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全国震动，12月川军将领王铭章率部在运河南岸构筑工事。不久，韩复榘弃守济南、黄河、泰安和汶上至济宁的运河防线，38年1月24日在武汉被蒋介石枪决，地方形势日趋不稳。
38年旧历2月16到4月16三个月里，峄县全境内24个乡长有23个不干的，只有花山乡乡长孙承才还坚持着。
王铭章在运南驻防几个月，军队装备很差，但纪律很好。孙承才白天协助部队工作，夜间还要向逃反来万仓的老百姓发放粮食，安顿生活。
38年2月王铭章将军在滕县壮烈殉国，两下店相继陷落。2月17峄县沦陷，运河两岸战事吃紧，两军以运河为界成对峙局面。同日，日军进攻台儿庄、顿庄等沿河要塞，顿庄暂时失守，不几天又被蒋军夺回，重修工事，增兵拒守。3月上旬，日军又进攻台儿庄和顿庄，在台儿庄巷战数日，日军败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此后蒋军撤退，运河南北陷入日军魔掌。
38年旧历五月初十下午两点左右，日军轰炸涧头集。一架黑色的飞机在天空盘旋数周后投下十几枚炸弹，炸死多人，其中多为逃难者。涧头集有一座德国办的天主教堂，教友视教堂为保险地，多聚集在那里。然而日军的飞机专以教堂为轰炸目标，光教堂内就被炸死十四人。
5月12晚上八点，孙承才到涧头集北郊向北一看，目光所及，到处火光冲天，大批蒋军垂头丧气地从运北开来。
其中有个青年军人说：“孙乡长跟我们走吧！我军用血肉换来的台儿庄放弃了，日寇马上要过来了。”
孙承才问：“你们的仗不是打得很好吗，为什么一声不响地撤退了呢？”
他说：“日军南北几路对徐州形成了包围，不退就要全军覆没了。”
孙承才说：“我不能跟你们走，还得通知老百姓逃反。”
他回到涧头，立即通知老百姓：“日军要渡运河占领徐州，从何处渡河，走哪条路不清楚，我们逃向哪里各自选择。”
他又和自己合伙的酒店的负责人张玉田商量：“日军过涧头去徐州，不经过杜安集就得经黄邱，绝不会向正南去，我们北去许阳，那里有熟人，又隔着李山口。”于是，他们用牛车拉着粮食衣物和二十多支步枪向北许阳迸发。走了一夜，到北许阳时天已大亮，找到熟人，住在了那里。
第二天傍晚，又有逃去的人告诉他们，鬼子正在北面不远的李山口。事情大出意料，孙承才慌了，一边出村躲避，一边找人埋枪，其他东西就顾不上了。忙活了一夜，他跑到北许阳庄东的麦地里躲了起来，卧倒后，拔了几棵麦子，盘个圈戴在头上以便观察情况。
不久见北边过来一队穿黄呢子军装的军队，掺杂着一阵阵的说笑声。一个骑在马上的军人喊着一千米放，八百米放……的口令。随着口令声，一发发炮弹落到了西山上。三发炮弹响后，孙承才想，鬼子怎么喊中国口令，是不是孙连仲的二十六旅？二十六旅也是一色的黄呢子军装。但二十六旅没有这么多的人啊！后来走近了，吱嘎吱嘎的皮鞋声，使孙承才确信是日本鬼子了。
不断地有鬼子到麦地里搜索，前两次都没碰到孙承才。他身边带了只小狗，狗出奇地乖，一声不叫。为防止它乱叫，他还要小声地唤着它。孙承才就这样唤着狗在麦地里爬着，躲着，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鬼子第三次终于搜索走到孙承才的跟前，他只好站了起来。鬼子问他多大岁数，他多说了三岁，说四十一岁。鬼子又问他哪里有花姑娘，他向东一指说都在那边山上。鬼子走了，孙承才吓出一身汗，因为他身上还藏了一把手枪，若鬼子搜身，他就难以幸免了。
他还是顺着麦垅向前爬，但转念一想觉得不合适，既被发现，再爬怕引起鬼子的怀疑，可站起来也不合适。正在两难，突然有头牛从东边跑来，后面跟着夫妇二人和一个小孩。孙承才乘机装着逮牛，站起来追着牛向东南跑去。
一气跑到新集子，见到了他村里一同逃出来的人。这天夜里孙承才全家和同村的人住在东朱古，第二天夜里住在大吴家，第三夜住孙楼，第四夜住在郝楼不远的核桃园。逃难路上，他亲眼看到，他郝楼的家和他与张玉田、褚思恕贷款在涧头开的酒店，被鬼子烧得精光，酒店里的缕缕浓烟还在不住地冲腾。
1936年3月，孙承才和褚思恕合伙用五百元钱买了涧头集孙李氏的一处房子，开了个木厂，张玉田又伙同他利用信用社的贷款开了个酒店。蒸酒很赚钱，用一斤粮食蒸出的酒能卖二斤干粮食的钱。当天出的酒当天卖光，又不纳税，每天都有千余斤粮食的收入。
可孙承才好打麻将，赢的钱都输掉了，两头生意都没余下钱。那两人却办了不少事，褚思恕买了一片宅基场园和一百多亩地，张玉田用来送了一场大殡。现在他的两处产业和家园都被鬼子化成了焦土。
夜里住在人家的打麦场上，因为吃饭要紧，白天孙承才就到核桃园北一里多路自己的地里割麦子，运来搓掉想办法吃。十几天后他才回到郝楼，仍然提心吊胆，吃饭时端着碗面朝北瞅着有没有鬼子，发现鬼子丢下碗就往南跑。
鬼子在万年仓开始是用帆布桥过的河，两天之内在万年闸搭起一座木桥，坦克、汽车都可以通过。大部队过后仍留部分鬼子看守，一住二、三十天，直到韩庄的铁路桥修好才撤走。这些鬼子不敢单人行动，出则至少两人，且出没无常，村民们常常是一日三惊。
一天上午，三个鬼子从万年闸向郝楼走来，全村男女老少扶老携幼，拎包袱抱孩子，一齐跑出了村，紧跑慢跑，一气跑到核桃园南的新河涯，直到看不到鬼子了，大家才敢坐下来喘口气。
日军沿途烧杀淫掠，灭绝人性。烧的事例不胜枚举，所到之处，房屋几无所剩。仅孙承才所知，十五里内就有十八位无辜百姓惨遭杀害。顿庄岳邦峨兄弟四人被杀了三个，万年闸有刘公道等四人，刘庄有刘恒一，万年仓有一个姓冯的，杨闸关一个卖豆腐干的。
逃反的人被杀了多少不好统计，只知在涧头附近的一棵大柳树底下，一家三口全被杀死。男的身边有一副挑子，里边放着锅碗瓢勺等吃饭的家什。女的像是牵一头驴，驴也被刺刀刺死，还有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始终不知是哪里人。淫，更不用说，日军不管到哪里都要问“有没有花姑娘”。抢，日本军阀实行以战养战的野蛮政策，所过之处，十室九空，粮食、鸡鸭、猪羊、牛驴一概不能幸免。
孙承才从自己亲历，知道日本侵华蓄谋已久。至少有三件事可以证明这一点。
其一，日军在万年仓架帆布桥的地方，是韩庄到台儿庄运河段最浅的地方，连当地人都不十分清楚。
其二，从万年闸到徐州，当时只有李山口能通过坦克，日军径直奔赴此处，无半点踌躇。
其三，日军烧他的家和酒店不是盲目的，是因为他作了抗日的准备。台儿庄大战前，日军从顿庄败回峄城，孙承才曾在运河里捞出十几箱“六五”子弹，此前他还从徐州李明扬处领了十几箱“七九”子弹。后来孙承才在枣庄看到日军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峄县第六区地方有力者，第一王荣宣，第二张兆棠，第三孙承才。”可见日军侵华的谍报工作做得何等全面、细致、周密、准确。
这次事变也暴露出农民的愚昧，使孙承才彻悟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的重要。
万年闸西四里杜庄有个人，外号于傻子，信奉天主教，脖子上挂块领喜牌子，对日军千方百计的讨好。鬼子一进村，他都要杀鸡摆酒，敬如上宾。群众恨之入骨，他本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到1940年2月杜庄战斗中，他又提着酒去奉承鬼子，结果被鬼子刺死。兵乱之年，思想安居乐业，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不能乞求。
万年闸的刘公道见于傻子如此办理能暂得一时安宁，也步其后尘而效尤，向逃反到万年闸的百姓筹款，买了口肥猪，杀好刮净劈成两半，又买了五十只小鸡，一篓子鸡蛋，找人挑着随他送给日军。适巧站岗的日军去大便，刘公道等四人擅越警戒线被当场杀死。
后来找人去抬尸，没人敢去。有人想了个主意，求天主教堂的神甫带去。神甫为显示面子带着十几个人去了。离涧头半里之遥的大柳树下，有个站岗的日军，神甫没理睬，径直往前走，被站岗的日军抓住，动手就要杀，幸被同去的人以手势说明来意才放开。
刘公道等四人的尸体抬回的当天，正巧下了小雨，孙承才正在涧头集和张玉相等四人打麻将消遣。几个人在边上看热闹，其中有个王平仲。他看了这家的牌再看那家，还乱指点。此人胆小如鼠，出名的吝啬，凡为公益，他是一毛不拔。
张玉相看他这样有点生气了，不显山不露水地说：“平仲啊！你要想弄几个钱很容易，就怕你没有这个胆。”王平仲没听出弦外音，问：“怎么弄法？”张玉相说：“还要说吗？你没听抬尸的人说，刘公道送给鬼子的东西还在那里。别的东西就不说了，光那两劈子肉你有种扛来，煮一煮卖给在场的这些人，不马上就来钱了？一个钱的本都不要花，干赚。”这些话都是戏谑他的。
王平仲一声不响，孙承才他们忙着打牌也不知他什么时间走的。八圈麻将过后，已是半夜了。万籁俱寂，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声，大家都庆幸一夜的平安。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大家一惊，忙问是谁。有人在外面应道：“是我。”大家听出来是王平仲的声音，才放下了心。门打开一看，只见王平仲弯身曲背极费力地端来一个直冒热气的大盆，进屋后说：“猪肉来了，趁热趁热。”
大家都惊得面面相觑默不作声。为不使他过于难堪，只好每人都买点。张玉相问王平仲：“你扛猪肉时看见鬼子了吗？”王平仲说：“鬼子可能在柳树底下，我没看见。到那里我看见发白的东西，一摸，是猪肉，扛起来就来了，也没听到什么动静。我一歇没歇，一气走了七里路。”
张玉相十分后怕，也十分庆幸，若王平仲万一碰上鬼子是绝对不能生还的，他就不好对人交待了。
对这事，孙承才曾反复地捉摸过，王平仲一下子哪来这么大的胆，因一句玩笑话，竟能不顾生死？他觉得只有四个字能解释：利令智昏。孔子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当国家民族遭此奇耻大辱的时候，这些人想的些什么呢？孙承才虽然真的“三月不知肉味”，但那天晚上的肉实在咽不下去。
守桥的鬼子走的那天下午，郝楼的苗振标被鬼子抓去送青菜，到了万年闸，又被逼着带路。苗振标倒是幸运地回来了。
他回来后跟人说，鬼子从峄城带来很多民夫，把他抓去也是充数的。看起来一百多人，实际只有几个鬼子。鬼子临出发前，把子弹箱都扔进了运河里，也许是为保密，在路上见到人就用机枪扫射。孙承才却觉得这事让人深思，百多人被几个鬼子所驱使，还听其杀人，假如这百多人有觉悟、有组织，有一个人振臂一呼，一齐行动，几个鬼子岂能是对手呢？
这个思考让孙承才痛心，也让他意识到一种责任，促使他决心投入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