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穆宗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南京城里举行了一场军队操练活动，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马新贻带领一批官员前来检阅，在校场的道路两侧，还聚集了许多百姓围观。

上午十时左右，马新贻检阅了军队的第一场操练，决定先返回总督衙门休息一会儿。在几名守卫的护送下，他从校场径直走到了总督衙门后院的门口。

就在马新贻刚要抬脚迈进大门的时候，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一个年轻男子。只见年轻男子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装作一副想要越级告状的样子。

按照清朝的律法规定，百姓是可以越级告状的，身为两江总督的马新贻有义务接待，而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也没有办法将这位年轻男子赶走。

就在马新贻走上前询问的时候，年轻男子突然抽出一把匕首，直接插进了他的右侧胸口，顿时痛苦地倒在地上。

然而，年轻男子成功刺杀马新贻之后，并没有选择马上逃跑，而是站在原地仰天大笑，还大喊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朝”。

见此情景，士兵立即一拥而上，将这位年轻男子抓获。

这名年轻男子名叫张汶祥......

马新贻倒地之后，血流不止，士兵赶紧拆下门板，把他抬进了总督衙门的房间，并喊来大夫进行紧急救治。

不一会儿，江宁将军魁玉、江宁布政使梅启照、浙江学政殷兆镛、江宁知府孙云锦和署理藩司孙衣言，以及各个州府的官员，纷纷闻讯赶来探视。

官员们看到，马新贻身上的右胸伤口较深，鲜血还在不停地流出，他甚至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现象，显然已经是时日无多了。

直到第二天下午，马新贻还是医治无效，死在了总督衙门。

马新贻身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威震一方的封疆大吏，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遭人行刺，这是清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这就是晚清历史上著名的“刺马案”。

“刺马案”背后的案情迷雾重重，十分蹊跷，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并称为“晚清四大奇案”。

马新贻的被刺，对于正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大清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讽刺和打击，也让慈禧太后失去了一员心腹大将。

而张汶祥在完成行刺任务以后，不仅没有选择逃跑，还站在原地等待被抓，显然是有备而来的，压根就没有考虑为自己留下后路。

一时间，张汶祥的身份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他为什么要刺杀马新贻？他跟马新贻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

马新贻遇刺身亡的当天，南京的官员一致推举江宁将军魁玉向朝廷上奏，汇报“刺马案”的详细过程，并将奏折连夜快马加鞭送往北京。

与此同时，魁玉做出指示说：“现在赶快去审讯刺客，看看是什么人在背后指使，我已经下令江宁戒严，再传令下去，任何人不得违反戒严令，违令者立即拿下！”

于是，魁玉立刻组织了审讯团队，要对张汶祥进行审讯。

魁玉组织的审讯团队规模十分庞大，包括江宁布政使梅启照、江宁知府孙云锦、江宁学政殷兆镛等人组成，还从各道、各府、各县抽调了许多官员。

当时在位的皇帝是清穆宗（同治皇帝），而实际掌握大权的则是慈禧太后，她看到魁玉发来的奏折之后，感到十分震惊，惊讶地说道：“刺马案是数百年未有之事”。

随后，慈禧太后以清穆宗的名义连发了四道圣旨，指示当地官员务必要彻查这起案件。

第一道圣旨是写给江宁将军魁玉的，内容写道：“总督衙署重地，竟有凶犯胆敢持刀行刺，实属情同叛逆，必须严刑讯究，抓紧率领地方官员进行审讯，务必得到真相，严厉惩办凶手。”

第二道圣旨当中写道：“两江总督之位空缺，直隶总督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没有到任之前，由魁玉暂行代理。”

当时的清朝政府刚刚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不久，长江中下游的各地局势还不稳定，随着马新贻被刺身亡，慈禧太后担心当地的局势会变得更加恶化。

于是，慈禧太后将第三道圣旨秘密发送给了安徽巡抚英翰，内容写道：“务必加强长江防务，加强地方治安，防止太平军死灰复燃。”

第四道圣旨还是发给魁玉的，指示魁玉审理“刺马案”的两个重点：一是刺客行刺马新贻的原因，二是刺客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这两个重点也是所有人都比较关心的问题。

从江宁将军魁玉和慈禧太后的态度来看，他们似乎都不相信“刺马案”只是一起简单的个人案件，都认为是幕后有人指使。

经过几天的审讯，张汶祥对于刺杀马新贻一事毫不掩饰，但具体刺杀马新贻的原因，他却含糊其辞。

就这样，案情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太平天国运动

由于案情重大，慈禧太后每隔几天就会发出圣旨，要求魁玉等人一定要把幕后的指使者调查清楚，同时还严厉斥责魁玉等人，责怪他们的态度存在问题，没有用心审理“刺马案”。

随后，慈禧太后颁布圣旨，任命距离南京最近的漕运总督张之万担任钦差大臣，立刻赶往南京，与江宁将军魁玉等人一起审讯张汶祥，不得稍有含混，务必把情况弄清楚。

可是，胆小怕事的张之万接到圣旨之后，迟迟不肯动身，唯恐惹上麻烦。

而江宁将军魁玉则以“等待钦差大臣张之万到来”为由，暂时搁置了对张汶祥的审讯。

这一下，彻底把慈禧太后惹怒了，几天之后又次下谕旨，把张之万和魁玉两人痛骂了一顿，要求张之万迅速前往南京，不得稍有延迟。

同时，慈禧太后还要求魁玉等人要抓紧审讯张汶祥，不得以“等候张之万到来”当作推辞，更不能存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草草结案”的审讯心理。

就在魁玉和张之万联手审讯“刺马案”的同时，民间早已把这件事情传得沸沸扬扬，还有人对张汶祥的侠客形象表示赞赏。

还有传言说：“对于张汶祥的审讯，并不是没有取得进展，而是张汶祥交代了许多关于自己跟马新贻之间的恩恩怨怨，审案的官员们听后惊慌失措，都不敢把张汶祥的供词上报给朝廷。”

为了逼迫张汶祥交代更多口供，魁玉还派人前往张汶祥的河南汝南老家，把他年仅十一岁的儿子张长幅和两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全部抓了过来。

当着张汶样的面，魁玉下令对他的儿子和女儿实施严刑拷打。

看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儿被打得满身是血，张汶祥始终不为所动，嘴里反反复复地念叨着：“马新贻是我杀的，我知道我必死无疑，只好死！”

魁玉问道：“你为什么要行刺两江总督马新贻？”

可是，无论魁玉怎样逼迫张汶祥，他始终就是不肯交代！

慈禧太后催也催了，骂也驾了，魁玉等人对于“刺马案”的审讯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直到“刺马案”发生的一个多月以后，魁玉才向慈禧太后上奏说：“刺客张汶祥是漏网的太平军军官，曾经在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部下领兵打仗。”

看到魁玉呈上的奏折，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竟然才取得这么一丁点的进展，慈禧太后非常不满，她甚至开始怀疑魁玉等人是否与“刺马案”的幕后指使有关系。

随着时间的一天天流逝，“刺马案”始终没有取得有效的审讯结果，人们便把目光投向了马新贻的过去。

慈禧太后

早在清文宗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斗当中屡立战功，三十七岁的马新贻被朝廷提拔为正三品官衔的安徽省按察使。

然而，就在马新贻当上安徽省按察使的这一年，他却遭遇了仕途当中的一次重大挫折，不仅让他丢了官职，还差点丢掉了性命。

当时，太平军兵分两路进攻庐州：一路部署在庐州城外吸引马新贻的民团；另一路从小路绕过，企图偷袭庐州城。

但是，马新贻并没有识破太平军的计谋，他率领民团走出庐州城迎战，结果全军覆没，庐州城又一次落到了太平军的手里。

无奈之下，马新贻只好单枪匹马找到其他部队，不料却被扣上了三项罪名：

在当时来说，马新贻所犯的这三项罪名，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将他革职问罪，三项并罚，必定难逃一死。

由于马新贻曾经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作战当中多次立下战功，朝廷的一些官员纷纷站出来替他说情：“马新贻多年以来坚持战斗在第一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不能因为这一次的失利，就否认他之前的胜利。”

虽然马新贻保住了性命，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朝廷还是对他做出了“革职留任”的处罚。

马新贻被罢免了安徽省按察使的职位，依然可以挂一个庐州知府的虚职，在军营里面戴罪立功。

清文宗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马新贻还没有等到戴罪立功的机会，就收到了一个从山东老家出来的噩耗——母亲去世。

根据清朝政府的惯例，若是遇到父亲或母亲去世，马新贻应当主动辞去担任的官职，返回家乡进行丁忧守孝三年时间。

对于马新贻来说，他自身就是一个戴罪立功之人，如果返回老家为去世的母亲丁忧守孝三年，无疑对他的仕途是非常不利的，三年之后很有可能就没有了他的立足之地。

就在马新贻准备收拾行囊返回老家的时候，事情又在不经意间发生了转机......

由于前线与太平军的战事紧急，有一些官员就向朝廷上奏说道：“前线战事吃紧，正是用人之际，请把马新贻留下来，不要让他返乡丁忧守孝！”

马新贻的这种情况，符合当时朝廷规定的“夺情”制度，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彭玉麟

清文宗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时任安徽巡抚彭玉麟向朝廷举荐马新贻，朝廷随即提拔马新贻担任安徽省候补道台，在仕途之路上又迎来了新的转折。

不巧的是，马新贻的父亲又在此时去世，他要按照惯例辞去现有的官职，返回山东老家为父亲丁忧守孝三年。

眼看军中正是用人之际，当时的钦差大臣袁甲三对马新贻十分器重，不想让他离开军营，于是上奏朝廷再次启用“夺情”，马新贻又一次得以留了下来。

清穆宗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清朝军队重新收复了庐州，并在与太平军的寿州之战当中取得胜利，马新贻立下了赫赫战功。

一年以后，马新贻亲自率领一支清朝军队，在蒙城一战打败太平军。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慈禧太后大喜过望，任命马新贻担任安徽省布政使，官衔为从二品。

直到这个时候，马新贻用了足足五年的时间，就从一个戴罪立功之身，升任为安徽省布政使，彻底实现了华丽转身。

而这一年，马新贻仅有四十二岁，距离封疆大吏只有一步之遥。

通常来说，官场上的规矩就是越往上升迁就越困难，大部分的官员都是升迁到知府或者道台，就会原地踏步，很难再继续往上升迁，能够升迁到布政使就已经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因此，马新贻能够做到从二品的安徽省布政使，完全是因为自己打仗立下的军功。

清穆宗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持续了十四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得到彻底平定，江南各省又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在任命浙江巡抚的位置上，慈禧太后没有选择军功赫赫的曾国荃和左宗棠等人，而是选择了刚刚担任安徽省布政使不久的马新贻。

清穆宗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二月，慈禧太后再次提拔马新贻担任闽浙总督，满朝大臣十分震惊，就连李鸿章都站出来表示反对：“马新贻威望过浅，何德何能让他当闽浙总督！”

面对朝中大臣的反对之声，慈禧太后依然坚持让马新贻担任闽浙总督。

清穆宗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六月，马新贻来到北京紫禁城，跪见了清穆宗和慈禧太后。

在京城居住的这段时间里，慈禧太后多次与马新贻进行秘密会谈。

然而，就在两人最后一次会谈结束之后，马新贻颤颤巍巍地走出皇宫，大汗淋漓，满脸惊恐。

关于慈禧太后都对马新贻具体说了什么事情，史料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通过现有资料的记述，慈禧太后肯定对他谈到了南方地区的湘军。

在慈禧太后的眼里看来，曾国藩率领的湘军虽然消灭了洪秀全的太平军，但曾国藩本人又何尝不是第二个洪秀全？

正是因为曾国藩的势力过于强大，慈禧太后担心日后会出现叛乱，决定对湘军进行扼制和打压，并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新任闽浙总督马新贻。

马新贻当然也心知肚明，若是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打压湘军，那就是公开与曾国藩作对。

因此，当马新贻从慈禧太后那里受领这个任务的时候，内心必定是惶恐不安。

虽然明明知道自己惹不起曾国藩，但马新贻又不能直接拒绝慈禧太后的旨意，只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接二连三提拔马新贻，甚至让他坐上闽浙总督的位置上，目的是要在曾国藩的身边安插一枚棋子，时刻监视湘军在江南地区的一举一动。

除此打压和瓦解曾国藩的湘军势力以外，慈禧太后还交给马新贻另外一项任务，那就是“秘密调查太平天国圣库的下落”。

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太平军所需要的战略物资和军饷钱财，都是储存在圣库里面的。

当湘军攻克南京以后，太平天国的圣库就成为了各方势力关注的焦点。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最先率领湘军攻入南京城内，他在呈报给朝廷的奏折当中却这样写道：“南京圣库里面空空如也，并没有什么物资和钱财！”

曾国藩

当然，慈禧太后也不会相信曾国荃的报告，所以派遣马新贻秘密调查这件事情。

对于马新贻来说，慈禧太后交待的这两项任务都是困难重重，凭借一己之力根本无法完成，一不小心还会将自己推向万丈深渊。

但是，马新贻没有退路，即使前面是成群的虎豹才狼，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

离开京城的时候，马新贻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他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种种困境。

当马新贻走到山东济宁的时候，突然又接到了一道朝廷颁布的谕旨，内容中写道：“新任闽浙总督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原来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

从表面上来看，直隶总督号称“天下第一总督”，分量排在两江总督之上，但是实际权力却远远不如两江总督。

因此，慈禧太后将曾国藩从两江总督的位置上调任直隶总督，其实则是一种明升暗降。

曾国藩率领湘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展了多年，湘军势力早就遍布于整个江南地区，突然将他调往距离京城更近的保定担任直隶总督，确实有些奇怪。

不论是从学问、能力、资历和履历，还是从实力、功劳、名声、威望等各方面，马新贻都无法于曾国藩相提并论。当马新贻还在担任知府、道台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担任总督了，而且他还曾经长期在曾国藩的部下效力。

慈禧太后突然在湘军势力最为核心的位置上，安插了一个两江总督马新贻，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怎么会看不清楚其中的内情呢！

这一年，马新贻只有四十七岁，就坐上了两江总督的位置，成为了清朝政府当时最为年轻的一位总督，同时也是最有权势的一位总督。

这个时候，马新贻的仕途达到了巅峰，可谓是前途一片大好，风头甚至超过了曾国藩。

然而，马新贻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反而有些闷闷不乐，他在前往南京赴任的途中，顺便返回一趟山东老家进行祭祖，他反复叮嘱哥哥说：“我此去赴任两江总督，吉凶难以预料，万一我有不测，你们千万不要到京城告状，一定要忍气吞声，才能得以保全自身和家人。”

从马新贻叮嘱哥哥的一番话语当中，他内心就有了一种预感，似乎就已经预测到了自己的人生结局。

清穆宗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九月，马新贻正式抵达南京，从曾国藩的手里接过两江总督的大印，并办理了交接手续。

马新贻曾经是曾国藩的部下，他对曾国藩十分恭敬，曾国藩耐心地对他进行各种嘱咐。例如，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办理，哪些官员应该予以重用，哪些官员应该降职，等等......

前后两任两江总督的交接工作，表现得一团和气，顺顺利利。

然而，马新贻接任两江总督的职位之后，曾国藩继续待在南京三个月时间，直到十二月才前往保定就任直隶总督一职。

曾国藩身为湘军的首领，他手下的湘军将士为他鸣不平。

他们认为，江南地区是湘军辛辛苦苦夺回来的，即使曾国藩卸任两江总督，这个职位也应该由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或者其他湘军将领担任，凭什么让马新贻来当。

其实，湘军将领与马新贻之间的矛盾，早在曾国荃攻克南京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

当时，时任浙江巡抚的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克南京，朝廷却以种种理由免去了他的职务，改由安徽布政使马新贻接任，硬生生从湘军系统当中抢走了这个重要职位。

曾国荃

后来，闽浙总督的位置出现空缺，湘军将领认为，朝廷必会任命曾国荃担任。

可是，随着朝廷的任命状公布以后，曾国荃最终无缘闽浙总督。

事实上，清朝政府的地方官员的任命大权，全都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

在曾国藩、曾国荃和湘军将领的眼里看来，这一切都是两江总督马新贻在背后使坏，企图阻止曾国荃担任要职，借机来打压湘军的势力。

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没多久，为了完成慈禧太后交给自己的“打压湘军”的任务，他开始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

于是，马新贻以“南京城的驻防绿营兵力薄弱，难以稳定地方局势”为由，向慈禧太后呈上奏折，要求从全国各地的绿营军队当中挑选一批精锐，聚集南京组建新军。

看完奏折之后，慈禧太后当即批准了马新贻提出的要求。

很快，马新贻从各地绿营军队当挑选出了2500名精锐，将他们编为五个营，每个营500人，亲自负责部队的训练，成为了自己的嫡系军队。

当时，由于湘军的势力过大，军队人数一度达到了三十万人，势力范围覆盖了东南地区的半壁江山，一旦举兵造反，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慈禧太后自然不得不防。

因此，慈禧太后一边想方设法裁撤湘军的规模，一边又培植马新贻的势力，以此来达到打压湘军的目的。

这一切，都被曾国藩和湘军将领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与马新贻结下了很深的仇怨。

湘军

曾国藩是何等的老谋深算，他当然能够猜透慈禧太后的心思，为了顾全大局，打消慈禧太后心里的顾虑和怀疑，他主动裁撤湘军的规模，让众多湘军士兵脱掉军装，返回湖南老家。

被裁撤的湘军士兵心里不服，把怨恨都积累在了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的身上。

然而，大多数脱掉军装之后的湘军士兵，并没有返回湖南老家，而是在江南各地四处游荡，甚至烧杀抢掠，成为了社会上的安全隐患。

见此情景，马新贻马上应对措施，任命候补道台袁保庆（袁世凯的继父）担任营务处总管，让他带领自己的嫡系部队镇压那些违法犯罪的被裁撤的湘军士兵。

在马新贻的授意之下，袁保庆对待湘军士兵的态度十分凶狠，很快就逮捕一批违法犯罪的湘军士兵，并将他们全部残忍杀掉。

面对马新贻如此对待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湘军士兵，其他湘军将领更是对马新贻恨之入骨，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

如此一来，想要将马新贻除之而后快的湘军将领不在少数，其中也包括曾国藩和曾国荃。

通过种种迹象表明，马新贻遇刺一事，背后最大的嫌疑就是湘军，而曾国藩作为湘军的的首领，自然也难逃干系。

更加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张汶祥被抓捕之后，除了对他进行正常的审讯以外，还让他住在一个单人间的监狱，一日三餐好吃好喝的招待着。

署理藩司孙衣言坚持要对张汶祥实施大刑伺候，但是遭到江宁布政使梅启照和其他官员的强烈反对，说道：“张汶样是钦犯，是本案唯一的线索，万一用刑过重打死了怎么办？”

从担任钦差大臣的漕运总督张之万，到江宁的各个官员，都对这起案件有些蹑手蹑脚，他们究竟在害怕什么呢？

答案不言自明，他们不是害怕张汶祥本人，而是害怕张汶祥幕后的势力。

拖了一个多月之后，张之万终于以钦差大臣的名义向朝廷发出了第一道奏折，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

由于时间拖得太久，慈禧太后甚至有些着急了，她连续发了三道上谕，公开训斥张之万和魁玉办事不力，并给他们施加了各种压力，迫使他们尽快调查清楚。

一时间，张之万和魁玉成为了众失之的。

张之万虽然生性胆小，但却是一个明白人，他心里清楚，若是非要把这个案子彻查下去，必然会碰触到张汶样背后那股强大的势力，最终自己还会惹火上身。

但是，张之万也深知，这个案件已经拖了太长时间，就连慈禧太后都失去了耐心，如果再继续拖延下去，自己很有可能会丢掉官职。

无奈之下，张之万和魁玉终于抛出了一个审讯结果：“凶犯张汶祥曾是太平军的余党，复通海盗，他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逃到了浙江宁波，勾结海盗，常常接受海盗的接济。而当时身为浙江巡抚的马新贻大力清剿海盗，在宁波杀了不少海盗，其中就有张汶祥的朋友，从而切断了张汶样的财路，从此张汶祥就对马新贻恨之入骨。”

按照奏折当中的说法，张汶祥刺杀马新贻完全是他的个人原因，背后并不存在什么人指使。

不仅如此，张之万还在奏折当中说道：“张汶祥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

最后，张之万和魁玉等人对张汶祥做出判决，决定将他凌迟处死。

“刺马案”审理几个月时间，就审出了这么一个结论，慈禧太后当然不会相信，她尖锐的指出：“这个结论尚有不实不尽的地方”。

同时，慈禧太后做出指示说：“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到任之后，务必把“刺马案”查个水落石出，重新派遣刑部尚书郑敦瑾担任钦差大臣， 赶往南京会同曾国藩，将全案的人证详细调查，查出实情，从严处理。”

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全盘否定了张之万和魁玉的调查结果，重新派人审理“刺马案”，她相信这起案件的背后必定有人指使。

1.平江不肖生《张汶祥刺马案》，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1996年1月；

2.杨东晓《曾国藩与“刺马案”的瓜葛》，发表于《领导文萃》，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