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叫王梅，今年42岁，初中毕业，婚后一直生活在一个小县城里。

丈夫叫刘建国，比我大两岁，是个普通电焊工，收入不高但还算稳定。

我们有两个孩子，大女儿17岁，正在读高中，小儿子才上小学三年级。

我的工作也不算体面，在镇上的一家小饭馆里做服务员，早出晚归，一个月也就三千来块钱。

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我们一家倒也其乐融融。直到六年前，大伯突然提出要把他的一百万元积蓄留给我，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和家人的命运。

那年大伯刚刚70岁，在县里的一家国营厂退休，退休金还不错，每月拿五千多。

他没有儿女，年轻时谈过一个女朋友，后来因为家庭反对没结成婚，就一直一个人住在老宅子里。

大伯平时话不多，为人节俭，邻里之间对他印象不错。

我们一家跟他也一直有来往，但不算特别亲近。

大伯突然说要立遗嘱，把他的一百万留给我，说是因为他没有孩子，而我小时候特别听话，经常去帮他买菜做饭，印象好。

听到这个消息，我一开始是懵的，后来才反应过来这意味着什么。

丈夫刘建国更是激动得不行，说咱家这是要翻身了。

从那天起，我们一家对大伯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2

最开始是丈夫主动提议，要把大伯接到家里来住。他说：“爸一个人在那老屋子里多孤单，咱家有空房，正好让他住来热闹热闹。”

我本来还有些犹豫，毕竟大伯性子古怪，每天早睡早起，说话带刺。但想到一百万的遗产，我也点头了。

大伯搬来的第一天，我特地在镇上买了条猪蹄，炖了一锅他最爱吃的黄豆猪蹄。饭桌上，他吃得津津有味，还说：“梅子，手艺没变。”我笑着说：“大伯，您喜欢就好，以后天天给您做好吃的。”

丈夫也殷勤，给大伯倒茶、捶背，孩子们也被我们要求要多陪大伯说话，逗他开心。

起初，大伯似乎挺高兴，还把我叫到屋里，说：“我已经立了字据，钱以后就是你的。”我心里一阵雀跃，表面上却故作镇定：“大伯，咱是一家人，您别老提这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一家对大伯照顾得无微不至。

每天早上我起早给他蒸鸡蛋羹，中午做他爱吃的红烧肉，晚上还给他泡脚。

丈夫甚至亲自带他去体检，买了几千块的保健品。

逢年过节，我们一家三口陪着他一起过，连老人家喜欢的京剧我都学着放给他听。

但渐渐地，日子没那么美好了。

大伯脾气越来越大，经常因为一碗汤咸了点，就把筷子一摔：“你是不想让我活了吧？”我忍着脾气赔笑：“大伯，我这就换。”

有一次我下班晚了，晚饭晚了十分钟，大伯在饭桌上一句话不说，吃一口就吐出来：“冷得像猪食！”我心里一股火直往上冒，却还是咽下了。

丈夫开始觉得受累：“天天像伺候祖宗一样，早知道这样，不如让他住自己家。”

我拦住他：“忍忍吧，等他百年之后，这笔钱能供我们孩子上大学，咱也能换个新房子。”

但我们没想到，这一“忍”，就是六年。

这六年里，大伯的身体越来越差，但精神却越来越敏感。他说我们偷他的钱，说我们在饭菜里下药。一次他弄丢了手机，竟然报警，说我们一家合谋要害他。

警察来了，我们解释得满头是汗。大伯却坐在那儿，冷冷地说：“我早就知道你们是冲着我那点钱来的。”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

我开始怀疑：大伯真的会把钱留给我吗？

我试探着去问丈夫：“你说他会不会临时改遗嘱？”

丈夫不以为意：“别想太多，他那份遗嘱不是还在你这儿吗？”

可我心里越来越没底。大伯开始拒绝吃我们做的饭，说要自己煮面，我怕他出事，还是坚持给他做。他却把整锅汤倒进水池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加了什么？”

我哭了。

孩子们也开始抵触：“妈妈，我们不想每天都看着大伯黑着脸。”

我心疼孩子，却无能为力。

直到去年，大伯病重住院。我们一家轮流守着，花了一万多买营养液，住的是最好的单间。我每天都给他擦身、翻身、喂饭，眼睛都熬红了。

临终前，大伯拉着我的手，说：“梅子，谢谢你这些年。”我哭成了泪人：“大伯，咱是一家人，您别说这个。”

他闭上眼，再没睁开。

之后是料理后事，我和丈夫几乎倾尽所有地办了场体面的葬礼。

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我才想起那份遗嘱。拿出来一看，愣在原地。

——大伯在三年前已经重新立了遗嘱，把他的一百万捐给了当地福利院。

我瘫坐在地上，泪水止不住地流。

丈夫捶着墙：“白伺候了六年！”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03

现在回想起来，我并不怪大伯。

他晚年孤独，敏感，多疑，也许我们真的没做到让他安心。也许，他只是想用那一百万试探人心，看看谁是真心陪他走完最后一程。

六年，我们的确换来了一场空。但我也从中看清了很多东西：人心不能用金钱衡量，亲情也不该被利益裹挟。

那一百万，我们没拿到，但我希望将来我的孩子，不会为了钱而去“孝顺”一个人。

我更希望他们能明白，真正的孝顺，是出于爱，而不是期待回报。

这笔账，谁也算不清。只是我心里知道，我虽然肠子悔青，但也终于明白，有些东西，错过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或许这就是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