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傅作义去世后，刘芸生悲痛欲绝，日子过得很艰难。但刘芸生始终谨记傅作义的那句“不能特殊，一定要为国分忧”，艰难地控制着家中的开支。

在生活上，刘芸生尽可能地精打细算。不过，即便如此，他们家的生活依旧十分拮据。

周恩来知道刘芸生的家庭状况之后，深感悲痛，当即将自己家人的要求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取周恩来的报告后，当即下了命令：

“给刘芸生增加100块钱的生活费。”

1947年12月，蒋介石调傅作义为华北“剿匪”总司令，统辖华北的60万大军。但是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蒋介石政权岌岌可危，像是风中残烛，摇摇欲坠。

于是，在1948年以后，傅作义就开始了两手准备，一方面是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则是秘密地与我党联系，根据傅作义在国民党大会上所表现出的那种不乐观的气氛，再加上当时的局势，他已经预见到了国民党的失败。

后来傅作义来南京开会，当时他正在北平驻扎，可是由于辽沈战役的失利，北平已被解放军团团围住，傅作义可以说是孤立无援。

蒋介石向傅作义求助，目的再清楚不过了，他要傅作义把解放军引开，好让后方的主力军队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撤离。

开会的时候，正如傅作义所料，蒋介石派他担任总指挥，并下令何应钦撤出华北的部队，实际上，蒋介石的一系列举动，已经把他的立场表达得很清楚了，因此，傅作义在会上，也向蒋介石表达了自己的决心，说要决一死战，傅作义的这个决定，让蒋介石很是满意。

傅作义早就看蒋介石不顺眼了，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早就存在了。

1947年，蒋介石委任傅作义担任华北军区司令，但由于军队内部起义不断，蒋介石对军队里有不少人抱有疑虑，这一次，蒋介石将傅作义任命为总指挥，可是蒋介石却把自己的心腹却留在了军中，目的很明显，那就是盯着傅作义，或者说是盯着军方。

傅作义终于忍受不住了。

在1948年初，他向蒋介石报告，要将蒋介石他在军中的心腹全部调离，这让蒋介石很是难堪，蒋介石的复仇之心也随之而起。

到了1948年10月，战事进入白热化，蒋介石下令，让傅作义的直属部队去锦州抵挡解放军的进攻，一旦抵挡住了，东北的局面就会迎刃而解，可是，就算打不过，锦州也会有傅作义的直属部队，到时候傅作义就会变成孤家寡人，不管怎么做，蒋介石都不会吃亏，这一点，傅作义是知道的。

此外，如果要他固守北平，那么，可以想像，一战之后，他手中的六十多万人，就没有几个人能活下来。所以，傅作义一回北平，就把自己的女儿叫了过来，和她讨论了一下起义的问题。

1949年3月，在香山，毛主席同傅作义见面了，傅作义被毛主席的关怀深深打动了。

在交谈中，毛主席问他：“既然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一员了，以后有何工作打算呢？”

傅作义对自己的工作并没有多少计划，而且也不相信中共会任命他这样一个前国民党将军，所以他没有料到主席会这样问自己。

他微笑着说道：“若是有可能，我想去做一名水利工程师。”

当时傅作义打着的主意是，等国家安定了，他就专心搞水利，可是没想到，国家内部爆发了内战，国民党兵败，黄河水利建设被迫中止。

他本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和水利行业扯上关系了，却没有想到，毛主席居然会问出这样的话来。

无关政治，也不是什么难事，傅作义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问题。

毛主席对傅作义微笑不语，傅作义无法理解毛主席的心思，他当然认为自己的请求无法实现。

但是，当1949年的首届政协大会召开的时候，傅作义居然也接到了请柬。

在开会的那一天，傅作义准时的出现在了会议的现场，这是一次关系到新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会议，也是一个对前任国民党将领的“交代”。

在进入会议前，傅作义的心怦怦地跳着，他对自己将要面对的一切，完全没有概念。

当周总理宣布新中国中医工作人员名单的时候，傅作义变得焦躁不安，满头是汗。

没过多久，周总理就被任命为水利部的部长了，这让他非常的兴奋，他怎么也没想到，毛主席居然还记得他的嘱托，还帮他完成了他的心愿。

傅作义觉得自己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情不自禁地捂着脸，放声大哭，这位纵横沙场的将军，就这样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

“我为国民党效力了这么多年，就连蒋介石都不肯给我这个位置，谁能想到，共产党会让我坐上这个位置？”

看到这一幕，周总理特意中止了会谈，安抚傅作义。

事实上，毛主席在与傅作义会面以前，就已经提议：“必须给他安排一个部长的位置。

于是他就问傅作义，他想要做什么，当傅作义说要去水利部的时候，毛主席自然是记在了心里。

周总理看着傅作义，语重心长的嘱咐道：“这就是主席对你的信任，你现在已经是水利部的部长了，以后可要努力了。”

傅作义也点了点头，说他会努力工作的。

紧接着，整个会场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党对傅作义、李济深等人士，都有特殊的照顾，给予了很好的优待。

在饮食方面，每天分配一斤猪肉，大大超出党内同志的一月一斤。

这让那些在革命中摸爬滚打了很久的老人们，都有些不服气了，国名党他们之前都是战犯，现在却是站在了自己这些老革命者的头顶上，这让他们很是不爽。

毛泽东和周恩来曾几次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要对非党的民主人士好，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到这种程度。毛主席曾经语重心长的说道“现在他们由反革命转到了革命方面，不能再当作反革命来对待。”

新组建的水利部，有些人对此很是不满，想要找这位部长的麻烦。

一天，傅作义开会回来时，车子就在他面前消失了，寻找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心急的傅作义干脆骑着自己的三蹦子往家走。而这时候，秘书终于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了傅作义的座驾，但是首长已经不在了。

因为傅作义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了蒋介石的首要目标，这位秘书非常害怕发生什么事情，他吓坏了，赶紧把这件事汇报给了总理，结果却被证实是一场虚惊。

这件小事在周恩来心中留下了一个疑问，究竟是谁在搞鬼，将傅作义的汽车挪开？

说来也巧，精通情报工作的周总理很快就找到了原因。

原来，水利部的人在搞鬼，想要剥夺傅部长的权利，让还在办公室里傅作义，开走他的车，让他很为难。

换做是别人，也许会辞职，也许会被动地反抗，但是傅作义同志什么都没说，什么也没说，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服务，什么都不在乎，只在乎为人民的利益。

他自己也曾经说过，“少点自己的事，多想想国家、想想老百姓，心里就舒服些。”

周恩来意识到了这一点，立刻将水利部的官员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并且严厉地警告道：“没有傅部长的命令，任何命令都不能生效！”

傅作义看着周总理对自己的关心，心中充满了感激，也充满了愧疚。

他的身上，似乎还隐藏着什么“小秘密”。

北平解放以后，傅作义把兵权都交出去了，但是，他却偷偷地把一堆军火和国民党的无线电电台给藏了起来。

蒋介石从台湾撤退后，就梦想着“反攻大陆”，他不停地向新中国的军事和军事部门派遣间谍，企图窃取我们的资料。

新中国刚成立时，虽然对这种“汉奸”进行了严酷的打击，但是“臭虫”并没有完全消灭，还有不少“漏网之鱼”在党里，等待着破坏的机会。

傅作义作为一名投降的国民党将领，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种关键时刻，竟然还私藏了无线电和军火，这要是被人知道了，那就麻烦了。

自从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就把这个秘密藏在了心底，现在毛主席非但没有对他冷淡，反而对他信任有加，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不能让毛主席失望，也不能让自己的信念失望！

傅作义刚上任，就去了中南海，向毛主席道歉。

毛主席一见傅作义，就发觉他今天不大对头，讲话吞吞吐吐的，显然心里有事。经过短暂的谈话之后，毛主席对傅作义说：“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主席，我这次来，就是想跟您认错。”傅作义战战兢兢地说道。

这突然冒出来的问题，让毛主席一头雾水。

傅作义又补充道：“我忘了一件事，那就是我藏了一批军火和无线电，这次我要求上交。”

傅作义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才松了一口气，静静地等着毛主席的发落。然而，毛主席却是哈哈大笑，他并没有责怪傅作义，而是很大度地说道：“这件事情，你可以自己处理。”

傅作义从来没有想过，毛主席会这么大度，傅作义当然不会将这些东西带在身边，而是将这些东西交给了自己的祖国。

这件事以后，傅作义完全放心了。

周总理认为傅作义年纪大了，经过毛主席的商议，决定把他调到广东去休息。毛主席虽然批准了他的疗养计划，但是傅作义还是坚持不疗养。

他说：「我不去修养，要是叫我干工作，我就干。」

从事水利工作多年，傅作义不但工作，而且还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教导下一代，他曾经这样写过：

五年来从事水利工作，让我与劳动人民走得更近。我知道他们以前的苦难，今天他们的欢乐，我也看到他们在水利事业中无私的工作。

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走出来的人，能亲自参与到我们国家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去，并且虚心地从工人和农民那里学到东西，我感到很荣幸。

傅作义从任水利部部长算起，已经工作了23个年头，在这23年里，他兢兢业业，成绩斐然。

55年的时候，中央就有规定，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参加授衔仪式，许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失去了元帅，失去了大将，失去了上将，同时傅作义也自然而然的失去了机会。

原来，在讨论将军人选时，傅作义是被包括在内的，但是毛主席说，“对于宜生先生（傅作义）来说，这是一种耻辱，而非荣耀。”

由于傅作义已是享受副总理待遇的行政四级，而上将是五级，福利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再说了，董其武和陈明仁都是傅作义的后人，傅作义和他们一起当将军，实在是太“委屈”了。

有材料表明，周总理曾经就这个问题向傅作义作了说明，傅作义也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说法。

傅作义在担任水利部部长期间，每一年都要抽出四分之一出北京去巡视，几十年来，足迹遍及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黑龙江，松花江，到处都是兴修水利的地方，他每到一个地方巡视，都是轻装简从，甚至亲自携带行装，尽显“布衣将军”的风范。

1966年，傅作义与他的妻子刘芸生经过商议，决定把自己家中的积蓄，以及一些财物上缴给政府。

为了这件事，傅作义曾两度致信周恩来。

傅作义在信中表示，他要把他以前攒下的七张存折，总共四十万元，全部捐给了政府，还把他的旧书、旧字画、旧餐具、盆花、国外政府给他做的西装、皮大衣、外国客人送的礼物、沙发和地毯，都交给了国家。

此外，傅作义说他家中人少，他想将原来宽敞的房屋改为小型平房，以节省劳力和取暖煤钱，以支援祖国的建设。

傅作义所拥有的大多数资金，都是解放前开厂、办生意所得。傅作义将这笔资金用于非编制人员的开支，牺牲的军人的抚恤金和兴办学校。

周恩来在收到傅作义的来信之后，仔细思考之后，向毛主席报告了这个情况。毛主席立即下了命令：“这笔钱存在人民银行，由傅先生自由支配。”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傅作义原本是可以使用这笔资金的，甚至还可以保留一部分，让妻子、孩子们使用，但是，他一分都没动，都交给了政府。对于这一点，傅作义说：“钱越多，事情越多，我就不会把钱留给子女。”

1974年“二二八”起义纪念研讨会在中共中央举行，当时傅作义在医院，不能参加会议，他特地委托他的旧部董其武代表他宣读了一份声明：

“我生于1895年，也就是日本入侵台湾的那年。很多现在生活在台湾的老人，都是这一时期左右出生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有那些比他们小二十岁到二十岁的人，都曾经被人欺负过。你称我为败将，是因为你瞧不起我。但那时，我觉得自己做对了。二十五年来，我所做的一切，都已经被证实是对的。我还是想劝你们一句……”

傅作义在1972年10月17日，由于身体不适，辞去了他23年来从事水利工作。

1974年，傅作义在医生的仔细诊断下，被诊断出患有癌症。4月18日，大夫们给傅作义动手术，周恩来总理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亲自登门探望。

周恩来看到傅作义，弯下腰去，对傅作义低声说道：“主席派我到这儿来，告诉你，你在北京立了大功。”

听到周恩来的话，傅作义的眼睛使劲地眨了眨，但是他没有力气，只是笑了笑。很明显，傅作义很高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对他的关心。

傅作义于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再之后，由于他的去世，他的家庭收入直线下降，只有每个月政府发给刘芸生的48块钱，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然而，刘芸生谨记傅作义对她的托付，咬紧牙关，没有对国家提出任何要求。

这段日子里，刘芸生一直郁郁寡欢。周恩来让邓颖超经常，来探望她。刘芸生在邓颖超的悉心照顾下熬过了这一段艰难岁月。

之后，毛主席了解到刘芸生的情况后，立即给刘芸生增加了100块钱的生活费。

傅作义的妻子刘芸生于2016年8月10日因病逝世，终年106岁。刘芸生活着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常常请我和傅作义去看电影，周总理每去一趟，就把水果、蔬菜都给我们家送上一份……傅作义的身体越来越差，周总理让卫生部成立一个医疗队，对他进行救治，并制定治疗计划。傅作义去世后，周总理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那次追悼会之后，周总理不但给我安排好了衣食住行，还给我安排了吃穿，而且还对我进行了政治上的关怀，这让我很是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