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底，爱沙尼亚国立电视台的岁末搞笑节目《好心情破坏王》（Tujurikkuja），把脑筋动到八零年代神曲《各地都不孤单》上。节目呈现的新版本，众星云集一起牵手大合唱，阵容相当坚强。然而这个重新配词过的版本，和原本民族独立运动的背景根本八竿子扯不上边，反而是用反讽的手法，对爱沙尼亚的种族主义者和不包容异己的社会氛围做了最强力的批判：
维鲁地区就是要仇俄，我才能勇敢大声说：这就是我的国家！
很不幸的，保守排外的氛围，往往和仇俄情结密不可分。歌词中所谈的仇俄情绪，并不是拉夫洛夫近日帮爱沙尼亚贴标签的那种「恐俄」。小国基于防卫心态与历史因素，对于强大邻居有所戒心，是防患于未然。真正有问题的，是在爱沙尼亚社会内部，持续「异化」俄裔人士的偏见与歧视。
爱沙尼亚的族群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对于俄裔人士的歧视，又是怎么来的呢？
▌谁是爱沙尼亚人？
1991年8月20号，爱沙尼亚自苏联重获独立，然而苏联统治的近五十年间，为这块土地带来了许多巨变，并不是说想把时钟指针往回拨就可以恢复的。因此，在处理经济民生、外交国防等问题之前，最先要理清的问题就是：到底谁算是复国后的爱沙尼亚共和国国民？
复国之际的爱沙尼亚人口组成，和二战前早已天差地远，尤其是俄裔人口大幅增加，让爱裔人口感到其优势族群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爱裔人口从88.2% （1934年） 暴跌到只剩61.5%（1989年），俄裔人口则是由8.5%成长到30.3%。邻国的拉脱维亚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拉脱维亚裔的人口从七成五（1935年）滑落到勉强超过五成（1989年），俄裔人口却从一成大幅攀升至三成五。
不只如此，两国首都塔林和里加的俄语人士（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裔居民）都高达五成左右，加上苏联通用语为俄语，许多人不禁担心，再这样下去，爱沙尼亚文和拉脱维亚文会不会就在自己国内，反倒变成少数族群语言了？
强烈的「亡国灭种」危机感，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两国复国后，拒绝直接给予所有永久住民公民权的主要原因。根据爱沙尼亚《公民法》规定，只有下列两类人得以自动获得公民权：
一、于苏联占领爱沙尼亚（1940年6月16日）之前为爱沙尼亚公民
二、为1940年6月16日前爱沙尼亚公民的后代
也就是说，在苏联占领后移居到爱沙尼亚的这些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操俄语、来自前苏联各地的男男女女，都得申请归化，通过爱沙尼亚语文能力检定考试，才能获得爱沙尼亚国籍。
在爱沙尼亚复国的那一刻，人口不过150多万的小国，就有50万人一夕之间成了无国籍人士。他们不仅不得参与全国大选、不得竞选公职、而且不论是工作还是居留，都得向当局申请许可才行。
这么不近人情的严格公民政策，背后还有所谓的「国体延续说」背书，认为过去苏联占领爱沙尼亚，所有在苏联统治期间移入的人口，并没有取得爱沙尼亚当局的同意，理所当然的该被视为「非法移民」。
这些「非法移民」，在前苏联解体后动荡的局势下，绝大多数还是待了下来，在他们住了数十年的地方继续打拼，更有许多人成功归化，成为爱沙尼亚公民。然而，将爱裔合法公民以及俄裔非法移民一分为二的逻辑，不仅暗示后者没资格住在爱沙尼亚，也夸大了族群间的异质性，这样过度简化的想法，已经在社会上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痕。
爱沙尼亚的《公民法》以二战时期、苏联占领日的1940年为分野——然此一作法，却也很难分断爱沙尼亚复杂的族群历史。图为2015年代表爱沙尼亚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1944》，片中记录了爱沙尼亚人在大战期间的分裂与彼此无谓厮杀的故事，当时一部份青年自愿加入德军以对抗苏联；但另一部分青年，则加入苏联红军，试图在1944年解放受纳粹占领故乡。
▌不会讲爱沙尼亚文错了吗？
如果一个能说几句爱沙尼亚文的外国人，在当地生活、被称赞「你讲得真好」的机会自然也不少，但紧接在溢美之辞之后的，八九不离十都是这一句：
你的爱沙尼亚文讲得真好，一点口音都没有，不像有些人，住在这边那么久了，竟然还是连一个字都不会讲。
考虑到当地的族群关系背景，实在很难相信这不是话中有话，暗批俄裔人口不学爱沙尼亚文，同时也强调国家和语言不可分割：长住在爱沙尼亚又不讲爱沙尼亚文，其心可议。
那究竟为什么俄裔人口不学爱沙尼亚文呢？
一方面，苏联时代通用俄文，哪有必要学习这个不到一百万人会讲的语言？就连俄爱通婚的家庭，很可能因方便起见，也都是以俄文沟通。另外，俄语人口多集中在塔林东部、以及爱沙尼亚东北部的东维鲁县，尤其是边界大城纳瓦，更有高达82%的俄裔居民，日常生活中自然以俄文对话为主。缺乏可以用爱沙尼亚文听说读写的环境，即便俄裔居民有心想学好新语言，也难免力不从心。从小在纳瓦长大的芮吉娜就表示：
我二十岁高中毕业，才突然发现我从来没在课堂外讲过爱沙尼亚文。不管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店里，我都没听过有人讲。
不仅如此，九零年代的爱沙尼亚政府，虽然自复国之初，便将国籍归化和爱沙尼亚语文能力挂勾，然而不仅师资、教材和设备都严重不足，政府对于针对俄裔居民的爱沙尼亚语教学，也没有统筹规划或分配更多学习资源，等于是把从头学习新语言和适应新社会的重担，完全让俄裔居民概括承受，让人不难想象他们的无助和无奈。
一直要到九零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面对欧盟对入会设的种种门坎和要求，爱沙尼亚政府才终于正视现实，这些俄裔居民既不会隔天一早醒来就消失无踪，也无法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就神奇的讲得一口好爱沙尼亚文，这才制定了以族群融合为目标的八年计划，将重点摆在帮助俄裔居民学好「国语」，让他们能尽快适应以爱沙尼亚文运作的新社会。否则的话，就如住在东维鲁县的尼基塔所说的：
爱沙尼亚社会不接纳不会说国语的人，那些人会被社会孤立、又找不到工作。在公家机关工作，如果不懂爱沙尼亚文的话，轻则罚钱、重则开除。
各项调查都显示，俄裔居民的爱沙尼亚语文能力，有相当长足的进步。1989年，只有13.7%的俄裔人口会讲爱沙尼亚文；到了2005年，已经有73%的俄裔人口自认为爱沙尼亚文程度足以应付日常生活对话，64%表示每天都会用到爱沙尼亚文。2011年人口普查显示，在15-29岁间的年轻俄裔居民，有超过八成都会爱沙尼亚文。
那么为什么许多人还是会认为「俄罗斯人不愿学习爱沙尼亚文」呢？刻板印象终究不是一时三刻就会消失的，但最令人担心的是，这种针对俄裔居民的歧视，不仅无助于族群融合，更是忽略了复杂的历史、地理、社经因素，让优势民族无法真正理解，少数民族所面对的困境为何。
▌挥之不去的歧视
既然爱沙尼亚语这么重要，那么应该只要学会国语，就可以顺利融入社会了吧？这可不一定。让我们再请尼基塔出来现身说法：
说国语不一定保证可以完全融入爱沙尼亚社会。一些我们政治人物所发的声明稿中，把俄语人口叫做移民、称俄文为占领者的语言。
不只是一般的俄裔居民会遭到这样的言词攻击，就连部长级人物，即便爱沙尼亚语说得再流利，都难逃作为俄裔的「原罪」。2014年，年轻的俄裔教育部长欧西诺夫斯基（Jevgeni Ossinovski），就在一场电视辩论后，被和他意见相左的财政部长利基（Jürgen Ligi）在一则脸书贴文上称为「移民之子」，引发轩然大波，利基隔天随即引咎辞职。
2016年总统大选前，极右派的国会议员马汀赫尔梅（Martin Helme）就公开表示，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德高望重的前外交部长卡琉兰德（Marina Kaljurand）不配当下任总统。「我对卡琉兰德是俄罗斯人没意见，但是我不觉得俄罗斯人能当爱沙尼亚总统。」他随后进一步解释：
我们认为，总统不管是身体还是灵魂，都得是爱沙尼亚人才行。
由这两个例子看来便不难发现，不断强调语文能力作为融入社会的最好方法，并没有从根本上对抗歧视和偏见。套用极右派的逻辑，就算再怎么学习爱沙尼亚文化和语言，灵魂可能被同化了，但是身体一样还是外族人的，这件事情不会改变。
对于不是部长级的俄裔居民来说，不仅要适应剧变，还要应付歧视和偏见，这是相当难以承受的压力。研究显示，这些环境因素速间接导致了九零年代的爱沙尼亚，俄裔自杀率大幅提高、俄裔的预期寿命也和爱裔出现相当的落差。
不只如此，俄裔的社经地位也急速滑落。2000年，一则民调显示，分别有高达八成和九成的俄裔居民认为爱裔较容易找到符合个人专业的工作、事业也比较容易高升。去年才发表的研究更显示，爱裔获得高阶管理职的机会，整整是俄裔的两倍之多，失业风险却只有俄裔的一半。
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从白领阶级和劳工阶级中爱裔和俄裔不对称的比例来看，就可略见端倪。更糟的是，社经地位的不平等，相当容易反过头来，继续替既有的偏见和歧视背书。
更糟糕的是，爱沙尼亚所做的民调，绝大多数都会区分「爱裔」和「其他族裔」，后者想当然尔，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俄语人士。在这样的民调做法之下，爱裔和俄裔的不同，便会不断被以对立的方式呈现出来。不管是两个族群所支持的政党之不同、又或是对社会议题不同的接受度，这样的解释方法，都忽略了两个族群社经地位差距所造成的不同，反而继续深化族群偏见，暗示「爱裔」和「俄裔」这样的标签，就能解释两者一切的差异。这样下去，要谈族群和解，简直是天方夜谭。
或许最重要的，是打破二元对立的世界观。不管是民调或学术研究，都已经习惯了以俄裔和爱裔两者拿来互作比较，却完全忽略了许多通婚下所产生的家庭：到底这些人算是爱裔或是俄裔呢？身分认同也不必然符合家庭背景吧？要是将目光转向这群「混血儿」的身分和语言认同的话，应该能得出打破一般人成见的结果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