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面前摆着好几本书，全部有关三一教，其中四本都有关于三一教的中兴人物陈智达，于清同治年间在今涵江鲸山创建悟本堂及编写宣传品的记载或描述。现按照这四本书出版的先后次序将有关记载和描述抄录如次：

《涵江区志》：陈智达主持涵江鲸山悟木堂（笔者按：原文如此。此处有误，应为悟本堂。），称总持师。他整理、修定有关教规、教仪、教阶制度，定《悟本规程》、《三教初学指南》、《林子三教正宗易知录》为宣传品……

东山祖祠印行，林祖韩著《三一教史》：陈智达，莆田人。主持涵江鲸山悟本堂，称总持师……搜集整理并重刊了一些三一教经典，编写了一些通俗读物如：《三教初学指南》、《林子三教正宗易知录》为传教宣传品……

《莆田市志》：莆人陈智达主持涵江悟本堂，称总持师……搜集整理并重刊“三一教”经典，编写一些通俗读物如：《三教初学指南》、《林子三教正宗易知录》为传教宣传品……

刘金林编著《涵江的传说》：陈智达……整理、修定了有关的教规、教仪、教阶，制定了《悟本规程》、《三教规条》，编写了《三教初学指南》、《林子三教正宗易知录》等通俗传教读物……

这四处的记载和描述如此高度一致，似乎不会出错，可事实恰恰不是如此，《林子三教正宗易知录》不是陈智达编写的，是陈智达逝世（1872年）49年后才出现的，这本书的真正汇辑者是莆田城内书仓（今城厢凤山）函三堂的郭嗣周等人。函三堂的主要成员有郭嗣周、郑鸿湘、陈唐彬、方智家等，人称函三派。说起郭嗣周，现在知道的人不多，其实民国时，他在城内小有名气，是函三堂的掌教师，曾任砺青校长。他的曾祖父就是清代莆田名人书法家大理寺卿郭尚先。

读者肯定会问，三一教门人更会寻根究底：你这样说有根据吗？有！因为笔者面前就摆着自己收藏的初版原装的《林子三教正宗易知录》（图1）。此书的扉页印有“民国岁辛酉仲秋 三教正宗易知录 函三堂编辑”字样（图2）。民国岁辛酉为1921年。序文中有“周等惄然忧之，爰就林子全书择其浅而又浅而又显者，编成一册，标其名曰《三教正宗易知录》”（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落款是：函三堂门人郭嗣周谨识。目录页有“函三堂诸门人汇集”字样。

民国年间函三堂出有《镇家宝》一书，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察阅生等汇集《林子三教正宗易知录》及本堂规程一册。”和“诸生拟将年谱附入《正宗易知录》内，此意甚为可取。”这些表述和我收藏的《林子三教正宗易知录》的内容完全一致，书中含有《林子年谱》、《林子三教正宗易知录》（即林龙江先生著作的节录）和《函三堂规程》三部分。

铁证如山，据此我可以肯定地说《林子三教正宗易知录》的编辑者是郭嗣周等人，印行者是函三堂，而不是上述四本书所说的陈智达和悟本堂。

《林子三教正宗易知录》印行距最早出版的《涵江区志》（1997年）计算，只有77年，距最后出版的《涵江的传说》（2004年）也不过84年，竟然就产生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不知此四本书的依据为何？

我想，如果我不把事实真相揭示出来，后果会有多么糟糕！若是有三一教研究者，特别是我们后代中的研究者，当他们据此引经据典时岂不是要把以上错讹当真！因为这四本书可以互相印证啊！难道还会出错？可恰恰就错了！

郑重说一下，三教门人对教主林兆恩的尊称为“夏午尼氏道统中一三教度世大宗师”。《涵江区志》误为“夏午尼道统中‘三一教’度世大宗师”。《莆田市志》误为“夏午尼氏道统中——三教度世大宗师”。希望下轮修志时连同上述错讹一同修改订正。

笔者还藏有悟本堂与省心堂（堂址在今涵江区楼下）于民国岁次戊午（1918年）仲秋重镌的《林子四书正义》（图3）。经与本人藏的道光己酉版《林子三教正宗统论》比对，以《孟子正义》为例，《林子三教正宗统论》中经过删节的部分未及原书编幅的三分之一。因而，对于三一教研究者来说，此书可提供更为详实的原始资料。

本文作者：陈文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