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作者：季羡林
如何过好这一生？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在不断探寻的终极命题。从古希腊哲学家对“善生活”的思索，到东方先贤对人生大道的体悟，无数人都在试图为这漫漫人生路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轨迹，让生命绽放出绚烂的光彩。在遇到风浪波折时，在前路晦暗难明时，我们渴望找到正确的方向，尤其是能从名师大家的智慧箴言里，得到启迪与指引。
那说到名师大家，北京大学终身教授季羡林先生可以说是大师中的大师。他精通12国语言，集古文字学家、语言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于一身，有学术著作《印度古代文学史》、翻译作品《罗摩衍那》等。因其在学界做出的卓越贡献，被人们以极高地礼赞，称为“学界泰斗”。但是，季老先生对名利非常淡泊，他曾三辞“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国宝”等桂冠，平日永远一袭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季羡林先生出生于1911年；2009年7月，以98岁高龄辞世。他的人生，不仅是一名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真实写照，也经历且见证了中华民族一个世纪的沧桑变迁，对于时间、生死、感情、学问、处世等生活的方方面面，先生都有他自己独到的思考和感悟。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就是季羡林先生的一部散文集，叫作《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书中精选了先生在1933年到2006年长达70多年的时间里，创作的40篇文章。这是他一生经历的缩影，是对人生百态的深刻洞察，更是在岁月长河中沉淀出的智慧结晶。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透过这些文章，与先生隔空对话，从他的文字中汲取力量，找到过好这一生的答案。
时间的力量
在这部散文集中，季羡林先生有两篇文章，名为《当时只道是寻常》和《从南极带来的植物》，以不同的方式探讨了“时间”这一永恒的主题。
在《当时只道是寻常》中，季老先生深情地回忆了他的德国恩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在德国哥廷根留学期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不仅在学业上给予了他极大的指导，在生活上也给了这位异国青年无微不至的关怀。
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的十年，是他学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时期。他在1935年来到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1941年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期间，他不仅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还曾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这段时光在当时的他看来，只是寻常的学术生活，直到多年后回忆起来，才觉得无比珍贵。
季老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当他重访德国哥廷根时，发现恩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夫妇的生活已经今非昔比。他们的独生子在“二战”中阵亡，后来房子捐给了梵学研究所，汽车也卖掉了，老夫妇二人孤零零地住在一座养老院里。尽管养老院设备齐全，但对于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这些活动设施并无多大用处。
季羡林先生的突然来访，让老教授夫妇惊喜不已，教授仿佛返老还童，夫人赶紧摆出了当年他在哥廷根读书时常吃的点心。教授笑着说：“让我们再好好地过一过当年的日子，说一说当年常说的话！”最后告别时，季先生眼含热泪，他深知这一面可能就是最后一面，更是感慨岁月无情。
当时只道是寻常，其中的怅然与喟叹，正是提醒我们，与其以后活在回忆里，不如当下就学会珍惜，珍视每一寸光阴，每一次相聚。
与《当时只道是寻常》浓郁的怀旧情感不同，《从南极带来的植物》这篇文章，则展现了季羡林先生对自然和时间的思考。
在北大为他举行九十岁华诞庆祝会那天，老友唐师曾带来了一份独特的礼物，是装在信封里的一株小草，祝福季老寿比南山。
唐师曾告诉季老先生，这可不是普通的小草，而是南极长城站的植物，每100年长一毫米，这株植物已有6000岁。
初看之下，这株植物和地里的野草外表差别不大。但仔细去看，才发现它并不像一株野草，而是像一颗微小的树，大约6厘米高，有枝有干，枝子上还长着一些黑色的圆果。
用手轻触，这棵植物似乎又变成了矿物，有着柔软的能屈能折的质地。想想看，这棵植物从南极到中国，飞越了千山万水，却一根枝条都没有断，不是矿物又是什么呢？
季老仔细观摩着这棵植物，它到底是植物还是矿物，无法下结论，但很明显，它是南极万古冰原里的一个奇迹。首先，它那6000年的寿命，如果放在天文学、考古学上，是个很小的数目，可如果放在人类的文化历史上，却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中国上下不过五千年的历史，连世界上较早诞生的国家，比如埃及，也达不到6000年。也就是说，在这一株植物开始生长的时候，人类还没有国家。
对于人类而言，百岁已是长寿，而南极这株植物，一百年只是它生命的一个小小片段。人类的一百年，可能经历了战争、瘟疫，国家的兴盛解体、文化的繁荣衰落，而这株南极的植物，在人类的喧嚣之外，忍耐着极端的环境，默默生长了一毫米，这是多么神奇又顽强的成长。
这株植物的存在，让我们对时间的漫长和深邃有了更深的理解。在这里，“时间”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它成为探索的媒介，引导我们去发现自然的奥秘，去思考生命的本质和宇宙的广阔。
人间的真情
时间不仅回答所有的疑问，也见证人间真情。谈及亲情，季老先生在《赋得永久的悔》这篇文章中，以真挚的情感和质朴的文字，表达了对母亲的无尽思念。他说自己这一生有个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季老出生于鲁西北一个非常贫困的村庄。童年是在贫穷与艰辛中度过的。他的祖父母早亡，留下了他父亲三个兄弟，一大家子都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最小的十一叔不得已送了人，他的父亲和九叔饿的没有办法，只能去别人家的枣林里，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后来又被迫背井离乡，去济南谋生。俩兄弟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九叔在济南落住了脚，而季老的父亲则又回到故乡，虽是农民，却无田可耕，只能靠着九叔有时从济南寄点钱回家，来维持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寻上了媳妇，就是季老的母亲。如果不是因为娘家一样穷，连饭都吃不上，也不会结亲。母亲不认得一个字，甚至活了一辈子连名字都没有，她的娘家在另一个村庄，离父亲家所在的村庄有五里路。这五里路，就是季老的母亲，毕生走过的最长的距离。
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季老的母亲依然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这个困苦的家撑起了一片天。生活再艰难，她也始终没有放弃对孩子的爱。那时，吃食分为白的、黄的和红的三种。“白的”是麦子面做的馍馍或饼子，是当时的最高标准，但季老一家是吃不上的。“黄的”是小米面或者棒子面的饼子，家里基本也吃不到。终日为伍的只有“红的”，这是红高粱做的饼子，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但不吃又就得挨饿。
季先生小时候，偶尔也能吃到一点“白的”，那是夏天麦收季节，别人家的长工割过麦子后，地上会剩一点点麦穗，人家不稀罕捡的，像季先生家的这些穷人就会来拾，拾整整一个夏天，母亲会亲手把麦粒一点点搓出来，然后磨成面，蒸成馍馍，或者贴成白面饼子，给年幼的季先生解馋。
还有一年八月十五，母亲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点月饼，给季先生掰了一块，他立刻就欢喜地吃了起来。在当时，月饼可是稀罕东西。而母亲一口也没舍得吃，不光是没吃过月饼，其他“白的”，母亲也从来没有尝过，全都留给季先生吃了。母亲一生吃的，都是红色的高粱饼子，而到了歉收的年景，连这也吃不上，只能靠野菜充饥。
季先生在母亲身边只待到六岁，便被送出去念书，有一次回家，对面的婶子告诉他：“你娘常说，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短短一句话，满是辛酸与悲伤，母亲不知多少个日夜，眼望远方，盼着儿子能回家看看，然而，这个儿子却始终没有回来，直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
季先生上高中时，曾暗下决心，一旦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就把母亲接到身边奉养。然而，没等他大学毕业，母亲就撒手西去。当他听闻噩耗，从北平赶回老家奔丧时，看到那简陋的屋子和母亲的棺材，不由得心胆俱裂，悔恨万千。他后悔不该离开母亲，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地位、幸福尊荣，都比不上待在母亲身边。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篇文章，如同一面镜子，照进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是否也曾经忽视了母亲的爱？是否也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每一刻呢？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不要让永久的悔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痛。
谈及友情，季老先生在《难忘的一家人》这篇短文中，记录了他在印度德里和印度老友普拉萨德一家重逢的故事，讲述了一段温暖且真挚的跨国友谊。
普拉萨德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印中友协主席、中国人民始终如一的老朋友森德拉尔先生介绍到北大任教的。普拉萨德正直坦荡，工作勤恳，老实本分，从来不搞小动作，不耍什么花样。用印度老百姓的口头禅来说就是：一个忠实得像金子一样的人。
普拉萨德和中国教师以及历届的同学都相处得很好，没有人不喜欢、不尊重他。他后来回国结了婚，又带着夫人回到北京。他们生的第一个男孩，取名就叫京生。小京生长得活泼伶俐，惹人喜爱。每次学校领导宴请外国教员，一个必不可少的节目就是要京生高唱《东方红》。那时的宴会厅里，总是笑声四起，喜气融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印关系发生了变化，乌云蔽日下，普拉萨德一家不得不回国。然而，他们始终对中国人民充满着深厚的友情，对中国怀着钢铁一般坚定的信任。那段时间，普拉萨德坚持每天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去上班，当时，大使馆门外驻扎着军警，每个到中国大使馆来的印度人，都要受到盘问，即使次次都要被盘问，但普拉萨德依然毫不犹豫地支持中国。
普拉萨德的爱人也是如此，当别人要她捐钱对付中国时，她断然拒绝，说：“爱国人人有份，但捐了金银首饰去打中国这种事，我宁死不干！”这位朴素安静的印度普通妇女，心中藏着的是中国深切的友谊。
多年后，在春末夏初，繁花似锦的三月，季羡林先生再次来到印度德里，又见到了普拉萨德一家。那天午饭后，他正站在大使馆楼前的草地上，望着月季花出神，冷不防从对面草地树荫下，飞一样地扑过来一个人，那人用力搂住了季老先生，满含热泪，使劲亲吻他的脸颊，这人就是二十年未见的普拉萨德。
这次重逢充满了惊喜和感动。普拉萨德激动地拉着季老先生说了好多事，还带着全家来看望他。当年欢蹦乱跳的小京生，此时已经长成稳重憨厚的青年，是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季老先生望着这情深义重的一家人，感慨万千。
最后告别的时候，季老先生不自觉地紧紧搂住了普拉萨德的脖子，亲吻他的面颊。泪水汩汩而下。和这样一位忠诚淳朴，对中国人民始终如一的印度朋友告别，谁能做到无动于衷呢？普拉萨德并不只是一个个体，而是千千万万善良的印度朋友的象征。他对季老先生流露出来的真挚感情，也不仅仅只是对先生一个人的，而是给予全体中国人民的。
人生的感悟
在这部散文集中，除了探讨时间、真情，季老先生还写了大量的短篇，记录了对人生的种种感悟。
关于做人处世，他提醒我们，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其中包括家庭关系；第三，个人思想与感情的矛盾与平衡的关系。如果能处理好这三个关系，生活就能愉快，否则，苦恼层出不穷。
为什么要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呢？因为人本来就是属于大自然范畴的，而且人类的衣食住行，所有的生活资料都源于大自然。我们向大自然索取不可避免，但重要的是怎样去索取，是用和平方式，还是用强制手段？
季老先生说，在他看来，东西文化之分野，就在这里。西方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是“征服自然”。表面看起来，西方产业革命后，小到电灯电话，大到宇宙飞船，屡屡创造奇迹，好像人类已经非常厉害，能够征服自然了。然而，大自然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对于过度的索取，它反过来会惩罚人类。结果我们已经看到了，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生态失衡、人口爆炸、淡水匮乏、疾病频发，这些弊端哪一项不解决，都会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前途。
和西方不同，中国或者东方世界，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则是“天人合一”。我们把大自然看作伙伴，可惜的是，我们的行为没能跟上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采取了“征服自然”的办法，结果同样受到了大自然的报复。早年南北洪水泛滥，就是一个值得反省的事件。
对于怎么处理好人和人的关系，先生认为，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亲人、朋友、同事同学，都应该秉承一份真，一份忍。所谓真，是说要诚心实意待人，坦荡真实，不弄虚作假。所谓忍，是说要有同理心，包容心。与人相处，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在出现矛盾的时候，应该保持清醒稳定，冷静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冲动做事，因小失大。
至于怎么处理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先生认为，这种矛盾，多半起于私心杂念。要想解决，只有消灭私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关于走运与倒霉，看起来，是完全对立的两个概念，人人都盼着走运，谁会想要倒霉呢？但季老先生认为，走运和倒霉其实互为因果。两千多年前，老子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里的“福”就是走运，“祸”就是倒霉。
人走的运越大，倒的霉就会越惨，就像俗话说的：爬得越高，跌得越重。而那些看似倒了大霉的人，最后常常反倒峰回路转。中国历代的诗人、文学家，很多都是先倒霉，之后才写出了震古烁今的杰作，像是韩愈、苏轼、李后主，莫不如此。
季老之所以告诉我们这些，是因为他经历过一个世纪的风雨，明白人生之路会有多少跌宕曲折，不希望我们得意忘形，或是一蹶不振；希望我们保持头脑的清醒，理解祸福相依相存的辩证关系，这样才能有一个平衡健康的心态，始终保持情绪稳定，平和从容地生活。
关于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季老说，据他个人观察，世界上大多数人，并不考虑这样的哲学问题，芸芸众生，终日为衣食温饱奔波，被困于名缰，被缚于利锁。常常是昏昏沉沉，浑浑噩噩，不知道为什么活过一生。
那么，在季老看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究竟为何呢？他说，当今世界上战火纷飞，人欲横流，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是一个十分不安定的时代。尽管如此，对于人类的前途，他始终抱持乐观主义。坚信无论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无论还要经历多少时间，人类总会越来越好，实现人类大同之域绝不仅仅只是空洞的理想。
但是，想要达到这个目标，要经过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这就好像接力赛，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段路程要跑。又好像一条链子，由许多环组成，单看每一环，似乎都微不足道，但若是没有这每一环的微不足道，就不能组成一条链子。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浩浩长河中，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就是对人类发展担当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份倾尽自身之力，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就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多年来，季老先生的座右铭都没有变过，那是再朴素不过却饱含真意的四句陶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好，到这里，季羡林先生的这本《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的精华部分，我们就讲的差不多了。这部散文集凝聚了季老先生的百年智慧，他教我们真实生活，不忘初心，顺境不骄，逆境不惧。只管努力前进，把一切交给时间。因为时间将会解答一切疑问，回报一切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