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决定，对23位“两弹一星功勋”予以表彰。在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7名功臣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他就是郭永怀。
郭永怀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生于山东荣成一个家境殷实的普通农户之家，自幼聪颖好学，17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属中学，他也是乡里第一个公费中学生。20岁时，郭永怀又考取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两年后，预科班毕业后，郭永怀转入本科学习。1933年，郭永怀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并如愿以偿地进入北大物理系学习。1935年7月，完成学业的郭永怀留在北大光学专家饶毓泰身边，做助教和研究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入侵华北。二十多岁的郭永怀从北京大学只身返回了山东老家，应聘在威海中学任教。1938年3月，日军入侵威海，郭永怀克服种种困难，辗转南下来到昆明。由于强烈的爱国情怀，郭永怀放弃了自己喜爱的光学专业，改学航空工程，立誓要为我国的军事科学奋斗终生。
青年郭永怀
航空工业与力学研究是紧密相连的，郭永怀为此加入了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在此期间，他在周培源教授的指导下学习流体力学，研究流动力学中一个有名的难题——“满流理论”。
1938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功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几经周折，他们于1940年8月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从此，郭永怀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求学生涯。
在多伦多大学，郭永怀进步很快，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并获得硕士学位。1941年5月，郭永怀又奔赴但是的国际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汉姆航空实验室，师从著名的航空大师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他也是继钱学森后，冯.卡门的又一位中国学生。在导师面前，郭永怀提出要进行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研究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大课题，并于1945年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论文，因此获得了博士学位。
此后，郭永怀留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从事跨声速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在当时，突破声障是航空工程界的攻关目标。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努力拼搏，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的验证。接着，郭永怀又潜心赞言粘性流体力学和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先后发表10多篇具有重大影响的论著。为了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新难题，他尝试运用并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形成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即国际公认的PLK（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方法，并在许多学科中得到广泛运用。
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在康奈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每逢协会集会，总会谈到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而其中的一个秘密话题，则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时机，把他们学到的科学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时机终于来了！1955年8月，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美国政府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了。在此之前，周培源、钱伟长等人已在1947年绕道欧洲回国。而钱学森也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于1955年回国。
钱学森
郭永怀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也向美国提出了回国申请。当时美国的许多朋友劝他，希望他能留下，但是郭永怀却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知郭永怀者，莫过钱学森。当时已经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写信给郭永怀，急切之情跃然笔端：
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1956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起身准备返回祖国。但是，像郭永怀这样一位已经被美国多方关注的伟大科学家、一个美国数学学会会员、一位在航空动力学和物理学方面都卓有建树的中年学者，想要出国何等容易？
就在回国前夕，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特意来为郭永怀饯行，这是一个大型野餐会，就在大家兴高采烈地享受着美食时，郭永怀却将自己十多年积累的一大批科研资料和讲义文稿全部烧毁了。大家想要制止他的行文，郭永怀却微微一笑：“没关系，知识已经印在脑子里，这些资料是否存在都没有太大的价值了。”这样的举动，让在场的美国同事惋惜不已，也让自己的夫人李佩倍感不解
郭永怀一家和同他们一起归国的几位科学家终于踏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但是，一向守时的这艘客轮却突然被通知延时起航。
郭永怀与夫人李佩
几个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人员过来，专门检查中国人的行囊，这时李佩才恍然大悟。原来，郭永怀的师兄钱学森归国时，就是因为携带了一些科研资料才被扣留。没有了科研文稿，美国方面再也没有阻扰郭永怀回国的理由了。
一回到祖国，郭永怀就如愿地和钱学森、钱伟长一起投身于刚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1956年底，力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为全国力学研究中心。不久，郭永怀受命出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他又负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筹建、制定新中国“十二年科技规划”中力学学科规划等工作，为我国近代力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形势的新变化，让郭永怀的人生轨迹同国家命运一道，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抗美援朝战争和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美国多次威胁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面对美国的一次次核讹诈，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研究原子弹。1958年，核武器研究的二机部九局在北京成立。后来成为负责核武器研制、生产整个过程的研究设计院——九院。
然而，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的材料。
郭永怀临危受命，他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的最初的三大支柱。其中，王淦昌负责物理实验，彭桓武负责理论设计，郭永怀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
当时九院的主要任务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在郭永怀的倡议和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贡献。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三国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所指非常明显，就是要妄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
为加快研制核武器的步伐，中央决定在青海建立核试验基地，郭永怀等一大批专家从此隐姓埋名，扎根大漠。已经年过半百的郭永怀，不畏条件艰苦和气候恶劣，跟年轻人一起风餐露宿，同吃同住，坚守在一线。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西北高原浩瀚的沙漠上，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七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了核武器实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
在核武器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不断提出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主张，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对氢弹的研制，郭永怀也从结构设计、弹体重量、减速装置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科学见解，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的圆满成功。
1968年10月3日，郭永怀又一次来到试验基地，为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的发射从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可谁会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倾注过几年心血的试验基地了。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待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便要人抓紧联系飞机。
郭永怀急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
当夜幕降临时，郭永怀拖着疲惫的身体登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
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准备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突然飞机失去了平衡，偏离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外的玉米地里一头栽了下去。只听得“轰”的一声，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而起。
当搜救人员在飞机残骸里找到郭永怀的尸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已经烧焦了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郭永怀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誓死保护好事关国家安全的绝密资料。人们都为这位惨遭不测的伟大科学家仰天顿足、扼腕垂泪。
当郭永怀牺牲的消息由秘书传到正在会客的周总理耳中时，周总理立即中断了外宾接待，走出房门失声痛哭。
钱学森也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他的内心也被巨大的悲痛侵染，因为郭永怀不久是他工作上的好伙伴，还是自己的师弟。
就在郭永怀牺牲后的第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
熟知郭永怀的人都知道，时间对郭永怀来说太重要了，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安全，周恩来总理还特意叮嘱不让乘飞机。但为了抢时间，郭永怀经常强行登机。这次由于时间紧迫，他坚持夜航，就在他临上飞机时，大家还劝他换个时间再走，郭永怀却平静地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968年12月25日，郭永怀被追认烈士称号。1999年，郭永怀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8年7月，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联合申请，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告，将编号为212796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郭永怀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