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们的古代历史，除了商品经济略有苗头的南宋、晚明，在这个国度里，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对人口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就像教育，在我们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国，近300年国运中也只有46万名秀才，平均每年全国只有1500名左右的秀才产生。

农民为主、识字不多，让农耕社会更聚焦于收成、赋税、徭役，当然还有闲暇之余的人类繁衍。

我国历史上的几次人口大爆炸，到底跟各类政策的调整有关，还是跟最基本、最简单的粮食供给有关呢？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认知的变化，比如我们经常提到的古代各种盛世，政府通过政策来影响人口总量，似乎是万用万灵的一个好方法。

在经历过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争霸的多年战争后，西汉初年的人口总量骤减，城镇、乡村都十分萧条，即使加上逃亡山林的隐秘人口，总量大致在1800万左右。

比如：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五损其二。

为了增加人口——这涉及到帝国的国防与兵源，尽快恢复生产，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等多位帝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

这些政策集中在八个字：轻徭薄赋、奖励生育。

秦汉时期，我国的人口和户籍管理就已经非常先进和完善了，不仅推行早婚，奖励生育，同时对晚婚者处以呵斥、加税、鞭挞等惩罚。

经过70多年的政策调整，全国总人口从汉初的约1800万增至汉武帝时期的3700万人，估算年平均自然增长率在千分之八左右。

人口增长、疆域扩大是古代盛世最基本的两个必要条件。

汉武帝刘彻当然做得更多一些，在他的支持下，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核桃、黄瓜、大蒜、蚕豆、石榴和葡萄等等农作物。

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这些农作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不是主食，也无法成为人口赖以生存的基本口粮。

不过，“文景之治”、“汉武盛世”通过政策调整带来的人口大爆炸，似乎有一个天花板即4000万。

到了西汉中晚期，由于多年不发动战争、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铁质农具推广，人口接近过6000万。

但这个犹如昙花一现般的数字，没有维持多久，随即便迎来了王莽篡位和大规模农民战争，人口消亡的速度和惨烈程度更甚于秦朝末年。

唐朝初年的总人口大致在2500万左右。

在我们的印象中，唐朝全盛时期的疆域是中原王朝中数一数二的，这意味着耕地总面积、人均耕地面积都会创造新的历史记录。

开元，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的年号，共计29年即公元713年-公元741年，唐朝人口、国力达到巅峰状态。

按照史书记载，开元年间全国共有耕地约6.8亿亩，人均耕地超过14亩，这里就隐含着当时登记在册的总人口约有4800-4900万。

既然是盛世且没有严重的对外战争，人口主动隐藏和逃亡的情况就不会多，这个数据相对于“唐朝开元年间总人口8000万”要可信的多。

整个唐朝，从外域引进的农作物仍然以经济作物、蔬菜瓜果为主，对人口增长的助力十分有限。

南方粮食以稻为主，兼种麦，粟；北方以麦，粟为主。

另外，大豆，小豆，高粱，燕麦，荞麦等作物在南北方各有种植。

政策方面当然也很给力，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下令男性十五要结婚，女性十三岁就要出嫁。

如果需要相对理性，那么就需要接受一个比较真实的历史：唐朝的强大与繁荣，与实际的人口增长和总量并不匹配。

这个值得骄傲的王朝，人口连西汉时短暂的6000万都没有突破过，随即就迎来了毁天灭地、人口骤减的安史之乱、外族入侵等人祸。

不过，如果把人口总量超过4500万、人均耕地面积超过14亩这两个数值结合起来，唐朝的伟岸与富庶变跃然纸上。

唯一遗憾的是，人们的基本口粮还是以本土的五谷为主——说得直白些，粮食总量不足，至于分配多寡就不是这里要聊的。

占城稻也叫早占、早米、早占城等名字。

按照《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食货》等的记载，占城稻的原产地位于今天越南中南部的占城。

这种早籼稻，一是耐旱；二是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三是生长期短，自种至收仅用50多天即可。

占城稻传入我国的时候，宋朝还没有建立——唐朝末年的五代十国时期，占城稻先传入福建地区。

北宋建立后，占城稻由政府大力主导向北扩散，出众的优良品性使其成为长江流域占统治地位的粮食作物。

而伴随着地理环境不同，占城稻相继演化出繁多的新品种——这一点颇为值得称道，我们的祖先非常重视口粮的扩大，并且会因地制宜、改良为更适合自己的品种。

到了宋真宗大中祥符（公元1008年-1021年）年间，占城稻已经从福建推广到江淮、两浙等多路（路，北宋的行政区划之一），占城稻与晚稻配合成为双季稻，使谷物产量大为增加，口粮得到充实。

到了公元1200年，即南宋的宋宁宗庆元六年，根据历史学家、人口学家的推测，人口超过了1亿。

注意，南宋的实控区域并不包括中原及北方区域。

真正影响古代人口飞速增长的，跟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政策得当有重要关系，但最为关键的，还是一口吃的——有没有足够的口粮，保证多几双筷子。

玉米、红薯、土豆才是真正的人口增长王者。

如果在这三个王者中按照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力排序，应该是：红薯、土豆、玉米——但它们却来自同一个故乡即南美洲。

玉米是16世纪即明朝晚期传入中国，根据各省通志和府县志的记载，当时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玉麦。

玉米最早传到我国的是广西，时间是1531年左右。此时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公元1492年）不到40年。

到了明代末年，玉米已经传播到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江苏、安徽、广东、广西、云南等十省。

但是，种植面积并不大，这也许跟明朝政府不太重视有直接关系，全靠民间慢慢流传。

红薯和土豆则在16世纪末期，从南洋地区通过民间渠道引入我们的福建、广东等地种植。

万历，是明朝第13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从1573年开始至1620年8月停止使用，共计48年——24年后的1644年，清军入关、崇祯自尽。

红薯、土豆、玉米的威力有多大呢？

仅靠民间引进、部分地区种植，就可以让总人口在万历年间突破2亿人。而万历年间的天灾人祸并不少，仅仅万历三大征对人口和财富的消耗都是巨大的。

以红薯为例，也叫甘薯、番薯或者地瓜，原产南美洲及大、小安的列斯群岛。

传入我国后，适应力强、无地不宜的优良特性瞬间爆棚，而且亩产很高：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

而且味道容易接受、食用方法多种多样，“润泽可食，或煮或磨成粉，生食如，熟食如蜜，味似荸荠”。

对三大王者的高度重视、政府推广是从康熙年间开始的，尤其是乾隆年间。

各地方均由官方提倡栽种、提供种苗，由于朝野上下积极推广，红薯才真正在全国广为传种，并成为仅次于稻米、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

红薯的缺点也许很多，但三个优点在当时实现人口稠密则无可替代：能当口粮、亩产极高、哪都能种。

我们的总人口突破4亿并不是道光年间，而是乾隆末期就已经实现了。

那么，为何红薯、土豆、玉米没有再早一些传入我国呢？那样的话，肯定改写我们的历史。

其实这些物种在美洲已经存在并被当地印第安人人工种植数千年了，如果没有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洲），传入我国的时间，也许还会推迟。

至于明朝末年为何不重视三大王者的推广，也许能够通过快速增加粮食、挽回民心和战场败局。

只能说明末的万历、天启、崇祯，并不发愁人口增减，而是着急白银多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