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赵宁]
小时候给儿子讲我下乡插队的趣事，他总是笑得前仰后合。
儿子渐渐长大后，我给他讲述当年插队时的经历，他觉得那些故事荒诞不经，像单口相声一样好笑。等儿子到了我当年插队的年纪，我再次提起我们当年满怀热情所做的一切，他却嘴角微扬，露出了一丝嘲讽。
待儿子上大学后，当我们再次向他讲述我们插队初期的理想与抱负时，他毫不客气地丢给我们一句话：“你们那叫理想吗？简直就是幼稚！”
唉，时光荏苒，岁月无情！转眼间，角色已然从“三娘教子”变成了“子教三娘”。
然而，我还是想记录下插队初期的点滴，与插友们一同追忆那些让我们逐渐成熟的经历。
1968年8月下旬，正值秋收前的农闲时节，生产队迎来了我们这些由上级指派的“移民”。突然多了十七八个身份不明的“生手”，且个个干劲十足。淳朴厚道的生产队长为了让我们有事可做，便安排了一些简单的活计——权当是让我们活动活动筋骨。
这是一项集体劳动的活儿，看不出高低深浅，也并不十分劳累。
初来乍到时，我有些不知深浅。干了几天活后，我以为农村的活计不过如此，与在学校下乡劳动没什么两样。那几天，生产队还专门有人为我们做饭。下工回来后，我们洗洗涮涮，唱唱歌、拉拉琴，真有种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那种青春洋溢的感觉。
生活组中有人提出建议：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不能终日沉浸在歌舞升平之中，不能忘记教员赋予我们的重任。我们应当效仿教员当年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做法，开展一次访贫问苦的活动，以便弄清楚谁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对象，谁又是我们革命的敌人。
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当时或许认为自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尽管眼下是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将来谁教育谁还很难说，因为教员还曾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生活组共有18人，其中8人来自高三，2人来自高二，3人来自初中，其余5人就是我们这些不到15岁的女孩儿。我想先聊聊当年的我们。
在世人眼中，15岁是什么样的呢？不过是些稚气未脱的“小屁孩儿”。而这样的“小屁孩儿”在莫旗有一群，仅博荣公社就有十几个。当年的我们态度坚定，毫不犹豫地一头扎进了距离北京3600多里的边远地区，一个连家人在地图上都要找半天才找到的少数民族地区，一个我们此前闻所未闻的地方。
我们是在书香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书中描绘的、经过精心渲染和美化的社会图景，在我们眼中就是真实的社会，我们从未质疑过它的真实性。
在我们的想象中，社会宛如即将拉开帷幕的舞台——那里有令人心驰神往、五彩斑斓的生活；社会又似一场不期而遇的盛宴：灯光璀璨，气氛热烈。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投身于知青屋前那“飒爽英姿”的场景中，迎接大幕拉开后扑面而来的社会生活。
15岁，正值充满幻想、轻信他人、刚刚萌出思想的嫩芽却尚未深入思考的年纪。那时我们就像一只膨胀的气球，自以为满怀理想与抱负，“做暴风雨中的海燕”是我们心中的渴望，我们迫切希望在全新的生活中去实现那些模糊而令人激动的理想与抱负。
因此，当建议一经提出，还未等他人表态，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表示赞成，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仿佛真的接到了教员分配的任务。我们认真地分工、组队、设计问题，个个都摆出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庄重姿态。
下工后吃完晚饭（此时已无人为我们做饭），时间已接近七八点。我们揣上笔记本便分头行动。天色漆黑，一路上我们不停地抱怨连路灯都没有。由于对道路不熟，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前行，还纳闷为什么老乡们连灯都不开，整个村子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好不容易摸到一户人家，首先迎接我们的是愤怒的狗叫声，接着是猪不满的哼哼声，还有大鹅示威般的叫声。半晌，屋里的灯亮了，一个身影从门缝中探出头来问道：“谁呀？干啥？”我们在院墙外大声回应（得压过狗叫声）：“大爷，我们是北京青年，来您家串门儿了。”主人披着衣服打开院门，让我们进屋。四邻八舍的狗叫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一进屋，一股浓烈的气味差点儿把我们呛倒，那是油烟味、柴火味、猪食味和人体味混杂在一起，空气浓稠得仿佛可以用刀切割。在昏暗的灯光下，一炕的老老少少正穿衣坐起，睡眼惺忪。这场景让我们一时不知所措，只好在灶间静静等候。我注意到他们赤身睡在炕席上，几个人共用一条已辨不清颜色的被子。
过了好一会儿，老乡才终于听懂了我们的学生腔，明白了我们大半夜像“砸明火”一样折腾的缘由——原来是“访贫问苦”。睡眼惺忪的老乡勉强应付着我们，在我们的不断启发和解释下，才恍然大悟：“嗨，什么解放前呀，不就是康德年间的事儿嘛。”
“康德？”我当时的文化水平有限，不禁发懵。“康德是什么意思？”“怎么，连康德都不知道？就是满洲国啊！”说话的人瞥了我一眼，眼神似乎在说：你们这些北京学生是怎么念书的，都康德三十多年了，怎么还一无所知呢？
我心里也在嘀咕：这名字怎么听起来像古代的，是哪位皇帝吗？
双方的话似乎有些对不上，不知是谁在给谁扫盲。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便客气地告辞离开了。
那家的狗却不依不饶，叫声跟了我们半条街。
接着又走访了两家，情况也大同小异，除了收获全屯子此起彼伏的狗叫声外，没有记下任何有用的信息。
接连两天，我们有些泄气，但也摸清了老乡的生活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正如古训所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既昏便息，关门闭户……这才是正经人家过日子的道理。
哪像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盲流”，既无安居乐业之心，也无踏实创业之意；看似一大家子人，男人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女人缺乏操持家务的德行；整天吹拉弹唱，大晚上还点灯熬油，走街串巷，尽折腾些没用的！
怎么办？革命不能半途而废！放弃了夜访的念头，又萌生了开会的想法。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事儿，还得接着办！
尽管没有党员身份，但党的影响早已深入人心，遇到事情找组织成了大家的共识。于是，我们像过年走亲戚一样，挨个拜访大队书记、贫协教员、民兵队长和团书记的家。
与组织商议的结果是让贫协领导组织一场忆苦思甜会，找一位老贫农讲述过去的艰苦岁月，并准备一顿忆苦饭。
先说说这位贫协领导。他是一位中年汉子，相貌并不和善。起初，我们对他十分尊敬，常去他家串门。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发现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说话不靠谱，飘忽不定，后来得知他的外号叫“×大白话”。插队初期，我们与他及他的家人交往频繁，至今对他和他的家庭成员仍印象深刻。
这次，贫协领导既没有忽悠也没有说大话，真的办成了实事。
忆苦会在村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举行。与会人员除了知青，还有村党组织的几位重要人物，零星几个村民，以及一位胖墩墩的老爷子，他便是忆苦会的主讲人。老爷子天暖和时住在江边窝棚打鱼，天冷了就回儿子家，因老年支气管炎而嗓子呼噜着过冬。
简单的开场白后，会议直奔主题：吃忆苦饭。大盆端上来一看，是黄澄澄、金灿灿、香喷喷的苞米面粥！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精神，加之香味实在诱人，我们每人盛了一大碗。嘿！味道还真香，比北京的棒子面粥好多了。美中不足的是掺了些野菜，带点苦味。
在稀里哗啦的喝粥声中，坐在前面的老爷子在贫协和书记的不断启发下，开始诉苦：“俺们那阵儿给地主扛活，可苦呀！夏天晒得冒油，冬天冻得直哆嗦。铲地割地的时候，累得晚上爬不上炕，得拽猫尾巴……大冬天西北风刮得飕飕的，大烟炮（指暴风雪天）那雪渣子打得脸上生疼……”
老爷子嗓子呼噜着，停了一会儿，领导说：“行，行，就这么说。”
老爷子接着说：“满洲国那阵儿，闹鬼子。小鬼子厉害呀，惹急了真拿刺刀捅你！开枪呀！俺不惹他，他也不把俺咋的。”
呼噜！呼噜！老爷子像一只大猫，说几句就喘着呼噜一阵。
“俺们那阵给东家扛活，割地累，东家给吃黄米面儿大年糕，带大饭豆的，可劲造！管够儿吃！那东家可好……”没等说完，贫协领导赶紧截住话茬：“说啥呐？说哪去啦？”
老爷子知道自己说错了，嘿嘿乐了：“这咋整的，这也不苦呀！”
低头想了一阵儿，又自顾自地说了：“六零年那阵儿，挨饿呀，粮食不够吃，没啥吃的，饿得眼发黑，得啥吃啥，遭老罪了……”计事员及时制止了老爷子的语无伦次，看看粥也喝完了，就宣布散会。
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张罗过访贫问苦这类形式化的事情，因为秋收开始了，我们真正见识了农活的艰辛，累得我们也想拽猫尾巴上炕，再也无心也无精力去忙乎那些虚无缥缈的重任。我们已无需再去询问苦难，因为我们已身临其境地体验了老爷子所说的春夏秋冬的农活之苦，我们恨不得抓住每个人，把一肚子苦水倒给他！
严酷的生活让我们抛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追求，如敝屣般，而整日缺油少盐、无荤无素、只能吃大楂子、贴饼子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共产主义和解放全人类的事离我们太远，当务之急是生存。
当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过着靠土地生存的日子，才明白农村中因土地形成的各种关系，凡是在此生活的个体，都得依附这种关系。至于贫富，无论哪个社会结构都存在。那句哲学名言“存在即合理”便是我在农村经常琢磨的一句话。
在农村，任何一个想过好日子的农民都想成为地主。我的一个同事原来是山东沿海地区的农民，土改时给他爷爷划的成分是富农。他给我描述了他家的富农生活：长到十来岁的他，终年不穿鞋，只是到了过年才穿几天鞋；要是过年下雪，就得把鞋脱下来，揣在怀里，还是得赤脚。家里灶台上的油坛子装着全家一年的油，每天做菜，不用勺子去舀，而是在菜熟后用一支筷子在油坛子里蘸一下再把筷子放菜里搅拌就算放了油。看谁家的媳妇会过日子，用筷子蘸油也是一门技艺，那是关乎一家人是否一年到头都有油吃的技艺。省吃俭用是他家祖辈传下来的、融化在血液中的遗传基因。
我在生产队时注意到，队长经常向一位老富农请教和交流，我留意过老富农那娴熟的农活技艺。
铲地时，看他锄板推、拉、左右翻飞，草随着锄尖飞出、落地，然后再回搂一下，铲过的玉米苗植株距离合理，苗前无一棵杂草，苗根还培上了土；他铲的谷子草净苗清，垄帮清晰。割地时，看他开趟子（先割两垄）、放腰子、聚堆、打捆，每个动作都程式化，没有多余的动作，你觉得很有节奏；看他割完的地里，茬口很低，谷个子大小均匀，不散花。打场时，看他用木锹把粮食在空中甩出一个扇面儿，悬在空中的粮食像迸发的礼花；他扬完的粮食干净、颗粒饱满。总之，他干活看着不累，动作舒展、舒服。他纯熟的技艺让我感觉到劳动的美。
在农村呆长了，你会发现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不成文的乡规民约，行事准则。不论贫富，“仁义”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否则不要说财产，连人都会令村民不容，唾沫星子淹死你!
毕竟能冒着被人指责不仁义的风险，拥有枪支，雇佣打手，勾结官府，横行乡里的地主并不多。大部分地主，都能在村民的容忍范围内，悄悄积累自己的财富，不露声色地剥削。我们理解了给我们诉苦的老贫农，他说的是实话，不是糊涂，也无关觉悟。
在东北农村的生活中，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深刻感受，那就是抗战时期东北三省的沦陷，给这个偏远、闭塞的地区留下了殖民化的语言烙印。直到我们去的时候，这些痕迹依然清晰可见，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亡国奴”和“国耻”的滋味。
关于日军在当地的具体恶行，我并没有听到太多，这或许与莫旗的地理环境有关。听到最多的，是他们禁止中国人吃大米，对老百姓的粮食供应进行严格限制。然而，最让我感触深刻的，是他们妄图抹去东北人头脑中的民族意识和归属感。
甚至在30多年后，我们仍能从许多年长且不识字的老乡口中听到“满洲”时期的语言。后来还得知，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东北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有些人稍具见识，熟悉日本礼仪；还有一些人，因有机会接受相对较高的教育，就读的都是日本学校，接受的是日本人的教育，毕业后还能获得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我终于明白何为亡国：那是通过武力威慑、文化渗透、权力强制和经济笼络的手段，使你忘却自己的民族和归属，心甘情愿地依附于占领者，成为他们的附庸，并认可自己二等公民的地位。
一个大国，竟被一个国土面积不足其4%、人口仅为零头、历史远不及其悠久的岛国，以微薄兵力占领了比其本土大出三倍的东三省，并实施了长达十余年的殖民统治。若非“二战”胜利，这段殖民历史或许还将延续更久。每每回想起“国耻”二字，即便战争已过去三十年，我依然能深切感受到那种切齿之痛。
插队的生活让我真正了解了农村，也让我在潜意识里始终无法忘怀农民。
我不再以浅薄的眼光鄙视农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却始终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我也不会居高临下地同情农民，因为那样的同情显得虚伪做作。
我仅仅希望，社会的进步能够改变“有些人终生追求的，正是有些人与生俱来的”这种不公平的生存状态。
插队的生活让我变得真实而踏实，我不再是那个只会夸夸其谈、思想天马行空、行动常显幼稚的小女孩。
我不认同儿子将那段岁月称为“幼稚”的说法，毕竟我们曾认真生活、执着追求，并从中收获了许多。我相信，等他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明白他此刻的评价同样是一种“短视”。
经历过丰富人生的我们，珍视并怀念曾经走过的每一步人生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