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裔美国作家伊雷娜·格鲁津斯卡·格罗斯的《米沃什与布罗茨基：诗人的友谊》是一部关于两位诺奖诗人的文学传记。
副标题是“诗人的友谊”，但其实伊雷娜在书中不光写到了友谊，她还将叙事焦点放大到米沃什和布罗茨基各自的人生，他们的身世，他们的流亡，然后才是他们的友谊，以及他们的死亡与回归。
流落异乡是米沃什与布罗茨基共同的宿命，因此在他们人生的际遇下，还隐藏着三个国家的底色：俄国、波兰和美国。
难怪伊雷娜在开篇会说，书中隐秘的主人公是两个帝国，俄国和美国，主角是诗歌。
诗歌是《米沃什与布罗茨基》一书的主角，同时也是联结这两位诺奖诗人友谊的关键所在，伊雷娜在书中综合二人的诗歌来向读者剖析他们的创作，以及创作所表露出来的异同。
1972年，布罗茨基被迫移居国外，在奥地利和英国短暂停留之后，定居美国。而初到美国的布罗茨基，就接到了米沃什抛来的橄榄枝。
伊雷娜在本书的开篇引用了米沃什写给布罗茨基的第一封信，正是这封信开启了一段长久的友谊。这对米沃什与布罗茨基双方而言都是一件大事，即便他们身上的差异性远多于共性。
米沃什与布罗茨基应该算得上是一对迥异的朋友，二者的差异性从年龄上就表现得很明显。
1972年，米沃什提笔给初到美国的布罗茨基写信时，已经年逾六十，而收信人则刚过三十岁，横亘在二人之间的是30岁的年龄差异。
如果考虑到这段友谊发生在巨变的20世纪，我们就更不能忽视这30年的差异，对于二人各自的经历会有何等深刻的影响。
除了年龄之外，国籍与身世是米沃什与布罗茨基之间另一重难以弥合的矛盾。米沃什来自波兰，布罗茨基身上则烙有俄国的印痕。
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诗人的友谊。伊雷娜在《米沃什与布罗茨基》中充分刻画了两位诗人的冲突。
这种冲突的表现之一，是关于“中欧”与“东欧”的概念争议。
以米沃什为代表的作家们坚持用“中欧”来取代“东欧”，前者可以“唤起人们对一个被禁锢的中部欧洲的同情，以准备使其回归西方”，而后者则带有浓重的苏联色彩。
布罗茨基则态度鲜明地反对“中欧”的说法，在他看来，“中欧”这一表述不仅针对俄罗斯的政治，也针对着其文化和传统。
布罗茨基拒绝这种以政治方法理解文化，用历史解释文化的做法，他说，“我们是作家，我们不是由我们的政治制度所定义，尽管我们可能无法摆脱它。”
伊雷娜在《米沃什与布罗茨基》中更偏向米沃什一方，但我们会发现布罗茨基或许更有道理。布罗茨基没有盲目地将政治与文化搅在一起，在他眼里俄罗斯政治与俄罗斯文化并非密不可分：他最终没有回归俄罗斯，但却反复强调他属于俄罗斯文化，就连他的诺奖演讲也是用俄语发表的。
米沃什与布罗茨基的冲突，还鲜明地体现在他们二人对于曼德尔施塔姆写给斯大林的一首颂歌的不同态度上。
米沃什尖锐地批评了这首颂歌，认为其是可鄙的；而布罗茨基而不以为然。
事实上，与其说米沃什批评的是曼德尔施塔姆的颂歌，倒不如说他批评的其实是颂歌的歌颂对象——斯大林——米沃什称之为“那个名字应该遗臭几个世纪的罪犯”。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米沃什将他的政治立场代入了文学当中，恰如布罗茨基所指出的那样，不仅针对俄罗斯的政治，也针对着俄罗斯的文化与传统。
在年龄与身世之外，米沃什与布罗茨基在性格上的差异也不容忽视。
恰如伊雷娜在开篇指出的那样，米沃什是一个说“是”的人，布罗茨基是一个说“不”的人。
米沃什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一个赞美事物的人；而布罗茨基则不那么放松，因为他与他的家庭的“过去”的联系被切断，并且他的身体状况也加剧了这种不安与敏感。
布罗茨基曾向美国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评委会推荐米沃什为获奖候选人，米沃什于1978年斩获该奖。
在获奖感言中，米沃什写下了这样一段极其动人的话语：
对世界万物给予肯定，是诗的一项基本属性。而我悲哀地想到，在我所在世纪的诗和我自己的诗中，对世界的否定成了一种非常明显的特征。当我们的历史和个人生活充满恐怖和痛苦，我们易把世界视为充斥黑暗、冷漠力量的混乱丛林。但在我经历的那段生活中，一直有人类的伟大、善良和美德介入，如果说我的写作还有些价值，那是因为其中并未丧失感激。
这段话再次验证了米沃什的热情，他赞美事物，赞美存在。考虑到米沃什是一个经历过一战和二战两场世界大战的幸存者，这种对世界的赞美更显可贵。
米沃什将这种积极乐观的态度延续到了他的诗歌当中，恰如伊雷娜在书中引用的一句：在我们的一生中，不应因我们的错误和罪愆向绝望屈服。因为过去并不封闭，它在我们此后的行动中不断获得意义。
相较于米沃什的积极乐观，布罗茨基则对世界的未来没那么确信，前者敢于相信世界终将会更好，而后者则缺乏这样的勇气。
经历不同，身世不同，性格不同，这样的两个人为何能维持一段长久的友谊？
伊雷娜在书中给出了回答，答案也很简单：避免交锋，强调共识。《米沃什与布罗茨基》中这样写道，他们是独奏家，各自演奏不同的乐曲。他们对历史的看法相差巨大，也许大得他们无法公开辩论。
这是一种极具君子之风的友谊模式，政见不同并不影响他们的私交。更何况他们之间还有一道坚固无比的沟通的桥梁——诗歌。
伊雷娜在正文的结尾指出，米沃什和布罗茨基面对诗歌的挑战具有相似的态度：
生命是一种债务，须经工作和友谊偿还。而友谊包括对每个人的细心接纳，包括对那些无名者和孤单者的帮助，如此，他们才不会在沉默和失语中度过一生。
冲突与矛盾终将在时间的冲刷中日渐消弭，而诗歌则将永存。
布罗茨基说，我相信我会归来，诗人总会归来，无论身体的，还是纸上的归来。
米沃什无疑也认同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