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生命周期与中央集权息息相关，随着中央集权的建立、巩固、强化，大一统王朝也将迎来自己国力的顶峰，而后伴随着中央集权的削弱、瓦解、崩溃，这个王朝也将走到生命的尽头。
这样的规律也就注定了，王朝前期的割据势力与王朝后期的割据势力，将会有截然不同的命运。
奇案清同治九年（1870年）8月21日，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正在校场阅兵，突然人群中冲出一人，直奔马新贻而去，来人出手干净利落，一把短刀直刺马新贻胸肋部，马新贻瞬间重伤落马，不久便不治身亡，得手后的刺客却并不逃跑，而是高声呼喊：刺客是我张文祥。
马新贻贵为两江总督，清廷一品大员，却在自己府衙校场招人刺杀，此事立刻引起朝野震动，清廷先后数次派出多路官员来彻查此事，初步得出结论：刺客张文祥原是一名江洋大盗（很多作品中记载为张汶祥，即是为了强调其江洋大盗身份），因其同伙被马新贻所杀而怀恨在心，故找准机会前来行刺。
按照这一说法，此次刺杀事件是一次仇杀，且是刺客张文祥的个人行为，但这一结论显然难以令人信服，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江洋大盗能够摸进江宁府衙的校场，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干净利落地完成对两江总督的刺杀，这件事的难度之大一看便知。
且刺客杀完人后不选择逃跑，反而待在原地等待抓捕，这一切都显得太过匪夷所思。
刺马案前后审理八个月，最后在刑部尚书郑敦谨与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联合审理下，得出与原来相似的结论，张文祥作为唯一的凶手被凌迟处死，马新贻被加封太子少保，获得死后哀荣，马新贻死后空缺出的两江总督位置则由曾国藩担任。
至此，轰动朝堂的刺马案告一段落，但是，这次充满了太多疑点的判决怎么看都像是一场各方充分博弈后的利益平衡。
而这场大博弈的幕后执棋者分别是清廷太后慈禧和湘军势力首领曾国藩，案件最终的判决结果，体现了另一个事实：作为清廷中央权力代表的慈禧太后试图收回湘军势力手中权力的努力以失败告终，作为地方势力的湘军集团保住了自己手中的利益，双方以一种不撕破脸的方式保持着一种新的平衡。
尽管表面上风平浪静，但透过这一事件已经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的清廷中央政权已经式微，地方势力开始崛起，且这样的崛起，清廷无法阻止，清廷的中央集权已经开始慢慢走向瓦解。
一剂猛药1851年，不第秀才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
号称天下精锐的八旗子弟在与这群“泥腿子”太平军之间的战斗中，竟一路溃败，太平军转战江南数省，清廷统治被动摇。
屋漏偏逢连夜雨，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军一路攻克清廷都城北京，满清皇族仓皇逃窜。
此时统治中国达200余年的满清政权给人一种气数已尽的感觉，仿佛王朝崩塌就在一瞬之间。
但是能够从白山黑水间的渔猎部落成长为统治中华大地200年的强大政权，满清统治者自有一套纵横捭阖之术，当初清军能够问鼎天下，除靠八旗子弟的弓马娴熟外，其统治者的制衡之术甚至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满清政权之所以能够在明末乱世的诸多政权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其能够较好地处理与汉人地主阶级之间的关系，相比于动辄要将地主阶级杀了炖汤的李自成、张献忠政权，和完全充当地主阶级代言人的南明政权，满清政权做到了对地主阶级又打又拉，在保障地主阶级利益的情况下，保证对这一阶级的绝对控制，这才是满清统治者能够坐稳江山的原因。
现如今，满清政权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抉择时刻，要想翻盘，其必须再次正确利用汉人地主阶级这一特殊群体。
太平天国政权以拜上帝教起家，拜上帝教脱胎于西方基督教，与汉人地主阶级信封的儒家思想相悖，而这便为满清政权与汉人地主阶级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平时，满清统治者对地方汉人地主阶级要进行限制和控制，以保证其不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但如今，帝国已危如累卵，满清政权也顾不上许多了。
要想打败太平军，必须释放汉人地主阶级的组织能力与战斗力，于是满清统治者不得不用上一剂猛药：下放权力，允许各地豪强自行组织人马对抗太平军。
这剂猛药在随后的数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成为了对抗太平军的主力，太平天国政权在这些强劲的地方军的绞杀最终走向覆亡，满清政权转危为安。
但是下放权力即是猛药，也是毒药，如何收回权力成为了一个难题。
谁的江南？对权力的灵活收放，是满清统治者的看家本领，没有这点本事，当初他们也不可能在短短十几年内席卷天下。
清军能够快速一统天下，靠的正是与吴三桂等汉人军阀之间的合作，清廷在分权时不手软，吴三桂等人直接封王，当然，封王还不是重点，重点清廷真的给了吴三桂等人半割据的权力，在自己封地上，吴三桂等人就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这给了吴三桂等人一种错觉，自己不是为爱新觉罗家族打仗，而是在为自己打仗。
但是在消灭了威胁满清统治的南明永历政权后，清廷收回权力时下手也是干净利落，虽然年轻的康熙皇帝在削藩这一问题上显得有些操之过急，逼反了吴三桂等人，但是已经完成了中央集权的满清政权集全国之力对抗吴三桂等人掌握的南方数省仍是明显的优势方，消灭三藩收回权力，康熙帝完成的真正意义上的大权独揽。
而现在，清廷要做同一件事了，只不过对象变成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
曾国藩组建湘军，其军费很大程度上是自行筹措的，对于当时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来说，让湘军自行筹措军费能够极大减轻财政包袱，但另一方面，这也让湘军势力同时实现了财权独立和兵权独立，如果一支军队同时满足了这两点，那么他们就具备了成为军阀的资格。
而军阀与割据政权相比还差一个要素：土地。
如果一个组织能够拥有独立的兵权和财权，并且能够有效统治一片土地，那么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割据政权。
太平天国重点经营的江南地区大部分都是被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攻克，江南自古就是富庶之地，刚刚经历浴血奋战拿下此处的湘军当然不愿轻易将到嘴的肉吐出，刚刚占领江南时的大肆劫掠并不能满足湘军集团的全部野心，他们要的是在江南地区有一种超然地位，让江南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制衡康熙削藩时，八旗劲旅虽实力不及当年，但尚可一战，且全国大部分地区仍在满清朝廷控制之中，无论是财力还是兵力，优势都在清廷一边，在与吴三桂等人的博弈中，康熙与孝庄无疑有更多王牌。
这样的局势下，康熙帝若能纵横捭阖对三藩进行分化瓦解当然更好，但即便不那样做，只要不出意外也能最终取胜。
而太平天国覆灭后，相似的牌局又摆在了同治皇帝与慈禧太后面前，只不过这次慈禧太后手中没有几张好牌。
清廷起家的根本满蒙八旗已经腐朽不堪，即便是尚能一战的僧格林沁麾下的蒙古骑兵，也早已配不上天下精锐的称号，名震天下的“僧王”最后被一名捻军小兵砍死足见满蒙八旗的衰落。
僧格林沁
靠这些不堪一战的满蒙八旗去对抗身经百战的汉人军阀手中的私兵，恐怕是凶多吉少，这样一来，直接暴力收回权力这一步棋，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就走不了。
唯一值得慈禧太后庆幸的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三支最大的汉人军阀并未联合起来，不但没有联合，彼此之间还有矛盾，只要有矛盾，慈禧太后就能够在这些汉人军阀见玩制衡。
但是深谙权力之道的曾国藩又岂会看不清当前的权力格局，有人疑问手握重兵的曾国藩为何不直接率军反清，夺取皇位，提出这种疑问的人显然没有看清当时的局势，湘军虽强，但并不足以同时压制清廷的八旗绿营军和淮军、楚军等其他汉人军阀武装，如果曾国藩贸然起兵，湘军与淮军、楚军等其他汉人军阀武装将很可能沦为对手。
而曾国藩如果退一步，不觊觎皇位，只寻求实际的割据权力，那么李鸿章、左宗棠等其他汉人军阀不但不会成为他的对手，反而会与他成为一种类似于盟友的关系，因为获得实际的割据权力，也是这些军阀想要的。
于是，曾国藩主动削减湘军规模，算是向清廷释放善意，而曾国藩所要的是清廷承认湘军势力在江南地区的超然地位，湘军势力希望与清廷达成一种默契。
而这种默契所形成的潜规则便是：两江总督一职只能由湘军集团人物担任。
破局者任何一个中央政权最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割据势力的存在，所以不到生死存亡之际，都不会将权力下放，危机解除后，又要尽快将权力收回。
如今，虽然清廷手中已无底牌，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试着将权力彻底收回。
相比于清初吴三桂等人直接以诸侯王的身份在南方割据，湘军集团的做法更为隐蔽也更为复杂，他们只是通过垄断江南地区的重要官职来控制当地政治，而解散的湘军士兵则组成各个民间组织在江南地区活动，这一上一下，保证了湘军集团对江南地区的实际控制。
当然，这种控制是在私底下的，不能公开拿到牌桌上说，而湘军集团与清廷这种暧昧的关系，则给了擅长玩弄权术的慈禧太后操作空间。
慈禧太后的做法十分简单，用没有背景的官员去替换湘军势力官员，待完成了对江南地区统治集团的换血，再收拾那些原湘军士兵组成的帮派便易如反掌。
马新贻于道光二十七年考取进士，在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也曾经指挥军队对抗太平军，在这一过程中，也曾招募过一些武装人员，但是其募兵规模较小，也没能形成独立的财政体系，所以虽然同样身居要职，但是马新贻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不同，他背后没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势力，他是比较纯粹的清廷官员。
马新贻行事果断，办事能力强，深得慈禧太后赏识，再加上相对清白的背景，这让他成为了清廷用来削弱湘军势力的不二人选。
曾国藩削减湘军规模后，被裁撤掉的大量湘军成员并未老老实实回乡务农，而是滞留于江南地区，这些湘军老兵组成各种帮派行事嚣张，为当地百姓所厌恶，但由于该地区的主要官员被湘军势力控制，这些老兵的不法行为常常得不到应有的惩戒。
马新贻上任两江总督后，开始大力整治当地治安，一些由原湘军组成的帮派的不法行为受到惩戒，马新贻的这一行为当然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但是对于盘踞于此多年的湘军势力来说，这却如同一种挑衅。
当然，如果仅仅只是挑衅倒还好说，虽然马新贻动作越来越大，湘军势力更加明显地感受到了威胁，更有甚者，当时有传言，马新贻正在调查湘军攻克南京后太平军存银去向，如果这一问题被摆上台面，湘军势力主要领导者皆难逃干系。
而恰在此时，两江总督马新贻死于那场离奇的暗杀。
取舍作为封疆大吏的马新贻在校场之上被公然刺杀，此等大事立刻引发朝野震动，慈禧太后随即下令彻查。
首先对案件进行审理的是江宁将军魁玉及藩台梅启照。
事实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刺杀朝廷一品大员，谁有如此能量，慈禧太后和各地官员都心知肚明。
接到这一烫手山芋魁玉和梅启照自然知道其中的利害，于是其对张文祥的审理极为谨慎。
刺客张文祥一口咬定此事为自己一人所为，魁玉和梅启照也以“事关重大，恐用刑导致嫌犯死亡”为由，自始自终都没有对张文祥大刑伺侯。
魁玉和梅启照对张文祥的审理拖拖拉拉，最后以“为同伙报仇”的罪名草草向朝廷报告。
清廷并不满意魁、梅二人的审理结果，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郑敦谨以铁面无私著称，表面上看清廷是要借此事与湘军势力摊牌，但有趣的是，清廷在派郑敦谨前往江宁调查刺马案的同时，同时命令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在接到命令后还连番推辞，清廷几次下诏后才走马上任。
对张文祥的第二次审理，由郑敦谨与曾国藩共同主持，纵然郑敦谨再铁面无私，清廷命令曾国藩于自己共同审理张文祥是何用意，他也能猜出大概。
审理期间，曾国藩始终一言不发，郑敦谨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在私下里询问曾国藩的看法，曾国藩表示：看来只能按照魁玉和梅启照的审理结果结案，郑敦谨立刻表示赞同。
于是刺客张文祥被凌迟处死，马新贻获得追封，而曾国藩则在两江总督的位置上一直干到逝世。
越界清廷对刺马案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讲是向湘军势力做出了妥协，自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以来，在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的大多数时期，地方势力根本就不可能拥有与中央对抗的权力，中央不得不向地方让步的情况很少发生。
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中，中央能够牢牢掌握地方的根本原因是地方的募兵权和财政权全部被中央收缴，地方的财权和兵权都不独立，自然无法与中央对抗。
但湘军势力却十分特别，其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有独立的财政和军事体系，太平天国运动被消灭后，湘军势力的独立性虽然被削弱，但仍是一支自成一系的强大势力，这一势力所掌握的能量巨大，以至于连清廷都认为与其合作远好于和它对抗。
政治的精髓是平衡，当各方利益达到某种平衡合作就可以进行，而当一方越界时，往往会带来动荡。
在清廷与湘军势力的这场博弈中，湘军势力帮助清廷剿灭太平天国，某种程度上讲，对清廷有“再造”之恩，而湘军势力要的只是在江南地区的超然地位，并没有像清初吴三桂等人试图当公开的土皇帝，应该说湘军势力所要并不多，而清廷还想通过在两江总督问题上的小动作改变这一权力格局，在湘军势力看来，清廷此举已经越界了。
当然政治的平衡是建立在背后能量的基础上的，如果曾国藩与马新贻一样只是为清廷做事的一名普通官员，清廷对他的任何处理都是合理的。
如果当时慈禧太后手中仍有像当初康熙皇帝手中八旗劲旅这样的势力作为后盾，即便清廷对湘军势力的处置“有失公允”，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可问题的关键是此时的慈禧太后手中明明没有几张王牌，却仍做着大权独揽的美梦，湘军势力自然也敢于以一些手段来回应这位越界的太后了。
支撑政治话语权的永远是实力，当慈禧太后认识到自己集团实力严重不足时，立刻转换到另一种方式与汉人军阀合作，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极端的政治冷静，正是靠着这份政治冷静，清廷能够在八旗劲旅已经不堪一战的情况下又给满清政权续了半个世纪的命。
来自关外的满清政权对于政治的学习能力和政治理性都是空前的，当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全国，满清政权在意识到如果继续大权独揽可能直接带来政权崩溃的情况下，果断改变战术，将更多权力分享给汉人军阀，并愿意与汉人军阀长期合作，这样的做法虽不及明庭的“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轰轰烈烈，但不得不承认，在生死存亡之时，它更加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