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在大裁军浪潮中,我由师宣传科干事,转业回县武装部工作

史乎友文 2024-10-31 04:21:38

【素材/李砯,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81年11月,在军分区教导队,完成为期六个月的学习培训后,我回到了阔别半年的团部。我离开的这半年时间,团里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们原团政委(姓赵),已经晋升了师职,升任为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老团长(姓周),也在当年被表彰为“全军十优”,提升在即(后来提升为守备师副师长)。赵政委高升后,团政治处王主任接任政委。当时在团里,干部们个个都盼望着团首长能提升。因为首长只要提升一个,就会空出来许多位置。这样,也能解决不少优秀干部的晋升问题。

我回到团里刚一天,刚收拾好房子,团政治处干部股长(姓姚),便来找我谈了话。一见面,姚股长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地说,“小李,根据团首长指示,决定暂时把你留在干部股帮助工作。”

到军分区进行学习培训前,我是在军务股工作,现在又来到了干部股。部门的变化、岗位的调动,也让当时的我在心底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写好各种文字材料,不辜负首长的关怀和期望。

当时的我,是一名排级干部,每个月的工资是56元(地处西北,我们每月有4元的补贴),扣除每月15元的伙食费后,实发到手41元。这41元,当时的我,是根本舍不得花。每个月除去预留10元,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外(比如牙膏、肥皂、洗衣粉等等),剩下的都攒着,两个月寄回家一次(我是家里的长子,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上学,家里的条件十分拮据)。

之后,在干部股帮助工作两个月后,根据军区和师政治部“提干干部必须到基层连队一线锻炼”的要求,1982年春节过后(3月初),我便收拾好行李,背着背包,愉快地去到了二营四连二排,开始了半年的排长生涯。

都说排长是“兵头将尾”,这话一点也不假。短暂的半年排长生涯,不仅让我感触颇深,而且还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基层战士们的“可爱”。记得那是1982年7月的一天,一场特大暴雨突然袭来,平地起水,我们四连营地附近的一个干休所,也被淹了。接到领导通知后,我们就全连出动了。按照当时干休所的规模,我们连长(姓吴)决定,每户老干部家分配两名战士,负责清理卫生和保障安全。

而我们的战士,为了排干净老干部们屋内、菜窖的水,整整用桶和盆舀了一个下午。见状,老干部们端出了水果,可大家不吃,拿出了点心,也没有人动,战士们保持着我们一贯的优良传统。最后,一直忙到傍晚,直到把老干部们的屋子打扫的干干净净,我们才准备集合返回。返回途中,在看到老干部们的孙子、孙女,被阻隔在几尺深的积水对面,进不了干休所的院子时,战士们又毫不犹豫地跳进水中,把孩子们一个一个地背进了大院。见到这一幕,不止是我,就连干休所的那些老干部们,都十分感动,多次对我们的战士竖起大拇指,夸赞他们是好样的。

但这,也只是当时千千万万战士们的一个缩影,他们无疑,是最“可爱的人”。可正当我完全融入排长工作时,却忽然又有了新的征程。记得那是1982年10月的一天上午,团政治处主任(姓贾)来到四连检查,在看到我时,贾主任惊讶地说:“小李,原来你在这儿,我说几个月没见到你了。我看,半年的锻炼也到时间了,你快收拾收拾,明天上午就跟我回团部去”。我一听首长让我回机关,心里虽然很激动,但更多的是不舍(要离开一起朝夕相处半年的战士们,当时的我,心里十分不舍)。

二排的战士们,听说我要回机关工作了,都为我感到高兴。排里几个平时就“调皮”的战士,更是一起商量着,要给我准备点礼物。等到第二天上午,我准备坐着4号吉普车(当时,我们全团只有四辆212帆布吉普车,车牌尾数分别是71、72、73和74号。1号车和2号车,是团长和政委两位首长的专车。3号车和4号车,则是作为团部的公车),跟贾主任回团部时,四班长忽然抱着一个捆的严严实实的大纸箱,递给了我。

我一接过纸箱,发现非常沉,就问他们里面装的什么。可听了我的询问,排里的战士们,都只是笑,说让我回到团部后,自己打开看。最后,一直到我坐上吉普车,准备出发时,排里一个姓吴的新兵,才悄悄地对我说:“排长,大家知道你要走了,可没有什么好的礼物送给你。他们商量了一下,昨天半夜跑到外面很远的果园,给你摘了一箱青苹果。”

当时听了小吴的话,再看着排里与我朝夕相处半年的战士们,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没有办法,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就这样,怀着对二排深深的眷恋,我离开四连,重新回到了团干部股工作。

在团干部股工作半年后,1983年4月,已是副连职干事的我,因为一次到师政治部上报材料的经历,让我有幸被调到了师宣传科工作。记得当时,我到师政治部上报完材料,宣传科长(姓王)亲自把我领到了他的办公室。到了办公室,在看我手写了一段材料后,王科长就点了点头,笑着说,“小李,你回去准备准备,咱科里缺人,我看,你就来我们宣传科工作吧。”

当时听了王科长的话,我心里非常激动,要知道,能从团部调到师部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果然,在我回到团部不到一个月,师里的调令就下来了,要借调我到师政治部宣传科工作。来到师宣传科担任干事后,我踏实努力,勤奋认真,把科里交给我的每一项工作,都认认真真、不打折扣地完成。

就这样,在充实的工作和生活中,两年的时间是转瞬即逝,转眼就来到了1985年,此时的我,也已经是师宣传科一名正连职干事了。可就在我摩拳擦掌、鼓足全力,准备更好地努力奋斗时,1985年7月(在大裁军的浪潮中),却忽然传来了我们部队要撤编的消息。起初,我是不相信这个消息的。可没过一个月,1985年8月底,正式撤编的命令就下来了。

我们部队确定撤编后,根据上级统一要求和军区的具体安排,师里成立了“善后办”,正、副主任分别由我们师长(姓宋)和政委(姓杨)担任。善后办”的主要任务,是处理部队撤编后的各项善后工作;管理和安置全体干部、战士;保管维护相关装备、设备,以及其他各项事宜。

当时,师“善后办”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经费困难。因为全师近千名干部,都需要进行调动和转业安置;全师数千名战士,也面临着退伍返乡或分散补充到其他各个单位。完成这些工作的花费,无疑,是巨大的。而师里的经费,只剩下了撤编前的余留,显得十分紧张。

除了经费,其次是设备管理困难。因为全师的设备都需要管理维护,可随着大批干部战士的转业、退伍、调任,维护人员是严重不足。最后,是人员管理困难。因为部队即将撤编,不少干部战士都忙着“打点”自己的事情了,是请假的请假,休假的休假,师里、团里各单位,一天到晚都见不到几个人。

当时的我,面临着留队或者转业两个选择。其实在心底,我是更偏向于继续留在部队工作的。毕竟,自1976年12月入伍以来,我已经在部队工作和生活了九年,对部队的感情很深(可以说,有一种深深的情怀)。但当时,师里希望留队的干部很多(名额很少),说实话,我留下的可能性不大。而要是选择转业,我则是离开部队,回到地方工作。

正在我心里七上八下、犹豫不决时,忽然收到了一封家里的来信。在信里,父亲说:不仅部队是大裁军,我们县武装部马上也要改为地方建制,部里不少干部战士,也都面临着转业和退伍问题。同时,县武装部也已经向各个部队发函,希望当地籍的干部,可以调动、转业回到武装部工作。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就立马向师“善后办”组织部门,说明了情况。

恰好,当时组织部有位姓李的科长与我是同乡。在我说明情况后,李科长告诉我说,师里已经收到地方的函件,而像我,虽然满足办理调动的条件,但不能着急,因为还有很多手续要办。虽然不能马上办理,但得到了组织部领导的肯定答复后,当时我焦虑的情绪也得以平静。自此以后,对待“留与转”的问题,我也再没有过多的考虑,只是静候领导通知。

安排战士的调动、退伍,相对来说,要比安排干部容易。而且,对于转业干部的安置,更是一项极其耗费时间的工作。记得当时,对于调动的干部,基本上在一个月内,就能完成调任工作。而对于转业的干部,因为交接手续比较复杂,这一拖就是大半年,全师的数百名转业干部,都在原地等待(也包括我)。不过现在想来,当时那半年的等待生活,每天没有工作压力,跟着战友们聊天游玩,倒也显得十分惬意。

终于,在长达半年的等待后,1986年3月底,我的调动工作完成了。记得在调动完成的第二天,我就收拾好行李,离开了部队。记得当时,我离开部队时,科里几个还在等待转业的战友,一起把送我到了火车站。到了火车站,我在办理好行李托运后,就开始依依不舍地与战友们道别。因为我们都明白,“当日一别,真是不知何时才能再见”,所以大家心里都是百感交集,难舍难分。最后,在战友们一片“一切顺利、来日再见”的祝福声中,我坐上火车,结束了我九年的部队生活。

乘坐在回家的火车上,看着窗外不断倒退的景象,我的心情还是久久不能平静。回想起曾经工作过的四连、团部、师部,在部队生活的日日夜夜,领导的关心爱护,战友的兄弟情谊,无一让我潸然泪下、感慨万千。

当兵的日子,难忘。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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