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底，三大战役以胜利告终，消灭敌军超过150万，直逼长江北岸。

在这一年六月，我们举行了中国政协的预备会。那次会议通过了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开囯典礼。

这个消息一出，全国上下都沸腾了，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10月1日，30万军民云集天安门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人，都是一脸的喜色。他们边笑边兴奋地等待着这个盛大的时刻。

下午三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正式开始，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出席开幕式，同时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无党派人士。

他们一出场，立刻就引起了全场的注意，掌声雷动。

毛主席带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地宣布：“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

在《义勇军进行曲》的伴奏下，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中国国旗缓缓升起。为迎接新中国的华诞，54门大炮同时响了起来。

毛主席的高声、群众的喝彩声、礼炮声，通过无线电向全国传播开来，任弼时也听见了。

他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多年的心愿得偿，让他既开心又兴奋。另一方面，他也很后悔，不能亲眼目睹这一幕。

在开囯典礼的两个星期之前，毛主席亲口下了一道命令：任弼时同志不准出席开囯典礼。

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人都惊呆了。不过，他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明白毛主席的意思，也就同意了。

不错，任弼时并未出席开囯典礼，他只是在距天安门二十公里外玉泉山上的一间屋子里，静静地收听广播。当然，更多的是欣喜，是微笑，而不是惋惜。

与大名鼎鼎的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老等人相比，作为“五大书记”的任弼时，多少有点“落寞”，有的人对他还不是很熟悉。

人们不知道，他为党和人民工作了三十多年，是一位优秀的党和人民军队的领袖，也是一位经历过无数次考验的人。

叶剑英对任弼时的评价是：

“他是我党的一头骆驼，是中国人民的一头骆驼，肩负重任，长途跋涉，不眠不休，不求享乐，不求私利。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天他为什么不来？

这是由于任弼时有病。

1943年我党进驻北平的时候，任弼时的健康状况便已非常糟糕。

任弼时早在长征期间就曾两次被捕，遭受酷刑，身体多处受伤。后来任弼时获救，由于延安生活环境恶劣，加上任弼时工作繁忙，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在延安，大家都在饭堂里吃，一日三餐都是白饭，一周只能吃一顿，连中央领导也不例外。

无肉无菜，任弼时本来就受伤的身子很难复原，有时为了帮助家人改善伙食，任弼时还要装肚子不舒服，少吃饭，或者干脆不吃饭，要把剩下的食物省给夫人陈琮英、以及战士等人。

看到任弼时一副远超实际年纪的满脸风霜，眉宇间难掩的倦容，他的夫人陈琮英很是担心，得知任弼时无法放下手中的工作，不肯歇息，陈琮英便对他的起居照顾得越发细致。

任弼时于三月到达北平后，于四月着手筹备召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毛主席和朱德等领袖都参加了会议，任弼时还亲自草拟了这份文件，并作了长篇的报告。

任弼时的讲话很长，刚说完前半段，任弼时就觉得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与会的同志们也清楚地觉察到他的体力不支。

任弼时只好点了点头，让荣高棠同志代他念，自己也不走，就在台上等着，直到散会。

会后，大夫对任弼时进行了全身体检，认为他的健康状况实在不佳，大夫建议立即静养。

任弼时遵照大夫的嘱咐，放慢了工作步调，也去休息了。

可是，这时战争还没有结束，人民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以势不可挡之势向南迸发，任弼时天天要秘书为他朗读电报，当他听见前线传来鼓舞人心的胜利消息时，他的心也随之激荡，血压也随之上升，于是大夫急忙跑到房里去安抚他。

5月，任弼时开始陷入昏迷，经常一睡就是很长一段时间，令人担心。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在为国家的建设做准备，他们都很忙，但是任弼时的情况却一直被毛主席所奠基，毛主席还派人给任弼时送去了一鱼，并亲笔写道（其大意是）：

“弼时同志

一群红色的小鱼被端了上来，供众人欣赏。祝你身体早日康复！

6月9日毛泽东”

任弼时于1949年末，奉毛主席之命，赴苏联治病，因无法工作而深感不安。

1950年1月，在苏联的旅途中，周总理拜访了任弼时。然后任弼时又提出了回到祖国参加工作的设想。

周总理告诉任弼时：“健康是革命的资本，要先养好身子，然后才能回国。”

四个月后，任弼时匆匆找到苏联大夫，体检的结果表明，他的病已经好了一些，可以参与一些工作了。

任弼时拿着医学证明匆匆赶回北京，并请求中央重新安排他的工作。

向毛主席再三恳求后，主席才同意，但是规定他一天只有四个小时的时间。

任弼时忙不迭地点了点头，但一旦工作起来，他便舍了自己的性命，坚持要坚持工作七八个钟头。

为了照顾他的健康，毛主席只能告诉他：“马上就是国庆节了，你再不注意身体，就不能再来了。”

任弼时对上一次没有出席开国典礼感到非常后悔，这一次无论如何也要来。

任弼时在疗养院呆的久了，也腻味了，毛主席一来，他特意向医院打了个“申请”，在医生的允许下，他就去毛主席的家里看了一眼。

毛主席知道任弼时过去数月来一直在苏联品尝俄国菜肴，有意给他改变一下饮食习惯。他让大厨准备了两道没有盐的小菜，还有一道湖南风味的麻辣黄条鱼。

饭菜上齐以后，任弼时旁边的大夫叮嘱任弼时不要吃辛辣的东西，毛主席忙将盘子里的鱼肉高高地举起来，笑着对任弼时说道：“弼时，不好意思，弼时，这可不是我不让你吃饭，实在是大夫的命令，我不敢违抗！”

任弼时听到这里，两手一摊，连连摇头。然后，两个老朋友对视一眼，会心一笑。

1950年初，任弼时从莫斯科的皇家医院调到莫斯科郊区巴拉维赫疗养院休养。

毛主席知道这件事以后，专门到疗养院看望了任弼时，并同为任弼时治病的苏联大夫交谈。

苏联医生给任弼时同志稳住了血压，这几天他的血压是比较好的。

毛主席欣然与大夫握手，说道：“妙哉，妙哉！在此，我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向您表示感谢！多谢！”

任弼时觉得身体好些了，便向大夫请示，要到苏联看望毛主席。大夫答应了，于是他给毛主席打了个电话，问他什么时候方便。

任弼时和主席商定了见面的日期，按计划驱车到了中国代表团的驻地，去拜访毛主席。毛主席得知任弼时要来，特地吩咐厨子炒了两个不加盐的小菜，还做了一道湖南特色的麻辣黄条鱼。

任弼时就是湖南人，也爱吃辣的。不过因为生病的缘故，好久没有尝到湖南的味道了。但是，陪同任弼时前来的那位大夫却不准任弼时吃辣椒。

闻言，毛泽东把盘子里的麻辣烤鱼往远处挪了挪，开玩笑道：“抱歉！弼时，不是我阻止你，但我必须要听从医生的命令。”

任弼时只得苦笑一声。

吃饭的时候，谈话又转到工作上面去了。任弼时对毛主席说：“主席，你要赶快挑选一批政治觉悟高，能干实事的年轻人，去苏联进修，为我国的建设和技术人才训练。”

毛主席非常赞成任弼时的意见，他还打了个比方，说：

“将来要搞大的建设，一定要有专门的人才，要有专门的人才去学习。从前唐僧西行取经，都是坐着驴子，只吃粗粮野果，既无人相迎，又要和妖怪打打杀杀，日子过得真不容易。现在我们把人送过来了，有了飞机、有了黄油和面包，又有了人招待，真不错。”

毛主席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我们要对前来求学的孩子们说，要像唐僧一样，要像孙大圣一样，克服一切困难，最后才能拿到真正的东西。这可是关乎到咱们国家的未来！”

任弼时赞同毛泽东的观点，频频点头。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周总理从外面走了进来。周总理刚刚结束了和莫洛托夫的谈话，又忙于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条腿都没有停下来过。

任弼时看到毛主席、周总理两人的工作十分繁忙，也不愿再耽误他们，就站起来离开了。毛主席和周总理把任弼时送到大门外，目送任弼时上车，这才返回。

下雪的时候，街上一片雪白，路上也就偶尔有几辆车和行人经过。

任弼时先前急于回国的一个主要因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他很想为国家分担压力，为这场战争出谋划策。

任弼时一回来就立即恢复了他的工作作风。由于朝鲜形势严峻，中共中央召开了一系列关于是否派军到朝鲜的会谈。每一次的会议，都会有不同的意见。

医师原来吩咐任弼时一天只有四个钟头工作，但开完会以后，就把大夫的嘱咐忘得一干二净，经常开到深夜，不吃不喝。

这样不规律的生活和睡眠，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更何况任弼时患有多种高危险疾病，完全不能承担这样的压力，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受伤，他的病越来越重。

之后，中国向朝鲜派遣军队，而朝鲜的情况也是每日都在观察着。此时，任弼时的工作更加忙碌，任弼时在入朝战斗开始的前一日，整天忙于工作，夜里与同事们开会。

回家之后，他并没有马上睡觉，而是拿出了主席发来的一份战报。他在自己的书房里，翻来覆去地想着战事，想着志愿军入朝之后的情况，完全忘了自己身体有恙。

他全神贯注地工作着，神经一直紧绷着，连休息都做不到。再加上近来劳累过度，任弼时也有了头痛的迹象。

第二天一早，妻子陈琮英就察觉到丈夫的状态不对，赶紧给医生打了电话。苏联的一些专家和一些中国的大夫都到了任弼时的家中，为他做了急救。

周总理知道了这一情况，立即放下了手中的事情，赶了过来，要见任弼时。而此时，大夫们正为任弼时进行手术前的手术，周总理被挡在了外面。

见到周总理，陈琮英连忙站起来，恭敬地迎了上去。周总理还有事，和陈琮英聊了几句，然后就告辞了，说等任弼时的病情稳定下来，他就会去看望他。谁能想到，这一别，就是永远。

陈琮英站在手术室外，握住任弼时苍白的双手，低声对他说：“恩来同志刚才来看过您。”

“还是……还是不要见吧，我这副病弱的样子，可不能让恩来同志看到。”任弼时被推到了手术室里。可惜，他永远都下不了手术台。

毛主席是任弼时的同志，对任弼时十分想念，并亲自为这位同志送行。

任弼时逝世之日，中央即发出讣闻，次日即由毛主席主持的追悼会，任弼时同志的丧事，按照最高规格办理。

任弼时死后第二天，就是下葬的那一天。早上9点钟，一辆黑色的吉普开进景山东街。毛主席、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前来为他送行。

毛主席立即上前，一只手托着手中的棺材，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在他的身边，到处都是哭声，毛主席想起了他跟任弼时所受的苦难，眼眶也湿润了。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四个国家的领导人将任弼时的尸体从房子里抬了出来，就像是在战场上扛着伤员一样，生怕把他给摔下去。

毛主席身穿一件灰色的大衣，带着一顶灰帽，慢慢地从汽车里走了出来，脸上带着一种沉痛的表情，低头不语地往屋里走，心中充满了对这位同志的深切哀悼。

当任弼时被放进棺材时，毛主席静静地望着他死去的战友，面无表情，随后将鲜红的党旗轻轻盖在他的尸体上。

任弼时的灵柩即将出发，周总理含泪对毛主席说：“主席，我们走吧。”

毛主席点了点头，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三个人，抬着棺材，送葬的声音响起，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朱德总司令心情沉重地抹了一把眼泪，毛主席见状，连忙扶住他，示意他节哀顺变。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拉着黄色的布条，以中国最传统的执幡仪式，送别任弼时，周总理的脸上带着浓浓的哀伤，就像是在给自己的家人送行，却又比自己的家人还要亲切。

毛主席说：“当时，陕北解放战争是由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领导的。”周总理见毛主席很是伤心，于是吩咐警卫员将毛主席扶起来。

周总理对毛主席的健康表示担忧，他让警卫人员劝毛主席回家，警卫对他说：“主席，我们回去吧。”毛主席挥挥手，带着周总理向前走去。

任弼时英年早逝，毛主席深感遗憾，并亲笔为任弼时题写了一句话：“任弼时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其革命精神永存人间”。

毛主席本人也为任弼时题写了一块石碑：“任弼时同志墓”。

任弼时一辈子不怕吃苦，更不怕吃苦，但这样一位铁汉却有三件十分害怕的事。

第一个就是怕麻烦人，就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任弼时觉得，既然是革命分子，就必须把工作做好，不管是大是小。自己该干的活，就得干，别劳烦他人。

他将这个“怕”字，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他病了还得加班。他们建议他早点睡，第二天再来。然后任弼时又说，“明日还要办，今日能办一百件事，不必光办九十九件事。”

第二点，就是担心自己的开销太大。任弼时在长期的革命生活中，形成了一种“花钱要用在刀刃上”的好习惯。虽然身为党的高层领导，任弼时还是过得很朴素，用一条旧毛巾把马甲改了一下，以求御寒。

但是，任弼时为了让香港的革命者进入解放区内部，竟然“大手大脚”地掏出了上千两金子，用来租借船只。

所以，他经常教导自己的家人，在生活中，一定要尽可能地节省，因为将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第三点就是怕工作太少了。正如叶剑英所说的，是“党的骆驼”。一直都在默默的给予。

周总理和其他同志在1947年迁往陕北，任司令。无论到什么地方，任弼时都亲自为他们解决好衣食住行等生活方面的问题，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进行工作。

所以，有些人开玩笑说他是“党内的妈妈”。

由于身体虚弱，再加上平时的劳累，三十多岁的他，看起来就跟个小老头似的。许多人都劝过他，要注意身体，可他知道自己的寿命不多，必须要好好修炼。

为了实现诺言，他用自己的生命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任弼时“三怕”成为任氏家族的家训，对任氏子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