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是华语歌坛一个传奇性人物，堪称国宝级的人才。她坚持走民族化的艺术道路，把众多中国民歌和古典诗词介绍到了世界各地。她甜美的歌声不仅影响了中国流行乐的发展，也在文化领域影响了整个华人社会。人们都说“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邓丽君的歌声”，这无疑是对她最高的褒奖。

邓丽君

不幸的是，1995年5月8日，邓丽君因哮喘发作，因交通堵塞延误了治疗时间，虽经医院全力抢救但终究回天无力，在泰国清迈去世，时年42岁。就此一代巨星与世长辞，世间再也无法听到她本人醇美动人的歌声。

然而就在邓丽君离世不到一个月，中国台湾大众杂志《独家报道》刊登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邓丽君是台湾间谍！”

这篇文章是该杂志记者对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退役少将、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主任审查官谷正文的采访记录。

谷正文是国民党的退役少将，也是台湾情报组织的“老人”，因在情报领域“战功显赫”，深受蒋介石父子的器重。

谷正文

在接受采访中，谷正文直言不讳地指出：邓丽君是“台湾国民党国家安全局”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隶属于“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由当时的三处吴处长负责单线联系（吴先生于1994年病逝），而配合协同工作的则是“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统计局”。

邓丽君怎么会成了间谍，这背后又有什么故事呢？

邓丽君1953年1月29日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云林县。小学期间，她就展现出过人的音乐和表演天赋。在经过老师李成清的歌唱指导后，她的成绩突飞猛进，并在歌唱比赛中夺得冠军。1967年自金陵女中休学后，邓丽君便加盟了台湾宇宙唱片公司，开始了职业演唱生涯。

1968年夏天，邓丽君收到了来自新加坡的演出邀请书，参加196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剧院举行的“慈善音乐会”。为此，年仅15岁的邓丽君向台湾当局的有关部门提出了出境申请。由于当时的邓丽君尚未成年，所以一同提出出境申请的还有邓丽君的母亲赵素桂。

少女时代的邓丽君

当时的台湾正处于蒋介石颁布的军事管制期间，整个台湾社会在国民党宪兵的严格军事管制之下，各种民间社会活动和人身自由均被“明松暗紧”地监视着。不言而喻，当时台湾的出入境管理制度就更加严格了。在那一时期，进出台湾的任何人都要毫无例外地受到安全局的严格审查。

“这一制度连外交部长都不得例外，因为这是直接来自蒋介石的指令。”谷正文不无感慨地回忆到。

在出入境申请的审查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就是申请人是否能够利用他（她）现有的条件为台湾国民党政府进行情报工作。

在邓丽君递交了出境申请之后，“台湾国家安全局”不但对邓丽君本人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而且对邓丽君的家庭及家族也进行了全面审查。当时负责对邓丽君家庭进行审查的主管部门正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

“台湾国家安全局”第三处是专门负责对外关系及向海外选拔派遣特别情报人员的管理部门。审查中，由于邓丽君的父亲邓枢是原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而其母亲赵素桂的家庭中尚有部分成员仍生活在大陆。为此，当时的“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的吴处长亲自拿着邓丽君个人档案和厚厚的一摞审查材料，直接来到了“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要求国民党军方协助审查工作。当时“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负责此工作的负责部门就是特勤处，而谷正文当年正是特勤处少将主任审查官。

谷正文

据谷正文回忆，自从1949年国民党蒋介石重组国民党特务系统以来，“特务政治”的行动方针一直主导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政府和民间社会。许多台湾的民间人士、知识分子以及文艺界人士均在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下，被收编进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属于需要出境，为了能得到出境许可，才不得已地接受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交换条件，被收编成“台湾国家安全局”情报人员的，邓丽君就是属于这一类。

“像邓丽君这样被吸收进来的特务工作情报人员，原则上与其他专业间谍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她）们不承担那些需要特殊间谍技能的谍报工作，而只是利用他（她）们现有的条件，在适当的情况下为台湾国民党政府效劳而已。”在谈到这些被收编为情报人员的民间人士的作用和任务时，谷正文解释道。

自此，邓丽君在1969年为了出境演出，不得已被收编为“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工作人员一事已得到有力的证实。

“邓丽君是‘台湾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人员”这一消息甫一传出，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首先是邓丽君的家属们对此事采取了断然否定的态度，兄长邓长富针对《独家报道》杂志的文章，代表邓家向新闻界发表了以下声明：

《独家报道》杂志的采访报道文章是在没有对我们家属进行任何采访的基础上编写的，是对邓丽君本人的侮辱，作为同是记者的我本人，为它感到羞耻。

邓长富

然而，针对邓丽君家属们的发言和其它一些不同的意见，谷正文又在不同场合分别接受了不同媒体的采访。他不但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针对一些反对意见进行了尖锐地反驳：“我所说的都是事实，我现在已经年迈体弱了，在余下来的时间里，我并没有什么其它所求，我只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说出一些事实而已。”

“如果邓丽君的家属们或者其他什么人，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的话，那么就请他们到法院告我好了，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局’还保留着邓丽君的全部档案。到时候请法院去查阅一下，就完全可以知道是谁在胡说八道了。”

说来也奇怪，自从谷正文面对一片不信任的议论和评论，提出以上可以对簿公堂的讲话并被公开发表在报纸杂志上之后，一切反对和不信任的话语和文章一下子全部销声匿迹了。邓丽君的家属们以及“政府”也对此避而不谈。

1996年1月31日，日本著名记者宇畸真以及自由作家渡边也寸两人共同合作，对邓丽君的生平进行了长达4个多月的追踪采访调查。他们分别对台湾、香港、日本以及泰国等地的与邓丽君有过关联的人物及团体进行了实地采访和资料调查，最后共同撰写出版了《邓丽君的真实》一书。在编后记中，宇崎真不得不遗憾地写下了以下记述：

“关于邓丽君是间谍一事，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然而，我们的本意原本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注意力也不仅仅是集中在这一点上的。但是，非常遗憾，结论恰恰相反。对于邓丽君本人来说，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她所能选择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我们所要说明的也正是这一点，即当时的社会现实迫使邓丽君走上了‘间谍’这条道路。”

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初闻“邓丽君是间谍”这一消息令人十分惊讶。但在惊讶之余，民间的反应普遍倾向于同情邓丽君。人们表示：当年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以批准出境演出为交换条件，将一名尚未成年的少女胁迫收编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系统中，这种做法是任何时候都为人之常情所不能容忍的。邓丽君的悲剧是当年台湾国民党当局推行“特务政治”的历史缩影，也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