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杨过允,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80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照常工作时,团政治处主任(姓李),突然让我到他办公室。我打报告进入后,李主任客气地让我坐下,随后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地说,“小杨,师政治部下了借调通知,要借调你到干部科帮助工作。不过你也知道,咱团领导对你很器重,都不愿意放你走。现在,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是怎么想的。”
说实在话,当时听了主任的话,我的心里真是非常惊喜(其惊喜程度,不亚于1976年我提干排长那次)。可看着首长那直视又期盼的眼神,我脑子立马又一片空白。说句真心话,到政治处的这大半年来,我在首长的关怀下,不仅正式留在了团机关工作,而且还先后从军务股调到宣传股,又调整了工作。可以说,李主任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都是非常关心和照顾的。因此,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首长的问题。
见我站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主任也没有难为我,而是笑着说,“小杨,不急,你先回去考虑考虑再说吧。”就这样,还处在极度惊喜中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走出首长办公室的。不过我惊喜,倒也正常。要知道,从高原偏僻的二营五连,调入团机关工作都不容易,更不用说从团机关,直接调到师机关了。因此,当时的我,一时间也陷入到两难的境地,到底去不去。
我还在思索时,师政治部要借调我的消息就不胫而走,迅速扩散到了整个团机关,大家纷纷对我表示祝贺。这是因为,当时在部队,除了临时借调,一般正式借调到师机关工作的,基本上最后都会留下。对我而言,其实当时除了惊喜外,也还是有顾虑的。毕竟,自己刚刚才完全熟悉了宣传股的工作,马上又要去到陌生的环境,自知工作能力有限,不免有些胆怯。但“人往高处走”的想法和强烈的事业心,还是让我更倾向于前往师政治部工作。
而且,从几个“消息灵通”的战友那里得知,早在两个月前,师政治部就下过要借调我的通知,只是领导不愿意放我走(压下来了),没有告诉我。这一次,听说是师首长发了火,说师部从下面团机关借调个干部,居然连下两道调令都调不动。而这,也才有了主任找我谈话的那一幕。
其实,对我自己而言,我真切理解李主任的想法。要知道,我们团驻地位于高原藏区,本地的干部较多,虽然从花名册上藏区干部的履历来看,他们都有中专以上的文化程度,但在跟他们聊天中得知,许多藏区干部都是小学毕业后,择优选拔,直接上的中专师范等院校。因此,团首长平时在下达任务时,一部分干部根本不能顺畅地完成文字材料的书写工作。而我,当兵前,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经过多年的历练,在团机关也成了“高学历”(进行一些文字和材料的书写工作,没有什么问题)。
就这样,在团首长“团机关哪里不好”的遗憾中,我还是离开了团部,前往师政治部干部科,开始了我的借调工作。
师部机关人才济济,名不虚传。就拿我借调到师政治部的干部科来说,科长副团职,副科长正营职,其他几位干事,也都是副营,只有我,是唯一的一位正连干事。因此,刚来到干部科时,科里的那种阵势和环境,让当时还比较胆怯的我,真是连一口大气都不敢出。就那样,在战战兢兢中,抱定了一定要努力踏实、认真勤奋工作的我,又一次开始了“卧薪尝胆”的历练(第一次是从连队借调到团机关)。
记得刚来到干部科的那几个月,一天到晚,我除了去食堂吃饭,剩下的时间都在办公楼工作(累了也在办公楼休息),每天两点一线,日复一日。就这样,在几个月的认真学习下,我的工作能力又有了一次不小的提升。到此,我也彻底熟悉了干部科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干事。
在每天充实的工作和生活中,日子过得很快,时间眨眼就来到了1985年。这五年在师机关的工作中,我历任副营干事(1982年)、正营副科长(干部科,1984年)。1985年,在大裁军的浪潮中,我们师即将撤编。确定撤编后,时任师干部科副科长的我,被调到75师,担任宣传科副科长。同时,1985年,也是我十六年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年(我1972年12月入伍,1988年3月转业)。
说实话,在1985年的前三个季度,我的心情都不是很舒畅。主要原因,则是因为家属随军的问题。1985年,在师机关撤销时,领导明确了我们这批73年兵,家属可以随军(本来副营职以上干部,家属都可以随军,但因为师机关干部太多,首长决定分批次,按照兵龄进行安置随军)。可来到75师后,师首长考虑到师里与我们情况相同的干部,家属都还没有随军(在当时,家属随军后,可以安排工作),怕给我们办理了,他们会有意见。所以,师里就一直以各种理由,来拖着不给我们办理。
而这,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因此,1985年4月底,在担任宣传科副科长仅两个月后,我就向领导提出,希望可以离开师宣传科,下到团里工作。当时我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希望下到团里后,可以办理家属随军的问题(我跟妻子长期两地分居,她一个人在家,既要务农,又要照顾孩子,实在是不容易。要是能成功随军,可以安排工作不说,也可以结束我们长达七年的异地生活)。
但是,师领导当时的态度,是“既不给办,也不让走”,就是先一直拖着。可当时三十二岁的我,性子还是比较直,见随军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所以在工作中,态度就有点消极。最后,在长达五个月的等待后,1985年9月,师领导终于同意了我下到团里工作的请求。
1985年9月27日上午,与新任宣传副科长(姓陆)交接完工作,在短暂的休整后(为期两天),我就离开师部,前往军区参加为期两个月的学习培训。学习结束后,1985年12月4日,我正式前往659团报道。
当时,659团的团长姓王,政委姓邹。我来到团里后 ,王团长和邹政委,都非常关心我的工作和生活。在了解到我家属随军的问题已经拖了快一年后,就特别安排干部干事(姓卢),加快加急地给我办理。1986年春节前夕,我来到659团还不到两个月,我家属随军的工作,就已经基本完成。1986年春节,我回家探家时,办理了剩余的相关手续。因此,1986年2月25日,在我返回部队时,是跟妻子和儿子一起的。到此,我们一家人,也终于团聚了。
回到部队,在659团工作仅五个月后(1986年8月),师里就来了通知,让我回到师部,担任宣传科长。所以算起来,从我下到659团,再到回到师里担任宣传科长,前后就一年时间。而真正在659团工作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只有八个月。
可就是在659团工作短暂的八个月里,王团长、邹政委和卢干事,是不遗余力地帮助我解决家属随军的问题。自1988年3月,我转业离开部队后,曾先后多次看望过王团长和邹政委,跟他们表达了我的谢意。可对于卢干事,因为各种原因,我始终没能联系上。因此这件事,也成了我心底唯一的遗憾。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