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走后，两居室的房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和一台电视机。窗外风声呼啸的夜晚，我时常感觉彻骨的冷清，渴望能有个人说说话。这时，老杨出现了，他秃顶的脑袋探进我的院子，一句“老康头，你说我俩一起搭伙过日子，你看成不？”像一颗石子，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我60岁那年，我们开始了这段意料之外的同居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促使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三年过去，我们又收获了什么？
60岁那年，我从机械厂退休了，干了35年的钳工，也算是凭着自己的一手好本事撑到了老伴是医院的护士长，两年前因病去世了。儿子常年在外跑货车，女儿在上海教书，虽然时常联系，但终究隔着千山万水。我一个人守着这套两居室的房子，日子过得寡淡无味。
老杨是我的老邻居，我们认识快三十年了，以前在单位宿舍就是邻居。他退休前是中学物理老师，比我大两岁。他爱侍弄花草，我家阳台上的君子兰就是他送的，是他养了十年的宝贝。去年，老杨的妻子也走了，留下他孤身一人。他妻子是个贤惠的女人，常年照顾瘫痪的婆婆，最终累垮了身子。两个女儿都在国外，鞭长莫及。
目睹老杨的境况，我感同身受。他妻子走后，我常常见他一个人在院子里叹气，深夜房间的灯也常常亮着。所以当他提出搭伙养老时，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
起初，两个大老爷们儿生活在一起，总觉得有些不自在。老杨爱干净，地板一天要拖两遍，碗筷用完立刻就洗，就连晾衣服都要按颜色分类。我则比较随意，衣服往沙发一扔，茶杯里的茶叶也懒得倒。老杨看不惯我的邋遢，总是皱着眉头说：“老康啊，你这样不行，咱们虽然老了，但是得讲究卫生啊。” 说着就帮我把衣服叠好。我嘴上不说，心里却渐渐开始适应他的生活方式。
我们慢慢找到了生活的节奏。早上老杨去菜市场买菜，我负责做饭。他爱吃面食，我就学着擀面条，虽然一开始擀得又粗又糙，他却从不嫌弃。我心血来潮给他做醪糟汤圆，结果做成了糊糊，他也吃得津津有味，说比他自己做的强多了。日子就这样在磕磕绊绊中，有了新的滋味。
除了日常的琐事，我们也找到了共同的爱好。我帮邻居们修自行车、换灯泡，老杨就在旁边打下手。他教我养花，告诉我君子兰的习性。晚上，我们一起在小区里遛弯，聊聊过去的事情，谈谈儿女的近况。老杨讲他年轻时在东北当知青的故事，伐木、冻伤、以及与妻子的相识，仿佛把我带回了那个年代。
1989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一天半夜，我听见老杨房间有动静，进去一看，他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直冒冷汗，手紧紧捂着胸口。我背起他就往医院跑，雪夜的路上空无一人，我背着他走了近两里地，汗水浸透了衣服，后背却结了冰。到了医院，医生诊断是心梗，需要立即住院。我赶紧联系他的两个女儿，她们这才从国外赶回来。大女儿张玉梅想接他去加拿大，小女儿张玉芳也想让他去澳洲，都被他拒绝了。“我跟老康过得挺好，你们别操心了。”他说，“我这把年纪了，折腾不起了。”
老杨出院后，我们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我给他熬中药，陪他打太极，也学会了养花。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君子兰竟然开花了，红艳艳的花朵，像是在庆祝我们的友谊。小区里的赵大妈打趣道：“你们这日子过得，比我们老夫老妻还恩爱。”我们听了哈哈大笑。老杨说：“可不是嘛，我俩谁也离不开谁了。要不是老康，我这条命早就交代了。”
2020年疫情期间，我们反而更加自在。每天研究新菜谱，看看电视，下下象棋。老杨还教我用微信视频和儿女联系，虽然我笨手笨脚的，他却很有耐心，一遍遍地教我。
生活看似平静，却也暗藏波澜。老杨的小女儿张玉芳回国了，执意要接他去澳洲养老，说那边有专业的养老院。老杨一听就急了：“我跟老康住一块儿怎么就不像话了？你们年轻人懂什么！我这把年纪了，要什么养老院，有个知心朋友就够了。”
去年夏天，我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下来，扭伤了腰。老杨每天变着花样给我煲汤，还拿出他珍藏的人参给我补身体。我说：“你别忙活了，多贵啊。” 他却说：“你当初背我去医院，我这不得好好报答你？”
三年时间转瞬即逝。我时常想起刚开始搭伙时，彼此间的陌生与隔阂。而如今，我们早已亲如兄弟。前几天，老杨翻出一本老相册，里面有一张他年轻时在东北当知青的照片，照片已经泛黄，但他依然精神抖擞。他说，那时候虽然艰苦，但心中充满希望。“老康啊，”他指着照片感慨道，“那会儿我总觉得自己命苦，可现在想想，人这一辈子，起起落落的，到最后能遇到个知心人，就值了。”
我看着他，眼睛有些湿润。这些年，我们一起经历了太多，柴米油盐的琐碎，病痛的折磨，以及子女不在身边的孤独。但正是这些平淡的日常，编织成了我们温暖的晚年生活。老杨常说：“人这辈子，说到底不就是个陪伴吗？”如今，阳台上的君子兰又开了，屋子里飘着桂花香，让我想起了老伴。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屋里暖烘烘的，厨房里传来老杨热酒的声音，这熟悉的声音让我感到无比安心。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风风雨雨，对幸福的定义或许很简单，不求荣华富贵，只求身边有个伴儿，平平安安地度过余生。搭伙养老，究竟是无奈之举，还是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它能否解决老年人的孤独问题，又会面临哪些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