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沈琳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3年12月，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刚满十七岁的我，应征入伍。在新兵连经过为期六十五天的新训后，我跟三十多名女兵一起，被分到了师医院（新兵连的其他女兵，分别成为了文艺兵和通信兵）。
来到师医院后，我随即转入护训队，开始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学习（在护训队的日子，每一天都很充实。我们这群小女兵，学到了很多很多知识，让我至今都受益匪浅）。1974年9月中旬，完成培训学习后，我被分到了师医院二所，成为了一名卫生员。
当时，我们师医院坐南朝北，从大门进入后，只见一条一百米多长的南北向缓坡水泥路映入眼帘。从这条路走到南面尽头，则是医院食堂（食堂后面是围墙，围墙后是一个小山坡）。从医院食堂位置向右转，然后一直走到底，是一个小院，院内有两栋前后并列着的平房。当时，我们师医院的所有女兵，都住在这个小院。
坡道东侧，是医院的中心区，有六栋纵向排列的平房。从前向后依次为：附诊所（含X光、牙科）、药房、我们二所的病房（含病房办公室、配药室、特护病房）、二所的供应室、换药室和办公室（一栋）、二所手术室（一栋）。手术室后的一栋平房，则是二所的干部和家属宿舍。
从医院中心区到东边围墙之间，则依次有病区的开水房、二所的病号食堂、病号伙房等等。同时，开水房的一端设有锅炉，每天用大铁锅烧开水，来供应住院的病号以及我们女兵使用（洗脸、洗澡等等）。有时，在工作不忙时，我们护理班的女兵，也经常会来到锅炉房砸石炭（用来烧锅炉）。虽然工作强度很大，很苦很累，但我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没有一个人抱怨。
坡道西侧，依次有两栋纵向排列的平房，是二所的干部病房、妇科和传染病房。再向前走，映入眼帘的则是一个简易房，里面有卧式的高压灭菌器。当时，我们二所手术室用的无菌器械和手术包，都在这里灭菌消毒，药房的液体葡萄糖，也在这里高压灭菌。走过简易房，后面依次是劳卫所、二所和附诊所的宿舍。
自1974年3月来到师医院，到1978年12月提干护士，我在二所当了整整四年的卫生员。在二所工作和生活的四年里，我护理过许多病号（病号是我们对伤病员的称呼，既包括受伤住院的干部战士，也包括来医院看病的当地老乡）。在这其中，有几件事，直到今天，还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底，让我难以忘怀。
记得那是1976年8月，我当卫生员第三年时（当兵第三年，津贴是每月8.7元，我们有0.7元的卫生费补贴），有一天，一位姓李的战士（农村兵），因病住进了我们二所的病房。小李是1975年兵（1974年12月入伍），当时刚满十九岁，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看起来充满着稚气。他住院是因为训练时，身上碰到哪里，哪里就有一个乌青块。在团卫生队治疗半个月（卫生队以为是贫血），吃了不少药，仍然不见好转，最后转到了我们师医院。
师医院经过仔细诊断后，确定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确诊后，随即转到了我们二所。在二所住院治疗时，小李经常帮我们卫生员干活。当时，我们卫生员每天一日三餐给病号打饭时，都是推着一个大饭车，一间病房、一间病房地打。因为从食堂推饭车，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斜坡。要知道，在当时，部队医院根本就没有电梯。因此，哪怕是病房在五楼，我们还是要推着饭车上去。可我们这群十九、二十岁的小女兵，虽说有些力气，但往往也是力不从心。
因此，当时就有不少住院的战士，主动帮助我们干活。小李，就是其中之一。小李，他虽然平时不爱说话（话很少），但干活很积极，每每到了饭点，他就早早地在膳食间推着饭车，等着我们。刚住院时，小李的气色还算好，但随着住院的日子变长，随着病情发展，他能来帮我们干活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到最后，小李又确诊为“白血病”。
到了这时，我们都很心疼他，一个刚满十九岁的年轻小伙子，却得了这样的病。因此，无论是护理、打针，还是吃饭，我们都尽量地多照顾他。但小李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再到后来，他就连走路、吃饭，都很困难（这时，他已经转入重症病房），整个人也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记得1976年9月底的一天晚上，是小田（我俩关系比较好）值夜班。平时，因为小田个子不高（大概1.58米），白白净净，再加上看起来柔柔弱弱，所以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林黛玉”。当时，小田正带着一个实习卫生员。等到了病房熄灯时间，那位实习卫生员再到小李病房查看时，却见病床上没人，只剩下蚊帐被风吹得飘来飘去。见状，那位实习卫生员意识到情况不对，当即就转身跑着去找小田。
等小田带着那位实习卫生员，再次来到病房时，只见床上无人，窗户大开。见状，小田在心底暗道一声不好。紧接着，她连忙走到窗户前，探身往下看去。这一看，只见一个穿着白色病服的人影，躺在了三楼底下。到了这时，小田已经紧张到，连双腿都在颤抖。但她还算清醒，立马转身就往楼下跑，一边跑一边大喊，“快拿担架来”。
等我们推着担架车到楼下时，小田已经抱起了小李，快速地往我们这边跑着。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心里也闪过了一丝震惊，小田她那么瘦弱，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力气（等到后来我问她，她神色悲伤地说，当时为了救人，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抱着小李就跑了起来）。紧接着，我们就跟着值班医生，对小李进行了紧急抢救。但遗憾的是，最终还是没能抢救过来，一个年轻的战士，就这样走了。之后，在给小李做最后的护理时，我们每个卫生员，都是眼含热泪、悲伤不已。我们轻轻地为他擦干净身上每一处地方，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为他整好军帽，然后敬礼向他告别。岁月荏苒，到今天，转眼过去了四十多年，可每每想到当时小李笑着的样子，还是让我泪流满面、悲伤不已。
除了生病住院的战士，当时我们护理医院附近来看病的乡亲们，也很多（当时部队医院也给乡亲们提供治疗，收费很少）。在七十年代，乡亲们的日子，都很拮据，来看病时，往往都是自带干粮（基本上都是粗粮）。几天还好，要是长期住院，那干粮就变得又干又硬，用开水泡后才能吃。冬天还好，要是夏天，天气太热，那干粮还很容易发霉变酸。每每到此，看着乡亲们心疼粮食，就算发霉变酸，还凑合着吃时，我们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于是，我就想找个办法帮帮他们，虽说不能给他们提供饭菜（当时我们部队医院，条件也很拮据），但最起码也要让乡亲们能吃上干干净净、热乎乎的饭菜。因此，我随即找到了毛护士长，说想帮助来看病的乡亲们加热干粮。听了我的建议，毛护士长非常支持，说让我先去食堂沟通（如果不行，她再去）。我随即去了病人食堂，找到了锅灶负责人（姓吴，一位四十多岁的大叔），把乡亲们来看病的困难以及我的想法，都跟他说了一遍。
我本来以为会很难办，但没想到，听了我的话，吴大叔和炊事兵们，当即就表示支持。记得当时，吴大叔笑着说，“这没问题，我们蒸馒头时，再给乡亲们再加个笼屉就是了。” 眼看事情办妥，当时的我，心里真是非常高兴，用一句诗词来形容，简直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随后，我就风风火火地赶了回去，跑进每个乡亲们的病房，跟他们说了这大喜讯。随后，每每到了饭点，我就用一个大盆，收集乡亲们带来的干粮。都说贫苦百姓百家饭，这话不假，乡亲们看病带来的干粮，真是什么都有。有凉地瓜、有黑杂面干粮、有玉米面饼子、还有菜粮合一的窝窝头（基本上没有白馒头）。收集完后，我随即一溜烟小跑，就送到了病员食堂，生怕耽误了炊事兵们上笼屉。
炊事员战友们也没食言，果真就把乡亲们的干粮，给放到独立笼屉里，随馒头一起，给蒸上了。蒸好后，我又端着乡亲们的干粮回到病房，只听我大喊一声，“开饭喽，开饭喽。”乡亲们就又排着队，领回了他们热乎乎的干粮。
也就是从那时起，所有来师医院看病住院的乡亲们，都结束了吃冷干粮的历史，也都感受到了我们医院的温馨、温暖和温情。我想，这大概就是“军民一家亲”、“军民鱼水情”的最好见证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