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是很多国人「恐惧」的地方，许多读者在后台问我，印尼治安好不好？会不会被「噶腰子」？
印尼不仅形象差，距离中国也很远，在所有东盟国家里，印尼是唯一的南半球成员。从广州直飞，要5个小时。从上海直飞，需要6.5小时。另外，让我意外的是，北京和雅加达，两个人口超2千万的首都之间，虽然有直飞航班，却不是每天飞，由此可见，去雅加达的中国人，真的不多。
不过雅加达也有好处，暑假的时候，其他东南亚国家正处在雨季，天天下雨，而印尼刚好是旱季，方便出行。另外，印尼的气温也比较友好，七八月间，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最高温通常是35度，印尼的最高温却只有约30度。
但就算气候宜人，也很少有人愿意飞五六个小时，去印尼玩。就算去，大部分人也只去巴厘岛，很少人去首都。雅加达不是一个旅游城市，贫民窟遍地，基础设施恶劣。就算去雅加达，也很少去唐人街，但我就喜欢这种游客少的地方。
雅加达唐人街与其他国家的唐人街有2个区别。
首先，历史。
雅加达唐人街Glodok（草埔）有400多年历史，是雅加达最古老的地区之一，也可能是最古老的唐人街，甚至可以说，先有唐人街，后有雅加达。
其次，文字。
海外的唐人街，通常有一个显眼的牌坊，上面写着，中华街、中华门，或者「天下为公」之类的汉字。雅加达唐人街的牌坊，始建于1938年，日据时期被拆除。2022年6月30日重建落成。
崭新的牌坊上，有印尼文，也有英文China Town，却没有汉字。真是让人看了哭笑不得，没有汉字的唐人街，还能叫唐人街吗？
从这些细节里，不仅可以看出雅加达华人曲折多难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当地华人的中文水平。
在Glodok一条街道的两侧，我看到很多宣传画，里面的汉字，令人唏嘘，笔画、笔顺，完全错误，比如，中药铺的「药」字，中间少了一点。超市的「超」字，「口」居然被写成「井」，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老外写的，完全是照猫画虎。
路上人来人往，根本没人停下来多看几眼，完全没有人注意到这刺眼的错误。后来，我和很多本地华人聊天后才发现，会中文的人极少，对他们来说，汉字完全是一种外语。
不过，如今的唐人街，汉字招牌也逐渐多了起来，但老板通常是，最近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整个雅加达，中餐厅的数量和质量，都明显超过印尼其他城市。但凡你想得到的中国餐厅，雅加达都有，比如鼎泰丰、小肥羊、海底捞等，甚至连蜜雪冰城到了印尼，都变得高档了。
雅加达的中餐价格甚至比国内都贵，比如说，在唐人街一个装修很普通的小餐厅，一份莆田兴化炒米粉，要6万印尼卢比，折合人民币28块。
老板告诉我，她来自福建，这里的客人几乎都是华人，本地人一来吃不起，二来，这里有猪肉，本地人也不吃。
这几十年，中国快速发展，而雅加达的唐人街，曾经是东南亚最繁华的地方，如今却日渐衰落。行走在逼仄阴暗的巷弄，边槽内污水横流，迎面扑来刺鼻的腐臭味，让我感觉，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温州老城区。
金德院
雅加达唐人街，最重要的一座寺庙是金德院，它是典型的闽南式寺庙，也是当地现存最早的华人寺庙。
17世纪创建之初，它被称作“观音亭”。
1740年，观音亭在「红溪惨案」中遭焚毁。
事后，荷兰殖民者为了安抚华人，设立了半自治组织Kong Koan，负责处理华人事务。1755年，着手重建“观音亭”，完工后，被重新命名为“金德院”。
在1965年，印尼采取严厉的排华政策，当局要求中国寺庙改名，并用一个莫名其妙的印尼语Vihara Dharma Bhakti，取代金德院，作为正式名称。
金德院是一个各教混杂的寺庙，里面供奉的神仙，来自五湖四海，不仅有佛教，还有道教和民间信仰诸神，包括：释迦牟尼、观音、达摩、弥勒佛、十八罗汉、关公、玄天上帝、城隍爷、妈祖、财神爷、花婆、花公 ……
这些都不奇怪，当我看到「齐天大圣」的时候，彻底无语了，既然大师兄都来了，那么，二师兄、三师弟，在哪里呢？找了半天，没找到。
后来我查了一下，在中国民间信仰中，「齐天大圣」居然是重要的神祇之一，且信众遍及福建、台湾、东南亚。
总而言之，像这样诸神共襄盛举的寺庙，在国内我从未见过，的确让我大开眼界。
雅加达唐人街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当地不缺少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但和其他国家的唐人街不同，这里的中国文化缺乏延续性，有明显的文化断层，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一个秃顶的男人，重新移植了新头发。
这种断层的背后，其实是印尼华人心酸的历史，他们经历了三次浩劫。按照时间，由近及远，依次为：
1998年的「黑色五月」。我已经写好了一篇文章，正在润色修改，尽快发表。
1965年的「九·三〇事件」。这段历史被奥本海默拍成电影The Act of Killing《杀戮演绎》。我也写了一个关于「九·三〇」的故事，是我在雅加达的亲身经历，部分内容比较敏感，正在考虑，要不要发表，怎么发表。
1740年的「红溪惨案」，距今快三百年，史料确凿，也没有敏感议题，但知道的人不多，这里简要叙述一下。
红溪惨案（荷兰语：Chinezenmoord，直译“屠杀中国人”），是指1740年10月，荷属东印度当局大规模屠杀华人的事件。
1619年，荷兰殖民者占领雅加达，当时人口稀少，缺乏粮食，又面临当地穆斯林王国的威胁。为了增加劳动力，发展经济，巩固据点，在荷兰本国人不愿意移民，当地土著又很少的情况下，荷兰殖民当局开始从南洋各地诱迁华人来雅加达定居。
到1682年，雅加达的华人已达三千人。1690至1730年间是雅加达最繁荣的时期，荷兰人把甘蔗种植引进爪哇，甘蔗种植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更多中国人的涌入。
随着华人的大量涌入，逐渐建立了社团，有凌驾在荷兰人之上的趋势，殖民当局认为，华人社团威胁到了其殖民统治。逐渐引起荷兰人的猜忌和防范。
1740年，随着制糖业的衰退，失业华人增多，犯罪率上升。荷兰人利用此事，开始大规模追捕无辜的华人，没多久，华社人人自危。
一部分华人不愿坐以待毙，逃至城外，公推黄班为首领，准备自卫。期间，一名叫林楚的华侨向殖民当局告密，使得荷兰人有所准备。10月9日，殖民当局以华人准备攻城为借口，命令城内华人交出一切利器，同时挨户搜捕华侨，不论男女老幼，捉到便杀，对城内华人进行血腥洗劫。从9日至12日，城内华人被杀近万，即使关在监狱和卧病在医院的也不能幸免，侥幸逃出者仅150人。
而城外华人不知消息已泄露，依旧按原计划攻城。从9日至11日激战三天，伤亡千余人，终因孤军奋战，攻城失败，被迫转战中爪哇。
「红溪惨案」发生后，荷兰担心清朝会采取报复行动，影响对华通商，使经济利益受到损失。1741年殖民当局派专使携带「说帖」前往中国。
后来经过反复商议，清朝政府决定将此事定性为：被杀华侨是「自弃王化」、「系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是「彼地之汉种，自外圣化」，因此华人遭屠杀，「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圣朝无须加以责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