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对合作伙伴陈昌浩的给予了“一个很好的人”的评语。

在徐帅的记忆里，他几次赞扬了自己与红军第四纵队的伙伴陈昌浩，是个实干、能干、有手段的人。

红军中的许多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可是在陈昌浩面前，却没有一个人敢得罪他，就连参谋长倪志亮和许世友这些脾气暴躁的将军，都对陈昌浩毕恭毕敬，不管是在电话上，还是在当面。

1936年5月，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西征”。这次西征的主力是“西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和战士组成，徐向前和陈昌浩在这支军队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进军西部的初期，我们的军队势如破竹，连续攻占了七营、定边、豫旺堡等重要城镇。但后来，由于红军领导层发生了分裂，苏联又对供给的补给地点进行了调整，使得西路军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损失惨重。

1937年1月初，见到西路军攻势减弱，马家军便伺机反攻，于1月12日起，对五军团驻地高台发动了猛烈进攻。

军长董振堂率领部下，在敌人的进攻中坚持了八个昼夜，最后率领三千多人英勇牺牲。一旦高台被破，我们就会陷入后方的困境之中。

于是徐向前和陈昌浩当机立断，命令西行返回陕北，结束了西进的任务。

然而，在西撤的过程中，却遇到了来自西北的三马军的重重阻截，将近两万多人的队伍，在中途被打散，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好扮成乞丐，沿路乞讨，回到了陕北。

陈昌浩到达陕北后，由于这次西进行动的失败，他感到很内疚，他觉得自己对不起毛主席，他要返回湖北武汉。

但徐向前相信，毛主席明白他们的难处，也就不会太严厉地对待他们了。但经过几番劝解，陈昌浩还是执意要回武汉，徐向前只得独自一人回陕北。

如果说西路军的失败，陈昌浩要负主要责任，虽然徐向前是总司令，但是，在实行政委制度的时候，陈昌浩才是真正的决策者，陈昌浩是西路军的一把手，徐向前是西路军的二号人物。

陈昌浩在西路军的指挥上，表现得很不称职，徐帅曾说过，“犹豫不决，优柔寡断”。

因为以前与张国焘有过那样的关系，以及当时的错误决定，使陈昌浩身上背负着某种精神负担，陈昌浩为了挽救这一局面，开始由“分裂主义”转向“盲从主义”。

他曾经告诉徐帅：“关于南下问题，共产国际对于四方面军一定有不同的意见，我们只有听从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意见，才能决定四方面军的未来。”

于是，他一切行动，都按照中央的指示，一步一步地去执行，不敢有丝毫的违抗，以致于盲目服从，忽视了西线战场的具体条件，犯下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有些决定是明知不可为也要去做的。

陈昌浩对西路的战略与长远计划的犹豫犹豫、犹豫不决、畏缩不前，忽略了徐帅的正确主张，是导致其最后的失败的主要原因。

而在西路军战败之后，陈昌浩便自行离开了自己的队伍，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不管是想重举义旗，还是暂避锋芒，这都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流浪，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陈昌浩于1937年8月底经耀县和洛川到达延安。

这时，洛川会议已经开完，陈昌浩在路上遇到了彭德怀，徐向前，张国焘，他们都出席了洛川会议。

据徐向前元帅回忆，他是奉中央之命，随周总理到山西，对阎锡山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却碰到了陈昌浩。

陈昌浩在看到徐向前之后，心中十分感动，并且向徐向前讲述了他这一次的经历。

徐向前听了以后，又对他说：“党中央非常挂念你，一直在找你，但是一直没有消息，这次回来了，真是太好了。我马上就要动身前往山西了，你一定要注意身体，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陈昌浩很快就在延安与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党政军高层领导会面，他们都是从洛川会议返回延安的。陈昌浩见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后，就被安置在杨家岭的一间窑洞中，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关于陈昌浩的工作，党中央起初把他安置在延安县委宣传部，没过多久，他就被转到了中央宣传部，任中宣部宣传科科长、国际宣传科科长，同时也是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的政治教师。

陈昌浩虽然有些“想不通”，但好歹也是一个在党内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的老领导，在工作上还能保持清醒，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正确的认知和态度，有了改过的决心。

陈昌浩一上任，就像往常一样，把自己的工作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陈昌浩在中央宣传部的工作并不多，只是经常出席由副部长主持的部务会。

于是，陈昌浩就把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等多所干校的理论学习上。

关于陈昌浩讲课的情形，一些同志曾经这样说过：

他不仅在理论上有极高的造诣，而且善于搜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资料，潜心研究。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他已经可以一边学习，一边编写教材。他的讲演，得到了许多红军干部、地下工作人员和少数参加革命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1952年春天，陈昌浩总算有机会启程返回祖国。

刘少奇主席亲临火车站迎接，徐帅为他打破常规，在自己家中设宴，原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们再度聚首，其中就包括张琴秋。

经历了一场生死离别，华发渐生的将军们，纷纷举杯，庆祝着自己的旧部回归，谈笑风生，似乎还沉浸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陈昌浩对于自己的前妻，心中充满了歉疚，同时也感到了一些难堪。

他拉着张琴秋的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张琴秋摆了摆手，让大家都别再提以前的事了，如果放不下，她也不会出现在这里。

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9月举行了第一个授勋典礼。这一次，红四方面军有一位元帅，三位大将，十七位上将。

在这些人中，红四方面军总司令徐向前被授予“元帅”称号，徐海东，陈赓，王树声被授予“大将”称号。授予将军称号的有17人，包括许世友，张宗逊，韩先楚。

然而，红四方面军中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却被人们所忘记，他就是陈昌浩，他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政委。陈昌浩在1955年第一次授衔的时候，并没有被授予什么军衔，建国之后，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央马列学院的副校长。

那为什么陈昌浩手下有这么多猛将，却没有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被授予军衔呢？在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回顾这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呢？

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创始人、川陕地区的开拓者，为什么1955年9月，他没有被授予军衔？其实，陈昌浩人生中有三大遗憾，这三大遗憾是他在军阶评定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入党太迟了。陈昌浩1926年加入共青团，曾在苏联待过，但他是1930年才加入共产党的，论资历，他比同龄人差了一大截。

二是陈昌浩在西征失利之后，私自出走，返回湖北武汉。正所谓“有输有赢，胜败常有”，虽然有很多因素，但陈昌浩临阵脱逃，没有组织，没有纪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第三，陈昌浩留苏时期错失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个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陈昌浩回来的时候，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他也没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再加上多年没有在军队中服役，所以被派去做一些行政工作。

红四方面军在兵力雄厚时，陈昌浩是仅此张国焘之下的，那时的青年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他的才能是不容置疑的。可现在，老朋友重逢，陈昌浩却是一副穷困潦倒的样子。陈昌浩躬身行礼，向自己的老部下、老首长们一一握了手，陈昌浩只是向他们道歉，并没有多说什么。

这份道歉，就是对当初统帅失败，令全军溃败的一种补偿，这些年，陈昌浩心中充满了愧疚和自责。

张闻天苦口婆心的劝了几句，陈昌浩一就是每天都闷闷不乐。1962年，陈昌浩偶然遇见张闻天，提到他的生活。张闻天向陈昌浩问道："你打算去哪儿度假？"陈昌浩说："大家都劝我去湖北养病，我还在犹豫。"

张闻天很是不解，向陈昌浩打听缘由。他说：“红四方面军中许多人到湖北工作，我是苦役犯，到湖北去，人家为难，我也为难。”

张闻天觉得陈昌浩有些杞人忧天了，当初那场战役之所以会输，有很多原因，并不是陈昌浩一人所为，这么多年来，他还是一副优柔寡断的样子。“你还是以前的陈昌浩吗？”张闻天问道。

陈昌浩笑了笑，道：“人都是会变的，我现在就在湖北。”在讨论会上，陈昌浩为他过去的错误路线给全军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表示歉意。

虽然他已经淡出了，但它依然可以在其他领域大放异彩。

陈昌浩已经从战场上退下来了，他被任命为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但每当他做噩梦的时候，他都会想起那些追随自己的部下，心中充满了愧疚。

1956年9月，北京召开“八大”，与会的各国各党派、各政党的代表多达数百人，因此，大会的翻译任务很重，陈昌浩受命为大会翻译处副处长，负责翻译大会文件及各党派党代表的讲话。

陈昌浩在这一个多月中，一直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出色地完成了会议上的各项工作，得到了与会领导的高度评价。

十月上旬，陈昌浩接到毛主席要会见会议翻译部同志的消息，又惊又喜。

下午三点，毛主席见到陈昌浩，不但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还对翻译部的同志给予了高度赞扬，说：“各位同志，辛苦了，干得不错，感谢各位！”

这次见面，陈昌浩永远也不会忘记。

1962年5月，陈昌浩终于返回了他50多年前的家乡，与他在湖北的老乡见面。

陈再道，宋侃夫，曾在武汉军区、省委工作，听说陈昌浩回来了，率领一群红军老兵，亲自来接他。

这么多年过去了，老首长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还在，提起他曾经的英勇事迹，所有人都会对他肃然起敬，但最终还是会唉声叹气。

这一次，他冒着大雪回来，与自己的老部下们举杯道歉：

“祁连战败，是我陈昌浩的错。这么多年来，只要一想起那些战死在荒丘上的英魂，我的心里就像是被无数支利箭刺了一下。我以前是对不起毛主席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是，党和中央对我的宽容，给了我学习的机会，使我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可不是什么外交语言，完全是发自肺腑。”

发言过程中，他好几次泣不成声，三次躬身，满脸的歉疚。

随后，陈昌浩按照党的安排，来到了东北，考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

1952年6月，陈昌浩被派往马列学院担任副校长，主持教学工作，同时也负责学校的管理。

第二年一月，中央编译局正式成立，因为陈昌浩曾在苏联做过翻译工作，因此，他被委任为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专门负责马列作品的翻译工作。

在此期间，他还主持翻译了几本著名的马列著作，如《斯大林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62年5月，由于健康问题，陈昌浩回到老家湖北养病，在养病期间，他也没忘记负责编译中央编译局的马列书籍。

5年后，陈昌浩于1967年7月30日病逝，享年六十一岁。

1980年8月21日，中共中央举行了陈昌浩追悼会，由徐向前主持，李先念和王震等五百余人出席。

中共中央在悼词中写道：

陈昌浩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优秀党员，一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斗士，一生忠于党和人民。

陈昌浩由于各种因素，后半辈子过得非常“平淡”，几乎没有什么名气，可是他的后代，每一个都是惊才绝艳之辈。

陈昌浩有两个孩子，一个叫陈祖泽，一个叫陈祖涛。

第一个是陈祖泽。

新中国建立以后，新中国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各种高层次的人才投入到国防和经济建设中去。

陈祖泽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返回母校深造，希望能尽快为国效力。

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他就始终没有变过“为了革命，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他把党、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了一个盛大的、神圣的节日。

这一日，陈祖泽被邀请到北京，与其他各界的代表一同出席了开囯典礼，并目睹了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新中国建立的历史一刻。

1957年5月，6年的海外学习生活终于告一段落，陈祖泽以极为优秀的成绩，从苏联的一所大学毕业。

陈祖泽回国后，在哈尔滨锅炉厂担任技术科长，后来调到703所35组，兼科技处处长。

1974年，他被调到中国造船719所，担任科学技术副所长和科学技术处处长。他在新中国首次成功研发核潜艇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1982年，陈祖泽出任为核工一研院副院长，同年兼任105所所长。

105所，即核操作所，是新中国在核操作方面进行专门研究和开发的一个科学研究机构。

105所在陈祖泽的领导下，先后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个核能发电机、反应堆稳压器等与核能相关的重要装备，成为了中国核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接着便是陈祖涛。

他是新中国汽车产业的创始人和二汽的主要创始人。

早年随其父陈昌浩赴苏联，后又到苏联留学。

陈祖涛在1951年得知新中国已经建立，急于为国效力的他，早早地学成归国。

回到祖国之后，他学的是汽车相关的技术，正好赶上了苏联对新中国的帮助，所以他主动请缨，参加了一汽的筹建，后来成为了一汽的生产筹备处的副处长。

从那以后，陈祖涛就一直从事着汽车行业的大部分工作，并在中国汽车业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陈祖涛亲历了整个过程。

为了能成功成立一汽，他又去了一趟苏联，一去就是几个月，把苏联所有的汽车工厂都逛了一遍。

后来，他不但参与了计划和设计，还参与了苏联专家的名单，以及联系、收集资料。

一汽走上了正轨之后，陈祖涛还参与了川汽，北汽，南汽，济汽，沈汽，北内，长拖等一系列重大工程。

可以说，无论什么时候谈起新中国的汽车工业，都少不了“陈祖涛”这个名字。

陈祖涛是新中国汽车产业的创始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汽车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