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把胡乔木写的那篇文章看得很认真，他对王若飞同志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你去办，要胡乔木到这里来讲话。
主席一副思贤如渴的样子，让王若飞意识到，这位让主席惦记的肯定不是一般人。他一刻也没停，一级级地深入研究，最后找到了胡乔木的住所。
寒暄过后，王若飞直奔主题，对胡乔木说道：“你做好准备吧，毛主席的事，我想你也要去。”
胡乔木以前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略一沉吟，就回答道：“恐怕办不到，劳主席费心。”
“这次的任务，是毛主席亲自安排的。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试一试。”
王若飞的语气很坚决，胡乔木只好收拾东西，拿着书和文件，向中央领导的住处走去。当他看到毛主席的时候，第一时间走了过去，和他打了个招呼，心里更是激动不已。
毛主席也不啰嗦，直接把《中国青年》上的一篇文章拿了出来，和胡乔木一起欣赏。
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有时候还会写诗，写歌，在文学方面，他是很有天赋的。
胡乔木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信徒，他和主席的想法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共鸣，两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关系也就更亲密了。
第一次见面以后，胡乔木自言自语地说：“毛泽东真是知己啊，我和他的思想何其相近啊。”于是，他就安心地做起了主席周围的文书工作。
胡乔木以前在报社干过编辑工作，所以他能很好地完成一些简单的校对和排版工作。毛主席得到了他的帮助，压力大减，还告诉他，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你就可以成为我的副手了。
当然，助理并不只是一些简单的工作，还有编辑和修订等工作。胡乔木由于受到主席的激励，进步很快，最终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1945年，我们党在筹备举行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毛主席给胡乔木看了一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道：“这些都是有关党史的，你跟我一起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全会以后，胡乔木在党内的声望也提高了。
后来，毛主席又给他安排了许多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在去重庆谈判的时候，主席还把他的警卫员陈龙和胡乔木一起带在身边，这就说明了主席对他们的深刻信任。
1947年，毛主席同志与党中央四处转战陕北。胡乔木则把一切都搁在一边，开始了他的工作。根据妻子谷羽的回忆：
在此期间，胡乔木几乎天天都在写稿，俨然成为毛主席的“新闻官”。
胡乔木所写的这些文章，犹如一种精神食粮，激励了我们同国民党作战，又象一把尖刀，深深地扎进了他们的心窝里。
在1948年夏天，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任命胡乔木为新华社社长。从此，胡乔木由一个“笔杆子”，很快地走上了党内的宣传工作岗位。
胡乔木作为毛主席的“秘书”，自然也要代他起草一些重要的指示，写一些重要的文件。毛主席和他相处得越久，就越喜欢他，甚至在周恩来和刘少奇这样的中央领导人面前，直接夸奖道：“有了乔木，就有饭吃了。”
新中国建立以后，胡乔木还在毛主席身边当过一段时间的政治秘书。除了工作上的合作之外，他们私底下也时常互相交流，主席还亲自给他改过诗，并且给他推荐发表，成为了中南海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段“佳话”。
这一天，毛主席从西柏坡出发，胡乔木同主席一道前往北平。胡乔木很快就担任了新华社社长的职务，毛主席把所有的新闻和宣传工作都移交给胡乔木。
胡乔木在新中国建国前夕，作为毛主席的秘书，又是新闻宣传工作的总干事，其工作之繁忙，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胡乔木在这段时间里，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共同纲领》的起草。根据胡乔木的回忆，毛主席在十天之内，先后四次仔细地修订了《共同纲领》的草案。
《共同纲领》草稿修正之后，先送到全体代表，再送到筹委会，再经过七次的审议，最后终于顺利地通过了。
1956年，胡乔木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时也是书记处候补书记。
然而，由于长期跟在毛主席身边，胡乔木的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是秘书，不能有丝毫的失误，长时间的工作，让他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加糟糕。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我党在北戴河举行的一次重大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会上郑重宣布：今年要把钢材产量增加一倍，力争达到1070万吨的目标。
当时全国的钢材产量才400万吨，想要在4个月内制造出700万吨的钢材，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由于现场气氛很好，所以毛主席并没有提出异议，而是朗诵了一首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这一年的目标产量设定为1070万吨。
但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肯定有一定的难度，所以，1958年11月28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就把北戴河会议定的那个高标准，改订为1959年的“四大生产指标”。
陈云作为一个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人，认为这个目标还是太高了，会后，他找到胡乔木，建议他告诉毛主席，这四个主要目标，最好不要写进会议的公报里。
陈云的提议，胡乔木不敢跟毛主席说，因为担心惹得毛主席不高兴，因此没有跟毛主席说陈云的意见。
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体会议，陈云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听后，点了点头。
两人聊天的时候，陈云主动向毛主席提到了5个月前他和胡乔木谈过这件事，毛主席对此非常愤怒，因为陈云时任副主席，他不知道胡乔木为什么不向他传达这个消息，他马上把胡乔木叫来，怒气冲冲地训斥道：“你一个秘书，怎么能决定副主席对我的汇报？”
毛主席对胡乔木的批评，使他深感愧疚，加之多年操劳过度，渐渐有了精神失常的迹象，到1961年更是严重到了神经衰弱的程度，以致于不能正常工作。
胡乔木没有办法，只好在8月17日写信给毛主席，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请求毛主席同意，让他先休息3到4个月，然后才能恢复工作。
毛主席接到胡乔木的来信后，非常重视他的病情，特地为他制订了一套疗养方案，要求他不能原地静养，要“顺应时势”，到处走走，读些无聊的书籍，不问世事，那样也许好得更快，另外，不能仅仅抱着休息一两个月的想法，一定要有一年、两年、三年的准备。
胡乔木的病，经过“一年两年三年”的治疗，慢慢有所好转。
胡乔木还是毛主席的“秘书”，即使隔得很远但并没有影响到他和毛主席的感情，毛主席对他的关怀。
胡乔木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就写信向刘少奇和毛主席提出了请求：
“由于我要离开北京，暂时不在宣传部工作，所以，我想，我们应该特别考虑一下，凯丰同志，让他经常参加会议。”
1961年5月，胡乔木参加完北京大会，就请了一天的假，邓小平批准的胡乔木请了假，并叮嘱他：
“你就安心养伤吧。”
虽然胡乔木还担任着毛主席的政治秘书，但是事实上，他早已脱离了毛主席的视线，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此后，胡乔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四处旅行，并阅读了大量的闲散书籍。尽管胡乔木已经离开了毛主席，但是毛主席并没有把他的旧部忘得一干二净。
胡乔木在养病期间，越来越想念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时光。
1966年6月，在杭州养病期间，胡乔木偶遇毛主席，尽管多年未见，胡乔木有千言万语要跟毛主席说，但毛主席突如其来的出现，却让他心中一片混乱，想要说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临走的时候，毛主席还叮嘱道：
“你回北京后，就不要再多说什么，多观察观察。”
可惜，这是胡乔木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了，尽管毛主席事后也想拜访胡乔木，但是一次偶然的阴差阳错下，他们没有再次相见，对胡乔木来说，是一个终生的遗憾。
胡乔木虽然病了很长时间，但还是完成了许多工作。
1967年5月1日，毛主席乘车前往天安门。毛主席在车开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提出要停下来，让警卫张耀祠去带自己看望胡乔木。但是，由于张耀祠的敲错了门，毛主席始终未能如愿。但是，他这样做，却间接地帮了胡乔木。
自此以后，胡乔木成了毛主席常常思念的人，1971年8月28日，毛主席对广州军区首长说：「胡乔木真有两下子，收集了不少资料，才弄明白了问题所在。」
1975年，胡乔木调到了国务院研究室，配合邓小平开展整顿运动。
1978年12月18日，胡乔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主持了全会公报的起草工作。会议结束后，胡乔木继续兼任毛主席著作编委会的办公室主任和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1980年，黄克诚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一个研讨会上，就“毛主席思想”和毛主席本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黄克诚说：“没有毛主席，就打不出井冈山，打不赢长征.......毛主席是我党和国家的开国缔造者，几次力挽狂澜，扭转乾坤，这一点，我党，全国，无人能及。”
后来，黄克诚总结道：“毛主席一生都在为革命而奋斗，他的一生都在为人民考虑。”对于他的错误，要理解，要尊重，要爱护，要尊敬，毛主席的功劳比他的过错大得多，功劳在前，错误在后。
黄克诚这番话一说出来，在座的人都流出了眼泪来，黄克诚的这番话一传开，就在党内和党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胡耀邦知道这件事以后，要求《人民日报》对黄克诚的整个讲话进行整理，并配上文字和标题，发表在报纸上。
但有心人一读，就会发现，《人民日报》上刊登黄克诚的那篇文章，有一部分内容没有刊登在上面，这其中部分是毛主席的评价。
黄克诚知道了这件事，但没有对此发表意见。1981年3月，黄克诚让他的秘书去找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
秘书道：“黄老的讲话一共有三篇，《人民日报》上已经刊登了第二篇和第三篇，前半篇是对毛主席的评价，还没有刊登出来，黄老想让你过目一下，看能不能登在军报上。”
华楠并没有马上做出选择，而是找来了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以及梁必业，三人商量了一下，终于同意刊登这篇文章。
黄克诚对他的决定说：“等一下，先给小平同志看吧。”
邓小平无疑是中共第二代的中坚力量，黄克诚这么做，也是可以理解的，邓小平看了之后，就答应了，但邓小平说，他可以接受这个方案，但细节上，还需要修改。
黄克诚同意了，邓小平又让胡乔木负责对这篇论文进行润色。
胡乔木迅速地将这篇论文整理好，然后递给黄克诚，黄克诚看了一眼，点点头道：“可以，但修改的时候，不能用毛主席，都改成了毛泽东同志来称呼，这让我很不舒服，所以，毛主席更适合。”
因此，黄克诚的意见迅速地反映给邓小平，邓小平听了黄克诚的意见，认为应该用“毛主席”这个称呼。
胡乔木继续修改，这件事结束后，这篇文章就正式出版了。
1982年9月，胡乔木又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又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胡乔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为国家的发展而努力着。
日本右派编辑的“篡改历史”教材于1982年秋季问世，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关注。
胡乔木是一位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前辈，听了非常生气，当即给远在北京的黎虹打了个电话，把自己的看法转达给了中央。
“必须严肃处理！”
胡乔木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重视，经过外交途径，与日本文部部长小川平二的访问计划也被取消。
胡乔木虽然年事已高，但还是匆匆忙忙地收拾行装，赶往北京。没过多久，《警惕军国主义的逻辑》这本书就出版了。
犀利，老练，一击即中。
胡乔木在开头就告诫“我们的同胞，亚洲的人民”，应当注意日本人赤裸裸的把“侵略”中国，改成了“进入”中国，这绝非用词不当之处，而应引起重视。
别的不说，单从这句话中，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胡乔木总是能把对手驳得体无完肤。
一方面，他擅长以众聚众，这一点，从一开始，他的文字就不只针对中国民众，而是将那些被日本欺压的亚洲民众也囊括在内。另一方面，他又善于从小处发现大问题，即“侵略”或“进入”，并紧紧地把它摆在眼前，进行说理。
这篇文章一出，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人到现在还没弄明白，这位姓“胡”的老头到底是谁，竟然如此强大！许多中国的读者都在留言：“果然，年龄才是最重要的！”怪不得他跟着毛主席当了二十多年的“一支笔”，这份功力，谁能比得上？
胡乔木在以后的几年里，一直和这些日本右派“杠”在一起。一篇又一篇的“砸过去”，对着那些不要脸的家伙！虽然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写的，但也足够让日本的右翼势力为之颤抖了。
胡乔木的健康每况愈下。有一天，他对那些老朋友说：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心里有些忐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在这个领域多做点什么。若是生病，自然无法完成。不过，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做，只要我还活着！”
胡乔木讲这番话的时候，已77岁。所谓“这方面”，指的就是关于延安和毛主席周围的各种历史著作。他一直觉得，要把日本右派的无耻言论消灭掉，就必须把我们自己的史学著作写得更好。
看到胡乔木这么大岁数了，还天天“码字”，老同志和孩子们都觉得很心疼，一遍又一遍地劝告他：别急，别急，慢慢地干，慢慢干，干得很好了，可是胡乔木老是不听。
他并不惧怕死亡，但是在病重的时候，他告诉他的太太：「我会活到九十岁！」因为他还有些事情要做，他想写一部有关主席的回忆录。
但是，这句话才说了2个月，胡乔木就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没有出版。遵照他的遗愿，他将骨灰撒在延安。这就是他和毛主席相识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