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陈溯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6年春节过后（3月初），根据总政和师政治部“提干干部必须到基层连队带兵锻炼”的要求，时任一团政治处书记（正排级）的我，便快速收拾好行李，背着大背包，愉快地去到了二营四连一排，开始了为期半年的代职排长生涯。

当时，四连一排单独驻扎在大山深处，营地距离连部大概有二十公里。全排三个班（每班加上班长，共十二人），再加上两名炊事员、饲养员和我，一共四十人。当我背着大背包，一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一排营地时，才发现，因原一排长已经确定转业（城市兵），此时已回家等待安置。要知道，排长虽然不大，但却是“兵头将尾”，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原一排长一走，全排的工作、训练、生活等等各方面，都开始变得松懈，也出了不少问题（大家都很涣散）。

因此，当我来到一排后，我感到，自己这个代职排长面临的问题，真是非常的多，肩上的担子很重。因为我既要保证全排战士完成执勤、训练任务，同时还要做好思想教育、文体活动等工作。除此之外，全排四十人每天一日三餐的吃饭问题，也是重中之重（不仅要保证大家吃饱，更要让大家能吃好）。然而，这一年，我刚满二十三岁，提干也还不到一年，完全没有带兵的经验。

如何能把各项工作都做好，扭转全排涣散的局面。第一步，当时的我想，既然自己没怎么带过兵，缺乏经验，那就依靠大家，抓好排里的骨干。说干就干，我立马找来排里的三位班长（一班长、二班长和三班长），分别跟他们谈了话。在谈话中，我根据来之前连长和指导员给我介绍的情况，以及他们三人各自的特点，我分别安排他们协助我抓执勤、训练和后勤生活三个方面。而我，则是主要负责思想教育和文体活动。在谈话的最后，我告诉三位班长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副排长，一定要大胆开展工作，不要有任何顾虑。三位班长虽然明白，这个“任命”只是口头的，但心里都很高兴，也很都有积极性。就这样，我上任后的“三把火”烧出了第一把，本来的单枪匹马，也变成了“四驾马车”。

除此之外，为了调动排里战士们的积极性，在每天学习文化课和晚点名前，我都会集合队伍，组织全排唱歌。每每在唱歌时，我也会让大家不要拘谨，要放开喉咙、尽情地高声歌唱。一连半个月下来，战士们也由刚开始时的扭扭捏捏、畏手畏脚，变得大胆自信，那歌声，也变得铿锵有力、高亢激昂。就这样，我成功烧出了“第二把火”。

而第三把火，则是要彻底消除排里涣散的气息。刚来到一排时，我就听说有的老兵，仗着自己老兵的身份，处处为难新兵。比如在该接哨时不接哨，故意让新兵多站几个小时等等。我到任后，意识到这是个大问题，就一直在等待机会解决。恰好，我来到一排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因为一个老兵没有去接哨，致使一位新兵整整站了一夜的岗。我得知后，为了彻底消除排里类似的情况，就决定“以儆效尤”，以这件事为契机，严肃处理。因此，在查明情况后，我就报请连里，给那位新兵一个连队嘉奖，同时，也给了那位老兵一个警告处分。我的及时处理，刹住了这股歪风，也基本消除了排里的涣散气息。到此，我烧出了自己的“第三把火”。

而我，作为排长，更不用说，则是以身作则，给全排做表率。每一天，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我都会跟全排战士一起学习、训练、出操、参加劳动，风雨无阻。每天出早操时，我也会亲自带操，把自己在教导队学到的那些本领，全都用出来。同时，对那些超期服役的老兵，以及有思想波动的战士，我也会逐个地跟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活思想”，安定他们的情绪，努力解开他们的心结。在七十年代，部队都是十点就寝，每天晚上，全排熄灯后，我也会坚持查哨。查哨回来后，我再到自己的房间，学习一小时文化课（比如“四卷”），十二点上床休息，第二天早上七点准时起床，六个月如一日，始终如一。

在我的“三把火”下，一个月下来，全排的面貌，有了极大的变化，排里的战士们变得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可以说跟我来时是天壤之别。记得1976年5月初，我们连长、指导员陪同团首长（政治处主任）来一排检查工作时，都很满意。三位领导，也对我一个多月的代职排长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虽然得到了首长的表扬和肯定，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浮躁，反而更在心底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一排，带成全团的先进排。

就这样，在每天充实的工作和生活中，半年的时间是转瞬即逝，转眼就来到了1976年10月。10初的一天上午，我照常工作时，团政治处副主任（姓吴），忽然坐着团里的4号吉普车（当时，我们团有四辆212吉普车，分别是1号、2号、3号和4号。1号和2号是两位团首长的专车；3号和4号，则是团部的公车），来到了我们四连一排。刚见面，吴副主任就直接开门见山地说，“小陈，你圆满完成了为期半年的代职排长任务，现在，团首长决定，让你马上回到团部，继续担任团政治处书记。”

听了吴副主任的话，当时的我，心里有开心（可以回到团部继续工作了），但更多的是不舍（就要离开与我朝夕相处半年的战士们了，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没有办法，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就这样，怀着对一排深深的眷恋，我离开四连一排，重新回到了团政治处工作。

回到团部刚半个月，我刚完全投入团政治处书记的工作中时，却忽然又有了新的征程。1976年10月中旬，团政治处主任（担任新兵团政委），让我跟着他到山东临沂接兵，并担任接兵连连长（当时得知消息的我，真是受宠若惊。据我猜测，主任让我担任新兵连长的原因，可能与他到四连一排检查工作有关）。当时，我们团的接兵部队，先到师部集结，然后进行为期一周的接兵培训（当时叫接兵学习班）。

培训内容主要是学习接兵常识，介绍接兵经验，了解当地风俗习惯，和强调接兵的注意事项等等。培训学习一切顺利，可就在学习班接近尾声时，师首长突然从我们团抽调出四名接兵人员，与二团、三团抽调出的八名接兵人员一起，组成一个新接兵连，前往湖北孝感地区（安陆县、云梦县），接150名特种文化兵（要求至少初中以上学历）。

就这样，我们一行十二名接兵干部乘坐火车，于1976年11月6日下午，到达了湖北安陆。到达安陆的当晚，我们住在县招待所。第二天一早，我就组织大家出操（当时的我，还是担任接兵连连长），因为不熟悉路况，我决定“哪里繁华，我们就往哪里跑”。

出完早操，吃过早饭后，我又安排文书（姓魏），买来彩纸和墨，让一排长（姓郭）写接兵标语，大概内容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欢迎新战士入伍”等等，落款是“某某接兵部队”。可没想到，我的这一系列举动，算是在接兵连里“炸开了锅”。

与我同来的一团的三名战友，因为也是第一次接兵，再加上关系还不错，就没说什么。可二团和三团的八名战友，都是多次接兵，经验比较丰富，他们说，“我们接了这么多次兵，就没见过接兵的还出早操，更没见过接兵的贴标语。”

听了战友们的话，思索片刻后，我坚定地说：“今年在安陆接兵的，不止我们一个部队。出操，是为了让安陆的乡亲们知道，哪个来接兵的部队有朝气。至于贴标语，则是为了宣传我们。这样下来，就会让乡亲们形成一种把优秀青年送到我们这里来的氛围，无形中也会提高我们的接兵质量。老哥们，就听我这一次吧。”

二团和三团的接兵干部，虽说在这次接兵中，都暂时成了“我的下级”，但他们年龄都比我大，接兵经验也比我丰富。见我说的十分诚恳，还有一些道理，就没同我再争辩，纷纷拿着浆糊桶，去县城各处贴标语了。

安陆、云梦两县相邻，我们此行要接的150名特种文化兵，就在这两个县里挑选。一个接兵连12名接兵干部，分下来，一个人就要担任两个乡镇（那时叫公社）的接兵任务，工作强度非常大。再加上，由于当时交通不便（我们基本上都是步行），通讯滞后，这在无形中，也给接兵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但我们十二名接兵干部，还是克服了所有困难，历时一个多月，于1976年12月21日，圆满地完成了这次接兵任务，为我们师带去了150名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新兵。

这次接兵，是我十三年军旅生涯里，唯一的一次接兵经历，因此我记忆犹新。记得当年我们所接的那150名新兵，虽说除了少部分（大概十分之一）成功提干，留在了部队，大部分都是服役期满，哪里入伍的，就回哪里去。但是，他们回到地方后，仍然是退伍不褪色，无论在什么行业，什么部门，都干得十分出色，也都走在前列。

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离开部队也已经三十九年（我1985年转业），回忆起当年接兵的一段往事，记下这段经历，以作纪念。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