然的亲和力。店老板是什么样子的，我已记忆不清，但他脸上有一种憨厚的笑容，一直弥散在二十年前街边的小店里，就像他身上系的一件染过色的蓝布围裙。在家常小菜端上来之前，先温上一壳正宗的谢村黄酒。壳不是很大，温酒的时候加上一些生姜片，酒未温好而味道已经飘了出来，润入我们的腹内。
那时候，小酒馆亮的是那种几十瓦的灯泡，不太亮的光中带有一丝浅浅的红色，大大的木条桌，长长的木凳，屋子里的墙壁上有些油腻的痕迹，却带着一种让人想闻的香味。酒馆的气氛朦胧、滞缓而惬意，正好适合一群清贫少年和他们漫无边际的忧伤。话也是漫无边际，随意之中带着一种年少的幻想，和对未来的不可言喻的忧虑。
夜晚不知不觉地来了，一个个店铺都吱呀吱呀地关上了门。有时候，寒风在酒馆的外面吹得呼呼作响，酒馆对面那家布店的店牌就轻轻摇晃起来，似乎是一个身体很轻的人，被一种力量摇晃，发出了老人一般时断时续的呻吟。这其实是小城夜晚的另一种注解，苍老的呻吟只有夜晚的时候才显得清晰。
街上的行人渐渐稀薄起来，一两个人的说话声总是传得很远，直到最后消失在稀疏的夜色中。开着的酒馆的两扇门，在黑黑的街道上剥出了一个亮亮的、较为规则的方形缺口，有时一个站在门口的人也在亮亮的缺口里填上了一团阴影，而方框的外边完全漆黑。这种清晰的亮度对比，像是对夜晚所作的一种古老的修辞，而小城在这样的修辞中显得寂静、质朴和一丝休息前的疲惫。夜晚的灯光其实为年少的我们找到了某种对应的东西，亲切，幻想、虚无、散漫、忧虑。
温好的黄酒在倒入瓷杯的过程中，发出了一种粘稠的脆响，在那一刻，我想象到了它的质地，细长的糯米经过母亲一样温存的手指，古老的中药淡淡地散于其中，陈年的厚壁酒罐或瓷坛立于厨房的一角。
我记得母亲在每年春节将至的时候，忙碌着把蒸好的糯米装入一个大腹的罐中，然后盖好盖子，又用稻草围住。这个过程并不复杂，关键是发酵的过程中温度的把握非常重要，温度高了会酸，而低了又没有甜味。母亲每日睡觉前总是小心地把烧过的热灰围在罐子的周围，待罐壁有一定的温度时才肯离去。这个过程常常会被忽略，而我却长久地留在了心中，热灰的温度等于母亲的温度？特别是母亲去世后，我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酒发酵好之后，我们兄弟几个就先喝一碗甜酒，以过心中之瘾。在那个年代，甜是一种被持久渴望化的记忆。母亲把一部分留下来过年喝，另一部分投入曲药，做成稠酒。中药很重的稠酒颜色渗黄，喝到嘴里有些苦可后味醇美，特别是来年的春天喝起来，更有一种时光归来的美好享受。
其实就是黄酒，只不过它保留了糯米的米粒，而大型的黄酒作坊就将这些糯米的渣过滤掉，中药的配料更合乎医学和味觉。发酵的过程其实是一种普通的乡村植物在黑暗中孕育它后半生的旅程，好的黄酒常常远走他乡。
常在夜晚十一二点的时候，我们才微醉地从酒馆里出来，夜空和街道变得非常柔和，就像我们绵软的身体一样，那时候，小城的呼吸非常细微，宁静，像是被过滤掉了那些生硬的部分。
我不再感到小城的街道是狭窄的，房屋是破旧的，低矮的，伤感的，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和靠近。而在白日，从与西街和中山街相交的那条南北向的狭窄街道上走过，我会有一种逼仄、忙乱、嘈杂蹿上身的感觉。
患有多泪症的街道两边的低矮房檐，仿佛永远在薄薄的雨天中徘徊、忧郁，晴朗的冬日也仅是它一片擦不干泪水的抹布。冬天，瓦檐上的霜不肯去，地上的水不肯干，店里的人也常把洗脸的水泼在街上，走过时鞋上就有了一些泥，而房檐的瓦片好像要掉下来，却一直挂在那，滴答着一种阴郁，给人一些担忧。瓦会不会掉下来？会不会砸在我的头上？每当我经过时，我都会想起这样的问题。
其实这些问题也会出现在别人的脑中，因为那些快要掉下来的瓦片就一直以那样的姿势悬在那。沿街两边是大量名字相异却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低矮的单间店铺，就像是它们有某种近亲而隔开的血缘关系，烟酒花炮，纸香蜡烛，裁缝布料，油盐酱醋，大饼面条，面皮稀饭，有些把铺板伸到街上，免不了要碰行人的身体。
向北可以看到破旧的解放楼，它高悬的城墙上苔藓依依，有些木头已经向下半卧。解放楼下面有些商店，好像是卖些糖果似的，旁边是一些修鞋的小摊，修鞋人的手指上有黑黑的裂缝，在冬天照来的阳光中一清二楚。
中山街是小城最有历史情怀的街名，放在东街与西街之间。因为常走的缘故，我喜爱把它看成是西街向东延续的部分，长度有一百多米，可它容纳了小城中最有分量的一些单位：新华书店，百货公司，剧院。
新华书店是那时全城唯一的一家书店，是小城的一面不可忽略的望远镜，透过它我可以看到小城以外的博大世界，比如说欧洲古老的教堂和南美的热带丛林。我常去那看一些文学方面的书籍，有些书很旧，页角已经卷了，可翻阅的人不减。1986年的小城依然在做着神奇的文学之梦，我和其他的一些人，则是这梦中反复出现的人物，出了一本叫《野兰铃》的油印刊物。
书店斜对面是县剧院，城堡一样的面孔上，几个毛体字书写的剧院名积满了灰尘，颇像一个功成名就的老者，毫不在意它身上的苍老和衰败。步调一致的灰色，是古老剧种本身在一个新的时期中不断渗透出来的色泽——消亡时的姿势。它露在外面的部分是很难看出它是有现代气息的，可从门洞里看进去，却是一幢米黄的新楼，被一段铺着红砖的走廊牵引着。我常觉得这段走廊是剧院粗大的喉管，整天传输着一些电影插曲和流行歌曲。
电影《红高粱》的插曲，就是在一个黄昏来临的时候，从它粗大的喉管里发出来的，巨大、豪迈、苍劲的音符像一个个手持铁锤的北方汉子，狠狠地击打着小城有些掩饰的身体，严实的冬天被砸出了一个个口子。
那时候，剧院的高音喇叭，仿佛是与小城所固有的冬天的沉闷宣战，它像一面激情昂扬的旗帜，把小城长期积压的胸闷通过与高粱酒相连的方式宣泄出来。与此同时，一群群青年人在电影院周围出没，他们留着长发，吹着口哨，眼睛滴溜滴溜地转，伺机寻找一两个可以发泄内心不断涌胀的情愫的事物。各种酒馆里，不时地冒出行酒令的高声喧哗，故意对一个寂静的冬天的小城进行挑衅，而小城像一个半睡的老人，装聋作哑地依偎着一些淡淡的炉火，任凭那些青春期的少年，拨弄着一个个悬浮在小城暮色中的煮酒壶里的气泡。
对小城构成某种真正震撼的，是一个黄昏从音像店传出的撕心裂肺的《一无所有》。清贫得已经麻木的小城里的年轻人，突然醒悟了远方也有一种声音比自己更为迫切：爱情，清贫，失落，焦虑，期盼。崔建像一个救世主一样，从一个层面上拯救了一些迫于渴望爱情而无望的小城青年人，也给他们贫寒的口袋塞上了一些散漫的豪迈。一些中年人也在这样火热的旋律中想起自己年轻时的往事。一根缠绕在树枝上的蛇，吞噬掉的是许多萌动着爱意的果实。
在我的记忆里，1986年冬天的小城，被一根贫穷而渴望的绳子狠狠地撕扯着，深深笼罩在《一无所有》的倾诉中：“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是你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被无数的口腔重复着，像一些跳动的忧郁的脚步，撒在小城各个荒芜的角落里，并伴随着小城从各个饭馆里散发出来的黄酒淳朴的味道。《一无所有》是小城无意购买的一张忧伤的门票，分发给不同的人，那排街边繁茂的梧桐树，在它重金属般的震动中轻微抖动着身子。
二十年后，当我回想小城的时候，它呈现给我的，并不是我二十年前所感受到的那种古朴、守旧、衰败、无多少活力，而是一种很深的不见踪迹的弹性与韧性。某种意义上，小城延续了它自身多年来的温热、散漫、知天命般的性情，和黄酒有很深的相似性，性温而绵长。
黄酒有一种很温和的脾性，很亲近人的胃，颇像母亲的嘱咐。我在他乡会想起故乡的黄酒，想起母亲。
去年在西安，和一个相隔十多年的朋友对坐，温了一壶黄酒，微醺之中，我朦朦看到了远去二十年的故乡，还有它的面貌、它的声音：房后那条直直的小渠盛满了摆动的水草，在不远处不情愿地汇入了一条高高的大渠；从那条白亮亮的土路上，母亲的脚步中我还听到了一双布鞋浑厚而温热的声响。
那种声响经过黄酒般的发酵后，一直藏在故乡的那条路上，藏在母亲疲惫的身体中。有时候我会忘记故乡二十年前的容颜，会忘记母亲撒在路上的那些叹息，但在一杯温热的黄酒中，它们又再次重现。
从黄酒中，我感觉到了糯米所吮吸的天地间的灵气，不仅仅是因为它出自家乡，并且是因为它出自于家乡的如同母亲一般的人，那里面有母亲一样的温度，有家乡草木的温度，也有中药绵软悠长的温度。黄酒中加的几味中药，更是从气候、味道、时节和人体循环的角度，向人们传输着一种古老的、贴近自然的生命理念。
黄酒与时间保持了某种连贯性，有种骨质的东西。说到家乡的黄酒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到的是一种来自故乡山水和土地深处的自豪和骄傲，来自祖祖辈辈身体里绵延不绝的温暖和善良。因而故乡或者说夹在秦巴之间的东端的盆地，更像是一个半掩于地下的巨大的黄酒缸，当缸盖一揭，整个盆地便陷入一种质朴醇美的酒气中，有些醉不知时日的感觉。
黄酒延续了小城古老而温馨的记忆，像一副弥散在它身体里的温补的中药，把一种很柔性的东西渗入其中。当几十家酒馆的炉子上冒着淡淡的黑烟，冬天深处的小城便在煮生姜片醇香的黄酒中，泛起了一丝丝潮热，感冒便一点点从小城常有的风寒中退怯了。
的确，小城那时的封面是浑浊的，像一张老人擦不净的面孔，而它的内心是温热的，就像它林立的1986年的小酒馆。
（文/肖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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