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误了卿卿性命。

命，

只有一条，

不好玩的。

1993年10月6日晚10点55分，有人拨打110电话报警，天潼路478弄33号发生命案。

接警后，上海虹口公安分局副局长宋孝慈和刑侦支队郭建新队长，带着技术人员和侦查员火速赶往案发现场，与此同时，803刑科所法医也赶到了现场。

案发现场在一座老式石库门房子里，被害人是一名16岁的中学生，名叫张海涛。

进入现场，警方发现，张海涛几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杀害的。生前，他和父亲张富根住在这栋老房子的底层客堂里，紧挨着客堂的前厢房住着张富根二哥一家三口，后厢房住着张富根弟弟一家三口。客堂边搭出一间简易房，住着张富根的老父亲。

案发前后，张家所有的房间里都有人在活动，看电视，做家务，进进出出的，而且房间与房间之间的隔板很薄，上下楼梯又窄又陡。

在这样到处都是自家人的环境里，一个生龙活虎的中学生竟然就这样被人杀死了。

张海涛的爷爷，耳聋，听不见，情有可原。

那张家其他人呢？

据警方初步了解，张家兄弟三个，并无矛盾，互相多有照应，不存在麻木冷漠，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情况，也就是说凶手钻了一个极熟悉的空子，玩了一把灯下黑。

命案现场是典型的谋财害命，且伴有狡猾的反侦查痕迹。

据张富根讲述，当天晚上，他回家后，看到屋里所有的箱柜橱都被翻得乱七八糟，被翻扯出来的衣物摊堆在床上、地上，家里的狸花猫被捂死在床上，床上还有一卷散乱的砂纸。儿子（张海涛）躺在卫生间的浴缸里，浴缸的水龙头一直开着，放着水，儿子的身上盖着一大堆被褥和衣物，脖子上有一根纱绳，绕两圈后在右前方打了一个结。屋里的煤气被打开了，煤气味浓烈刺鼻。

从案发现场出来，副局长宋孝慈、刑警队长郭建新以及几名老侦查员的看法是一致的——这是熟人或者关系人作案！流窜人员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选择这么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作案，更不可能准确地知道只有被害人落单在家；另外，犯罪嫌疑人熟知被害人家里的财产情况，目的很明确，进门就杀人，财劫了就走，因为极其熟悉环境及当晚情况，所以如入无人之境；更关键的一点，犯罪嫌疑人应该有过前科，甚至是杀人劫财的老手，否则不可能这么胆大妄为，在一大家人的眼皮底下犯案；事后放水又放煤气，说明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很强，这么做，是为了破坏现场嗅源。

侦办这种性质的案子，老侦查员们有经验，那就是由近及远，外松内紧地展开调查，发现反常的地方，咬住不放。

据张富根反映，儿子张海涛上高中一年级，老实少话，平日不怎么出门，同学也不到家里来，偶尔的社交就是跟父亲到外面的饭馆吃吃饭。

据张海涛二婶说，案发当晚，她下班回家，路过海涛家住的客堂，见他正在水池边洗脸，就问他，你爸到哪去了？海涛说，出去打麻将了。二婶说，你爸要装修房子，向我要砂纸，我带回来了，这是23张。海涛接过砂纸连声道谢，二婶对他说，早点困觉。海涛听了，点头回了他的房间。

侦查员问海涛二婶，海涛回房间，大概几点钟，你还记得？

二婶说，那天我准时下班，看过手表的，晚上9点44分。

从天潼路478弄33号出来，弄堂里的街坊邻居向侦查员反映，海涛的母亲阿月1988年7月到日本自费留学去了。1992年回上海探过一回亲，听说现在日本东京开了一家小娱乐场所。阿月的家庭关系比较简单，只有个弟弟，也就是海涛的舅舅，平时有一些来往。

侦查员问，海涛父母的夫妻感情怎样？

邻居们说，马马虎虎，没有离婚。海涛的父亲张富根，一直没什么固定工作，曾因扒窃被劳动教养。1992年他去日本探亲，一年后回来老神气了，家用电器拉回一卡车，又是买摩托，又是买房子，最近听说正在运光新村装修两室一厅的新房子。张富根这个人，爱炫耀，到处没遮拦地吹牛，不少人都听他说过，多了拿不出来，投资五十万还是可以的。

看来是露富招贼了。

突破口应该在张富根的社会关系上。

得出这个结论后，侦查员询问张富根，平常同什么人交往多？家里有钱的事，同什么人讲过？

张富根似乎也意识到因为自己露富害死了儿子，懊恼地说，讲得人老多了，熟人、半熟的人，我大概是有些太得意了，逢人便讲，要说都有谁，我记不清爽啊。

得知通过张富根的社会关系挖不出有价值的线索，异常关注此案的副局长宋孝慈讲了自己的看法：犯罪嫌疑人做这个案子，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知道张富根家里有钱，对他的情况非常熟悉；二是必须掌握张富根日常活动情况，什么时候在家，什么时候不在家。第二点比第一点更重要，因为一般的熟人做不到，只有身边的熟人才能掌握。所以，下一步，要重点关注案发前，张富根的活动情况，他的身边都出现了哪些人，尤其是案发当天，他都干了什么，跟谁打过交道，有没有反常的地方。直觉和经验告诉我，案发当天，犯罪嫌疑人一定跟张富根打过交道。

宋孝慈的意见非常鲜明。

起初，侦查员对张富贵案发当天的活动，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经宋孝慈这么一“敲击”，侦查员们随即开始重点重查张富根的活动规律和案发当天的活动情况。

张富根讲，他晚上一般不出门，从日本回来后，忙得要死，又要学驾驶，又要装房子，闲暇的时间很少。案发当天6点钟，他从外边学驾驶回来，和海涛、邻居海林夫妇还有他们的女儿一起在家吃晚饭。

晚饭后，他给妻子朋友的哥哥打了一个电话。妻子捎信说，这位朋友的哥哥马上要去日本，有些东西可以托他带来。因为朋友哥哥家没有电话，他便把电话打到了朋友姐姐家。不巧，朋友姐姐不在家，他便将自己的呼机号留给了朋友姐姐的家人，并嘱咐人家务必告诉那位姐姐回电话给他。

侦查员问，你是几点打这个电话的？

张富根说，大概7点多。

侦查员问，那之后呢，你在家等电话没有？

张富根说，本来是在家等电话的，但后来梅娟喊我去她家打麻将，我想有人呼我，再复机不迟，就跟着梅娟一道去了。

侦查员问，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张富根说，大概9点。海林同我一道去的，可以问问他。

侦查员问，以往这个时候，你打麻将吗？

张富根说，不忙的时候，打过，但不多。

侦查员问，你说的那位姐姐，后来有没有复机给你？

张富根说，复了，复了两次。第一次呼我，我在牌桌上正玩半截，想去复机。杨国柱说，打完这局再复不迟。想想也是，别扫大家的兴，就三心二意地往下打了，中间呼机又响过一次，我打完那局，赶忙回家复机，对了，杨国柱跟我一道回的家，没想到，到家就看到儿子被人杀死了。

侦查员问，这个杨国柱是谁？

张富根说，当晚的牌友。

侦查员问，跟你熟吗？

张富根说，半熟，他跟梅娟很熟的。

侦查员问，这个杨国柱为什么跟你回家？

张富根有些回答不出来，顿了一下说，他为什么跟我回家？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热心肠喽。

侦查员问，当晚的麻将牌局都有谁？

张富根说，除了我，还有梅娟，梅娟的妹妹阿娴，老邻居海林，再一个就是杨国柱。

侦查员问，当晚的麻将牌局有五个人？

张富根说，是的，五个人。

张富根早不打麻将，晚不打麻将，偏偏在儿子被杀害时去打麻将。

这难道是巧合吗？

犯罪嫌疑人早不动手，晚不动手，偏偏卡点张富根去打麻将的时候动手。

这难道又是巧合吗？

有位刑侦老法师说过，当你去追踪罪恶的时候，轻易不要相信巧合。所谓巧合，很多时候都是罪恶的伪装。

关于这场有五人参与的麻将牌局，宋孝慈认为这个巧合气味不对，太邪，太毒了，这中间肯定有名堂，必须好好挖一挖。

郭建新极认同这个看法，在大家聚头分析案情时，他更进一步地说，从张富根平常的活动规律看，这场麻将牌局就是案发当晚临时组起来的，犯罪嫌疑人怎么就这么准地钻到了这个空子，知道张富根出去打麻将了呢？要说是瞎猫碰见了死耗子，我是不信。如果说这场麻将牌局有问题，那我们首先怀疑的就应该是设局者，而不是被动的入局者，换句话说，设局者嫌疑最大。

宋孝慈说，这个分析，在逻辑上没错，先查这个叫梅娟的女人，但另外一点也要重点查，四个人的麻将，他们五个人到底是怎么打的，中间有人离过场没有？如果有，这个离场的人，也要深挖。

为了还原这场麻将牌局的真实情况，侦查员将当晚在场的五个人分割在不同的房间，然后让他们分别讲述当晚的牌局，这样就可以达到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求真，也证伪的目的。

五个人共同讲述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晚，梅娟来到张富根家，请他去打麻将，老邻居海林那天刚好也在张富根家，十一之后，梅娟已请过多次，当晚盛情难却，又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两人便一起去了。

梅娟家，在同一条弄堂的65号，去的时候，杨国柱已经在梅娟家里。

杨国柱与梅娟的关系，在弄堂里已是公开的秘密，梅娟单身，杨国柱正在和老婆闹离婚，两人姘居很久了。

当晚，梅娟同父异母的妹妹阿娴和她的男朋友阿卫也在家里，梅娟的老母亲在自己的房间里，始终没有出来。

一开始，上麻将桌的是杨国柱、张富根、海林还有阿娴，梅娟和阿卫在一旁观战。

打了一圈之后，杨国柱嫌梅娟在旁边指手画脚特别烦人，就把位子让给了她。杨国柱赋闲之后，先给在座的每个人泡了一杯茶，后又跑到弄堂口的杂货店换了一回硬币，中途还在同一家杂货店给梅娟和阿娴买过一次八宝粥和中冰砖。

后来，海林的老婆把孩子抱过来，孩子一直在哭，一定要海林抱着玩。海林的老婆有事走后，杨国柱主动接过孩子哄了一会儿，孩子睡着后，杨国柱又把孩子送到隔壁阿娴的房间。阿娴的男友阿卫只看他们打了一会，之后一直在阿娴的房间里，孩子醒后在阿娴的房间里又哭又闹，阿卫嫌烦，叫赶快把孩子抱走，又是杨国柱主动把孩子抱过来送回了海林家。杨国柱从海林家回来之后，又接替梅娟打了一圈，后来张富根急着回家打电话，10点半钟左右，当晚的麻将牌局就结束了。

在五人共同的讲述中，其他人都比较正常，唯有杨国柱，在整个晚上似乎殷勤的有些过了头。

正当侦查员准备深入了解杨国柱这个人的时候，张富根忽然想起了一个其他四人都未提及的细节，在替梅娟和阿娴买东西之前，杨国柱还回过一次家。

抱着设局者嫌疑最大的想法，侦查员首先重点询问了梅娟，当晚的麻将牌局，是谁召集的？

梅娟说，是她。

侦查员问，当晚杨国柱回过一次家，你怎么没讲？

梅娟说，一晚上，他进进出出的忙活，我在打牌，没注意到。

梅娟的这个说法，侦查员认为是站得住脚的，加上从梅娟身上，暂时没有发现什么疑点，于是侦查的重点就转到了杨国柱身上。

因为案发当晚，杨国柱不仅举止反常，而且几次离场。

再次对杨国柱进行问讯，侦查员换了个方式，将问讯的地点放在了审讯室里。

侦查员严肃地问，你在给梅娟姐妹买东西前，回过一次家，上次问你，你为什么没有讲？

杨国柱说，我回家去蹲大便，这样的事讲不讲无所谓吧，再说也不大好意思讲呀。

侦查员问，梅娟家不可以吗，为什么跑回家去大便？

杨国柱说，梅娟家的马桶不干净，女人啰嗦事多。上次我在她家大便，马桶上有血。后来不舒服了好久，以后能不用就不用。

侦查员问，你离开多长时间？

杨国柱说，大概15分钟。

侦查员问，谁能证明你回去大便？

杨国柱说，我妈在家，她知道的。

侦查员们正在记录着，这个时候，杨国柱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提到了一个细节。

杨国柱说，我想起来一件事，在送海林孩子回家的时候，在弄堂口我看见有一高一矮两个男青年从那边走过来。

侦查员听了，马上问，哪个方向过来？

杨国柱说，好像是崇明路那边过来。

侦查员问，朝哪个方向走的？

杨国柱说，就是天潼路张富根家那边。当时，那个高个子还问我，阿六家住哪里？我说我不住这里，不知道阿六是哪个。

杨国柱说的这个情况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他让杨国柱仔细讲讲这两个人的体貌特征。

杨国柱说，当时他急着送孩子，没有太在意。小个子手里拿个手电，大口径的那种，好亮的。此人一米六几的个，穿衬衫，瘦瘦的。另一个大约高一米七以上，穿夹克外套，手里拿一根竹竿，像是房管所修电灯的。

杨国柱讲完这个细节，侦查员首先了解到一个情况，张富根排行老六，小名“阿六”，近两年来这样叫他的人并不多。

将这些情况汇总到一起，侦查员认为，这一高一矮有重大作案嫌疑，下一步应该重点调查知道张富根“小名”的人。

宋孝慈说，杨国柱在这五人麻将牌局中有疑点，而这一高一矮两个人又是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我认为，这一高一矮要调查，但与此同时，针对杨国柱的调查，不能受到干扰，不能停，首先要验证他说的话，尤其是他离场的那十五分钟，一定要坐实。

怀疑有时候就是一种能力，一种经验。

针对这一高一矮的调查刚刚开始，杨国柱那边却先出了问题。

据杨国柱的老母亲讲，10月6日傍晚6点钟，杨国柱确实回来过，但他换了鞋袜，洗了把脸，拿了张晚报就出去了。

侦查员问杨国柱的老母亲，他回来没有大便吗？

杨国柱的老母亲说，他在家只呆了几分钟，我问他，他说回来大便，一听就是胡乱讲的，他就是这个样子，不要理他。

聪明反被聪明误，有许多种。

杨国柱在撒第一个谎的时候，就是一个典型，他以为在老母亲面前说什么就是什么，谁曾想，老母亲的意外清醒揭穿了他的谎言。

“为什么不说实话？”

面对侦查员严厉的审问，杨国柱显然是有些心虚了，如果他坚持说那十五分钟就是回去大便了，他的老母亲老糊涂了，侦查员其实很难拆穿他，但因为急于圆谎的心理，结果他选择了去撒第二个谎。

杨国柱故作烦恼，一脸无辜地说，我没法说实话，我怕梅娟知道了跟我闹。我正在跟老婆闹离婚，像我这种从里面出来的人，一没正经工作，二没有大把铜钿赚给家里，老婆早就有外心，同外地的一个厂长好上了。我想，既然她不贞，我也不洁，后来遇到梅娟，她同她的丈夫离婚了，我就和她走得近些。老婆也知道这事，近来闹离婚闹得厉害，前两天找我，说这两天有个离婚的文件需要签字。打麻将那晚，我忽然想起这件事，害怕她找到梅娟家，叫我难堪，所以中途就回了一趟家，如果她在，我就把字签了。这件事，梅娟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吃醋，不给我好脸色看，所以我就没有讲。

侦查员问，那天晚上，你见到你老婆了吗？

杨国柱说，那天她应该回来的，结果没回来。

侦查员问，从梅娟家到你家，只要几分钟，既然你没见到你老婆，没签什么文件，那离场的十五分钟，你究竟干什么去了？

杨国柱说，我什么也没干，在弄堂口等了等，见她还是没有回来，我就走掉了。

侦查员问，谁能证明你讲的？

杨国柱说，鬼影子也没有看到一个，谁证明。

结束这一次审问，侦查员随即找到了杨国柱的老婆。

杨国柱的老婆听到杨国柱的说法，当场反驳说，哪里有这种事！一个多月没见他面，也没有通电话，他又瞎讲的，他这个人瞎讲比三伏天喝冰水都容易。我吃过他多少亏！公安你们千万不要信他。

果然又是谎言。

就在杨国柱的嫌疑在持续加重的时候，针对那一高一矮的调查也有了结果，案发当晚，不管是房管所还是供电局，都没有派人到天潼路一带修路灯。至于知道张富根小名的人，基本上都是亲属，经过排查，都排除了嫌疑。

那杨国柱为什么要提到这一高一矮呢？

有侦查员认为，这是杨国柱胡编的，意在为自己撒谎打掩护。

有侦查员认为，案发当晚，弄堂口可能真有一高一矮两个年轻人出现，杨国柱也就是添油加醋随口一说。

郭建新说，不对！即便当晚弄堂口有这一高一矮，这两人也绝不可能问他“阿六”是谁，杨国柱这么讲，有问题，有牵我们鼻子的意思。另外，杨国柱的话里有矛盾，他很想强调跟张富根不熟，实际上对张富根的底细却吃得很透，否则怎么知道他的小名呢。

就在侦查员们讨论挖掘杨国柱身上的诸多疑点时，10月8日下午，另一组侦查员在“讨底”的过程中，从闸北区的管片民警那里得到一条重要线索：1980年，杨国柱曾因抢劫罪被判刑8年，在上海市监服刑。服刑期间表现良好，减刑两年，1986年释放，释放后虽然没有新的犯罪记录，但是却跟1990年底富阳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发生了关联。

富阳警方给出的说法是，案发那段时间，杨国柱到过富阳，并且往出事那户人家打过电话。但是，当富阳警方找到杨国柱时，杨国柱出示了案发前已经离开富阳返回上海的证据，调查因此终止。

一个人跟两桩杀人案都有牵连？

这难道又是巧合。

郭建新当机立断，一方面派侦查员直奔富阳，详细了解那桩案子的案情，另一方面从803请来张声华总队长和刑科所徐林生高级工程师复勘现场。

经过复勘，803的老法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人15分钟无论如何完成不了整个作案过程——进入、行凶、大面积翻动、离开——而且跑来跑去，气喘吁吁，也会给参加当晚麻将牌局的其他人留下印象。但是当天晚上，现场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印象，杨国柱进出多次，每次都谈笑风生，看上去非常从容。

如果杨国柱的嫌疑无法排除，那么只有一种可能——他搭线头，叫别人作案。

如果是这样的话，十五分钟足够了。

顺着这个大胆的推断，侦查员快速排查了杨国柱的社会关系，结果一个叫马伟民的刑满释放人员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马伟民，1973年22岁时因流氓罪被判刑五年，刑满后留军天湖农场就业。两年后，又因盗窃罪被判刑八年，这次服刑，他跟杨国柱在同一监所，后一同减刑出狱。

据旁人讲，马伟民的老婆还是杨国柱介绍的，两人关系非常近，还有人看到，两人曾一起去过外地。

为了摸马伟民的底，派出所片警将他带到了虹口分局。

在虹口分局，马伟民一上来，就向警察散当时新派小青年看不上的劣质飞马烟，从这一点看，他在经济上并没有反常的地方。

侦查员问，10月6日晚8点到10点，你在做什么？

马伟民吸着烟，平静地说，10月6日整个晚上，他都在帮弟弟看烟摊，直到弟弟进外烟回来，半夜才回家。

侦查员迅速核实这一情况，马伟民弟弟和他老婆表示，确有其事。

就在马伟民嫌疑降低的时候，9日白天，赴富阳的侦查员赶回来了。不虚此行，他们带回来了1990年11月30日在富阳某镇乒乓球厂厂长冀仁家发生的杀害母女二人并劫财的详细案情。

经侦查员比对分析，富阳案与天潼路的案子，有几点竟惊人的相似——

首先，进入方式相同，都是软进，以熟人的名义敲门；其次，杀人方式都是用手捂、掐和用绳子勒颈；再有，被害人的脖子上都有根绳子，并且都是绕颈两周后在右前方打结，打结的手法完全一致；还有，现场都遭到破坏，富阳案现场是用酒精擦地面、门窗、家具，张富根家是放水和放煤气；最为关键的一点，被害人都与杨国柱有关系，富阳乒乓球厂长的爱人是杨国柱老婆的亲戚，天潼路张富根家是梅娟的邻居；最狡猾可恨的一点，两起案子，杨国柱都是离案发现场很近，却又不在现场。

拿到这个结果，宋孝慈当即拍板，虽然没有过硬的证据，但天底下没有这样的巧合。接下来，主攻两点——审梅娟，要么她是同伙，要么她没说实话；找到杨国柱的弱点，必须拿下他。

审梅娟出乎意料的顺利。

在审讯室，梅娟发现气氛不对，在侦查员反复做工作，说明利害之后，她终于说了实话，当天晚上那场麻将牌局的真正发起人是杨国柱。是他三番五次让梅娟请张富根打麻将，又让梅娟母亲和妹妹去的。这之前，他好几次想叫张富根来打麻将，但张富根要么学驾驶回家太晚，要么不肯来，而杨国柱似乎除了张富根，对别人来不来兴趣不大。

这是案发的第四天，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是步步逼近真相的四天，现在就差最后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

10月10日，星期天，从上午9点到晚上6点，侦查员用长时间的审讯来消磨杨国柱的意志。杨国柱虽然仍百般抵赖，胡编乱造，但听得出来，他的胆气已经没有了。

晚上6点，侦查员将10页纸的笔录交到杨国柱的手里，他看过之后，提出修改一个地方：6日晚他到梅娟家的时间由20点45分，改成了20点15分。他说记得没有那么晚到梅娟家。

第二场审讯开始前，宋孝慈说，杨国柱明显已经慌了，他为什么要把口供上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就是怕我们追问这个时间段，他去干什么？那就说明这个时间段有鬼，极有可能就是去找同伙了。通过这些细节，我们琢磨杨国柱这个人，自以为是，有小聪明，很狡猾，下一步，我们就要利用他的这个小聪明，争取拿下他。

说完，宋孝慈亲自出马，于是一场利用“囚徒困境”的经典审讯精彩上演了。

走进审讯室后，宋孝慈首先着重介绍了自己，杨国柱见虹口分局副局长亲自督阵，有些承受不住，低下头沉默了十几分钟。

宋孝慈没有打断他。

当杨国柱抬起头来的时候，宋孝慈给他递去了一根烟。

杨国柱接过烟，贪婪地吸着，边吸边若有所思。

这时候，宋孝慈冷不丁地问，谁出的主意？

杨国柱脱口而出，我出的。

说完，他立刻意识到露馅了，但大错已铸，为时已晚。

宋孝慈抓住这个心理博弈的点，严肃而“坦诚”地对杨国柱说，我知道天潼路的案子，你没有直接参与，但如果你不主动交代的话，等到别人交代，你就是主犯，就得背上死罪。如果你主动交代，供出同伙，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的机会只有一次，留给你思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要知道，当你在犹豫的时候，别人可能已经把你卖了。

狡猾，有小聪明的人，往往自私，自私的人，往往有侥幸的心理。

这就是杨国柱的弱点。

宋孝慈紧紧抓住这一点，绝口不提富阳的案子，终于在10月10日的晚上，击穿了杨国柱的心理防线。

为了保命，杨国柱供述，天潼路的案子，是马伟民和宋创业干的。在笔录上修改的那30分钟，就是到马伟民家通知他，当晚可以动手。安顿好马伟民，调出张富根，那场麻将牌局就开始了。中途离场的那十五分钟，就是把马宋二人带到作案现场。

杨国柱将天潼路的案子全盘托出之后，以为是一种松绑，殊不知，迎接他的是更沉重的枷锁。

马伟民、宋创业到案之后，“囚徒困境”的博弈就更好运用了。

侦查员告诉他们，杨国柱已经全部招供了，把你们出卖了，你们现在剩下的唯一机会，就是坦白一切。

就这样，马伟民、宋创业不仅供出了赃物等关键证据的藏匿地点，而且吐出了他们做过的所有案子，远不止富阳、天潼路两起。

宋孝慈杀回马枪，是杨国柱没有想到的。

这充分说明当小聪明的人充满侥幸心理的时候，是多么的愚蠢。

再次提审杨国柱的时候，宋孝慈先给杨国柱看了一样东西，那是他伙同马伟民在南市抢劫一家烟杂店后用来装金银首饰的军旗盒子。

看到这个军旗盒子，杨国柱浑身颤抖得厉害。

这时候，宋孝慈严厉地说，杨国柱，你很不老实，讲讲富阳那起案子吧。

听到“富阳”二字，杨国柱彻底崩溃了。

此时的他再无抵抗的能力，抽完一支烟后，很快供述了一切——

那是1990年11月28日，他去富阳办事，替别人往富阳李家电子电器厂送一批材料。到了富阳，原想去乒乓球厂厂长家走走，下午4点打电话过去，得知厂长冀仁到上海出差去了，他家很有钱，没有男主人，只有女人在家，意识到这是一个下手的好机会后，他就给马伟民打长途电话，叫他29日带着工具赶到富阳。

28日晚上，他住在电子电器厂厂长家，第二天买了一张去杭州的车票，当着送行人的面，他进了站，但是没有上车。

下午两点，接到马伟民，两人在镇上游荡到晚上，然后就去敲门。那家的女人认得他，当他是亲戚，没有防范，请他们进门后，又是泡茶，又是拿瓜子。

本来，他以为当晚就那女人一人在家，勒死她之后，才发现她女儿在楼上睡觉，所以一起给弄死了。

这一次，一共抢了20多万。

完事后，处理现场，他让马伟民找来一瓶白酒，一边向外退，一边撒酒，箱子柜子、楼梯扶手还专门用蘸酒的手巾擦了。

回来的路上，他们一路频繁换车，就是怕万一事发，出租车司机无法提供他们最终的来路与去路。

······

侦查员问，富阳警方查到你的时候，你不在场的证据是怎么弄的？

杨国柱说，回到上海，我到上海火车站调了一张头一天杭州到上海的火车票。我对检票员讲，票子掉了，不好报销，检票员就在票箱里给我找了一张。

说到这里，杨国柱“叹息一声”，从那以后，我从未失手，这次没想到你们盯着那十五分钟不放，想来想去，我不该耍老鼠逗猫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