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赵文尧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部分虚构情节

1972年12月25日，这一天，是让我一生都难以忘记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我穿上了那身我渴望已久的新军装，成功走进了部队，也掀开了自己十二年军旅生涯的第一页。

1972年12月25日上午，虽然正值寒冬腊月、数九隆冬，但我记得那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天气特别晴朗。县城的新兵集合点里（在县粮库），也到处都是新兵和送行的亲人们，他们有的三三两两，有的三五成群。总之，那天好像全县城的乡亲们，都来到了粮库，真是热闹极了。

就在这样欢快的氛围下，我和新入伍的战友们，头戴栽绒帽，脚踏黑棉鞋，身穿一身绿色的棉布冬装，真是精神极了。同时，虽然新兵集合点距离我家大概有十公里的路程，但我的父亲、母亲和弟弟妹妹们，还是起了大早，一起赶来送我（我是家里的长子，我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到今天，转眼已经五十二年过去了，但每每回忆起那天送别我时的父母，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的流。在我们出发前，我的母亲，她不舍的拉着我的手，眼神中充满了慈祥、关切和不舍。而我的父亲，则是默默站在我的旁边，拎着我那硕大的背包。当时，看着身旁那刚满四十岁，却已头发斑白，佝偻着腰的父亲，我的心更是一阵阵的痛。我的父亲，他为了这个家，真是吃了太多的苦。

终于，在接兵首长的一声哨响下，到了我们出发的时候了。这时，母亲轻轻的拍着我的衣襟，然后一遍又一遍的嘱咐着，“到了部队后，一定要听领导话，要好好干，不要怕吃苦，也不要想家，家里有我跟你爸，一切都好。”听着母亲一遍又一遍的叮咛，我认真的点着头，然后立刻转过了身，只因为，我的眼泪早已打湿了眼眶，我怕母亲看到，更让她心里难受。

当我们县城的两百多名新兵，在接兵首长的指挥下，排成四列依次走出县粮库大门时，站在路两边的乡亲们早已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夹道欢送，真可谓是“熙熙攘攘，锣鼓欢响，声声句句，笑语飞扬”。同时，当我走在前往县火车站的路上时，我看着站在道路两边挥旗欢送，还不时塞给我们或一把花生，或一个鸡蛋的乡亲们，我的心底真是充满着感慨，多么真挚的感情，多么好的父老乡亲。

县火车站广场，平时就是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更不用说今天了。当我们一行新兵到达火车站广场门口时，进站口早已被热情的乡亲们围得水泄不通。虽说有不少接兵首长已经在尽力维护秩序，但我们这两百多名新兵，还是被挤得七零八落。当时的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被推，还是被挤着走进了站台。到了站台上，更是人头攒动，跑动声、叫喊声，声声入耳，虽然吵闹，但在无形中，却也冲淡了不少我那想家的思绪。

经历了一段让人刻骨铭心的告别后，终于，黑色闷罐火车“呜、呜、呜”的猛吼了几声，然后极不情愿地“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缓缓驶离了站台。当时，站在车厢口，看着那不断远去、越来越小的火车站台时，十八岁的我，脑海中一片空白，在不知不觉间，泪水也早已打湿了我的脸庞。

在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离开家乡、离开亲人的茫然和孤独。于是我眼含泪水，不停地向着家乡的方向挥手告别： “再见了，爸爸妈妈；再见了，亲友们；再见了，我的家乡。”（时至今日，这依然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离别场面。因为这次离别，也成了我和父亲的诀别)。

就是在这样的伤感的氛围下，拉开了我十二年军旅生涯的序幕。而得益于我中学毕业的文化水平，和从小跟着父母养成的踏实勤奋的性格，自1972年12月我入伍开始，我76年提干排长，79年任副连长，81年机关干部定职级（定为正连），83年升任副股长（副营）。在副营股长的职位上工作两年后，在1985年3月，我转业回到地方。

在我十二载的部队生活中，在不同的岗位上，我经历了许多事。但让我最难忘、记忆最犹新的，莫过于1975年我当班长，一次带领班里战士完成任务归队时，不远处忽然升起一颗信号弹的事了。

1975年12月中旬，我带领全班战士奉命到师部执行任务，圆满完成任务的当晚，我们便乘坐一辆解放牌卡车回连部（因为下大雪，山路崎岖难行，所以解放卡车把我们送到了距离连部三公里的山下）。下卡车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我在前面带队，我们一行八人成一列纵队，一路向西奔向连队营地。 穿过铁道，进入山口，路开始变的崎岖难行，路上的积雪，也被来往的行人和车辆压得光滑硬实。

我们一行八人全副武装，背着大背包，身上还缠着子弹袋，右边是军挎、左边是水壶，这一身行头，少说也有个二、三十斤。背着这样的武装，走上坡路可够艰难的，甚至可以说，我们几乎是蹭上山坡的。因此，平时到营地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那次我们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

我带着战士们刚过山口，就忽然看见不远处忽然升起了一颗绿色的信号弹（大概在距离我们三、四公里远处），信号弹发射的位置在路前方右侧的山坡上。当时看着那颗升起的信号弹，我的心里就在想，好啊，这两年我们一直都在为找放信号弹的人苦恼，这下，你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俗话说得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此，我当即就命令全班跑步前进，向发射信号弹的区域进行搜寻。过了山口，就是下坡路，一听说要找放信号弹的人，战士们也都开始变得精神抖擞，早忘了上山的疲劳，边跑边往山下滑（你别说，滑的速度还挺快）。

我们前进了大概二、三百米，忽然一个昏黄的亮光，出现在前方的路上，时隐时现。看着这亮光，我的心里也泛起了嘀咕，这是不是放信号弹的人。于是我当即便加快了脚步，同时也招呼战友们加快速度。

在夜里，人的距离感很弱，我们觉得离那灯光还有一、二里地的时候，就一边跑一边大喊：“前面的人站住，不要跑了。”但我们的话并不起作用，那灯光照样前行，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于是我们便接着奋力追赶，感觉离灯光又近了一些时，就又大声喊道：“快停下，再不停下就不客气了。”

说来也奇怪，那灯光前进的速度居然跟我们一致，我们跑得快，它也走得快，我们放慢速度，它也慢了下来。此时，由于负重太重，再加上一天的劳顿，大家都开始气喘吁吁，甚至有几个战士已经跑不动了，站在原地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见状，我思考片刻后，为了抓住放信号弹的那个家伙，我先让几个跑不动战友原地休息，顺便看着我们的背包，然后我和几个还有点力气的战友，继续轻装追赶。同时，我们边追赶，还边压上子弹，朝天空放了三枪。凄厉的枪声，瞬间划破了冬天漆黑的夜空，那声响，足足在山谷里回荡了好几次才渐渐远去。

枪声一响，前面的灯光却忽然不见了，这时我们已经追出七、八里地，眼看就要过了连队驻地，再追下去就要到坦克团了。我跟几个战友正琢磨着还要不要追，这时，灯光忽然又出现了，但离我们似乎又远了一些。这会儿，我又转身看了看，发现我们几个离看背包的战友也有三、四里远，晚饭早就消化光了，一停下来真是感觉又累又饿，实在是跑不动了。

因此，我失望地看着远去的灯光，再次举起枪朝着它的方向瞄了瞄，然后“啪、啪、啪”连开三枪，但听到的依然只有山谷传来的回声。到此，我们几个人已经没了追击的信心，干脆决定原路返回，等我们走了大概二里多路时，那几个原地休息的战友也拎着背包迎了上来。

等我们八个人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连队时，已经是夜里12点多了，一见到岗哨我就问，9点多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有个绿色信号弹升了空。听了我的话，岗哨摇着头说，他刚换岗一个多小时，什么都没看到，就只听见有几声枪响。

第二天早上出完早操，我到连部进行汇报，还没等我开口，连长就笑着说：“小赵，我都知道了，你们这次任务完成得不错。”然后我就问连长，昨天夜里有没有听到枪声。

听了我的话，连长点着头说：“是，有枪响，好像一共打了六枪，每次三枪。”

我又问：“连长，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听我说完话，连长摆摆手说：“估计又是信号弹的事，肯定是有人发现了打信号弹的人，但现在还没有结果。”

上午，文书小安让我们上交执行任务时配发的子弹，虽然昨晚打了六发，但我拿出以前节省下来的顶替，也是顺利过关。到此，我以为这件事已经尘埃落定，但没想到，还没过几天，连里就开始流传：一班执行任务回来的那天晚上，一班长领着他们班去抓打信号弹的人，还开了六枪。可惜的是，人没抓到，要是抓到了，肯定要给他和一班记个大功。

听了这些话，我就知道，一准是班里的哪个快嘴，把这事给说出去了。

一星期以后，连长在训练间隙找到我问：“一班长，找打信号弹的人的那天晚上，开枪的是你吧。”见连长这样问，我哪敢再敢撒谎，于是就把当晚发生的事情如实汇报了一遍。

我本以为连长听后会生气，但没想到，连长听完不禁没责怪我，反而还笑着说：“能积极去找打信号弹的人是好事，但以后要记住，一定要主动汇报事情结果。”

听了连长的话后，我连忙立正，然后大声的回答，“是，连长，以后我一定积极主动汇报”。

因此，自那以后，每每到了晚上，我都会注意连队附近的空中，有没有升起信号弹。可让人遗憾的是，自从那次以后，直到我转业回地方，我都没有再见过半夜放信号弹一次。

纷纷扰扰，熙熙攘攘，转眼间我已是年逾古稀、悬车之年，回看自己十二年的军旅生涯，真是感慨万千。在此，以一首笔者最爱的词——《唐多令·芦叶满汀洲》为结：

芦叶满汀洲，寒沙带浅流。二十年重过南楼。柳下系船犹未稳，能几日，又中秋。

黄鹤断矶头，故人今在否？旧江山浑是新愁。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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