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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起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助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其中失独家庭问题尤为突出。1983年在人口高峰时严格推行该政策,虽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却随着社会风险的累积,悄然催生了“失独家庭”——即独生子女不幸离世的家庭。据权威预测,至2035年,我国失独家庭的数量将攀升至惊人的千万级别。他们不仅在经济支持、医疗保健、养老保障等方面承受着巨大的现实压力与迫切需求,更难以承受的是失去独生子女的心理重创,如同一把无形的利刃,深深刺痛着每一个失独家庭的心灵,成为抑郁、自杀等极端负面情绪或非理智行为的重要诱因。
独生子女政策实施30余年后,2015年二孩政策的推行标志着计生政策重大转向,随之而来的失独家庭扶助问题逐渐引起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失独家庭的多维需求,包括因人力资本缺失的经济需求、因子女去世的精神慰藉需求、因传统养老模式断裂的养老保障需求以及因心理和健康问题的医疗需求等。学界对满足失独家庭需求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初期强调政府因计生政策承担主体责任;随后提出多元主体合作模式,结合正式社会支持与邻里互助的帮扶体系;近年来则更加注重失独家庭自身作为主体的社会融入与自助能力发展,通过引导其参与公共事务和重塑夫妻关系,实现自助与互助相结合。
失独家庭普遍承受着重大的经济负担,抚养子女至成年的高昂费用已成为常态,而突发的疾病或意外更是对经济条件普通的独生子女家庭构成致命冲击。城镇失独家庭主要依赖退休金和国家补助,而农村失独家庭则以政府补助为主。超过半数的农村失独者期望政府能提升养老补助、设立专项养老保险及失独群体权益保护制度。这些老人在子女成长中倾注了大量心血,面对子女的离世往往难以接受,加之年龄增长带来的退休或失业,经济来源缩减,使他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尽管政府的救助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经济与心理支持,但高昂的养老医疗费用和上涨的物价使现有补助难以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
失独老人常常深陷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抑郁和恐惧等复杂情绪之中,难以自拔。众多学者普遍认为子女离世是引发精神病理症状的重要诱因。失独,这一被视作最为严峻的生活应激事件,不仅使父母遭受创伤性反应,而且相较于其他亲人的丧失,更易于触发PTSD症状。针对失独家庭主妇的研究揭示,抑郁已成为其心理健康的主要威胁。同时,对失独群体的心理健康调查表明,他们的心理状态普遍堪忧,且社会支持的缺乏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状况。更为揪心的是,失独老人还常被恐惧所笼罩,既担忧生病时无人照料,又忧虑身后事无人料理,这些心理负担如同一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失独家庭面临严峻的养老困境,其养老选择受经济条件、配偶健康、地域差异、性别、年龄及教育背景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尽管“养儿防老”观念在现代社会逐渐淡化,但在独生子女家庭中仍占据一定地位,而对于失独家庭而言,这一传统依赖几乎完全缺失,使其处于更为脆弱的境地。然而,经济拮据成为阻碍多数失独家庭实现机构养老愿望的主要绊脚石。同时,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尚不健全,无论是社区养老还是机构养老,在服务供给上都存在显著不足。尤为突出的是,当前国内老年护理人才严重匮乏,社会养老资源难以充分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的深切需求,进一步加剧了失独家庭的养老难题。
对此,经济支持方面,通过政府购买保险、发放扶助金和补贴等方式为失独家庭提供经济扶持,并构建“四位一体”的精准扶助体系,联动慈善机构、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实现多元化养老需求的有效满足。同时,倡导慈善机构设立专项基金,为失独者提供技能培训与就业推荐,增强其自我救助能力。心理支持与政策保障方面,强调以基层社区为载体,完善心理干预方案,提升失独家庭的心理健康水平。在养老模式上,根据失独家庭的实际情况构建多元化养老体系,包括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及“以房养老”等模式,以满足其不同层次的需求,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让失独家庭在晚年生活中获得关怀与支持。
需要明确的是,部分失独家庭往往选择沉默,不愿主动向外界表达自己的真实需求。这种沉默并非源于需求的满足,而是他们内心深处担忧,一旦开口,便会被社会贴上“过度索取者”的标签。加之失独所带来的深刻人生意义缺失感,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生活产生了“摆烂”的消极态度。然而,这种对需求的压抑,并不能掩盖其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残酷现实。国家和社会应秉持“国家责任、公平正义、社会连带”的原则,针对失独家庭提供超越最低生活保障的综合帮扶服务,不仅包括物质支持,还需重视其心理健康发展。通过建设失独友好型社区,完善全方位支持体系,切实改善失独家庭的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