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少英雄，也从来不缺少汉奸。尤其是在上世纪那场最惨烈、最悲壮的抗日战争中，更是出现了很多臭名昭著的汉奸，比如汪精卫，比如周佛海，还比如王揖唐（1877年10月17日——1948年9月10日）。
王揖唐，原名志洋，字慎吾，又字什公，后改名赓，字一堂，号揖唐，笔名逸塘，晚号今传是楼主人。安徽合肥人。清光绪三年九月十一日（1877年10月17日）生。跟清末民初的大名人李鸿章、段祺瑞都是同乡。
早年的王揖唐是个大才子、大名士，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甲辰科进士，嗣上书清廷请求选派出国学习军事，经北洋督练公所批准，于9月保送日本，先入东京振武学校习军事，毕业后分配到金泽炮兵第九联队实习。后以不适应军旅生活，改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参加杨度等在东京组织的留日学生总会，并任皖省分会职员长。他著有《今传是楼诗话》，在文化界很有影响力。如果王揖唐沉醉于书斋做学问，虽无补于国事，但也人畜无害，可他偏偏是个喜欢凑热闹的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当上了清朝的兵部主事，几经沉浮，混到了袁世凯的秘书、顾问。
做为袁大总统的心腹，王揖唐没少给袁大总统吹喇叭抬轿子，堪称铁杆吹鼓手。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春，王揖唐先后加入“民社”、“共和促进会”、“统一党”三个政党；5月9日，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的“共和党”成立，王揖唐任干事；民国二年（1913年）4月，王揖唐由西藏选为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5月，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由黎元洪任理事长，王揖唐为理事，兼国会中进步党“宪法起草委员”，政治上依附袁世凯。民国三年（1914年）初，袁世凯非法解散国会，废除民元制定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随即召开约法会议，王由安徽选出担任约法会议议员，参与袁记《中华民国约法》的制定，为袁世凯独裁专制铺平道路。约法会议解散后，王又于5月担任依新约法产生的参政院参政，竭力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违背民意称帝，其中就少不了王揖唐开办《国华报》的吹捧之功。
王揖唐是个很会混的人，袁世凯倒了台，还有老乡段祺瑞呢。段祺瑞有个著名的“安福国会”，王揖唐就是其中一员，吹天捧地，没少献丑。当然，王揖唐也没少捞好处，民国二年（1913年），他就当上了中华民国的陆军上将。
王志洋
历史无数次证明，这种擅长投机的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是受不住考验的。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王揖唐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去东京和日本谈判，却私下里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日本在华北作恶，王揖唐就是所谓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在日本与蒋介石之间踩鸡蛋跳舞，捞取好处。
只不过，日本还没有全面侵华，王揖唐还能戴个假面具。七・七事变后，王揖唐没有必要再装了，公开和日寇站在一起，成为日寇侵华的帮凶。
大家都知道汪精卫弄了个伪国民政府，实际上，当时日本扶持了两个伪国民政府，一个是南京的汪记，另一个就是北京的王记。
王记伪政府，是指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汉奸政府，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4日，王揖唐与王克敏等在北平组织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自任议政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赈济部总长、内政部总长等伪职。在王记伪政府中，王揖唐就是第二号人物。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担任“华北临时政府”、“华东维新政府”在北平组织的“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委员。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9月，与王克敏等联名发表声明，支持汪精卫建立伪中央政府。就是这么一个乱七八糟的伪政府，二王还在勾心斗角，王克敏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6月被日本人赶下台后，王揖唐就成了一把手。
日本人在中国烧杀抢掠，王揖唐不以为恨，反而对日寇摇头摆尾，公然以“无比景仰”的心情参拜了日本的靖国神社，还给日本天皇下跪，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王志洋
有关王揖唐媚日，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就是他搞的“治安强化运动”。
所谓“治安强化运动”，说白了，就是到处杀人立威。王揖唐奉日本人之意，成立了所谓华北绥靖军，配合日军屠杀中国人。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死了多少中国人？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一年半时间里，发动了123次“大扫荡”，仅千人以上的大屠杀就多达11起。
日本和王揖唐伪政权共发动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而王揖唐的主要任务，是做“文宣”。日寇杀人太多，引发占领区人民的强烈不满，为了弱化中国人的反抗意识，日本就需要王揖唐等汉奸出面，以中国人的身份，弄出各种文化活动，给日本人的侵略辩白。
在华北抗日战场最艰苦的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竟有10万伪军配合日军对华北进行疯狂大扫荡。中国抗日军队把很大的精力都用在对付这些丧失民族大义的伪军上。所以说，中国全面抗战八年，至少有一半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跟以中国人组成的各种奇葩伪军作战。
王揖唐自以为给日军当牛做马，将来能让他当真正的国民政府主席，但在日本人看来，王揖唐不过是一条走狗罢了，没有利用价值了，弃之如敝履。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初，日本觉得王揖唐能力有限，不能为日本捞的更多，就不再让他当华北伪政权的头目，改任空头的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但王揖唐竟然不生气，反而恬不知耻地宣称：“无论在什么位置上，都要为大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效劳！”
作恶太多，终遭报应。当日本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敲响丧钟后，自知恶贯满盈的王揖唐惶惶不可终日，到处钻营，花钱买命，求国民政府放他一马。但王揖唐作为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又对华北同胞犯下滔天罪行，断无可恕之理，就将他抓捕归案，交给河北高等法院审理。
毛人凤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0月，军统局北方负责人毛人凤才奉命逮捕汉奸。军统在西城兵马司胡同汪时璟家“宴请”华北汉奸，以图一网打尽。但老奸巨猾的王揖唐此前已经称病住院，躲过了这次逮捕；直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在阴谋编造“地下抗门”无果的情况下；才被投入监狱，负责审理王揖唐一案的是河北高等法院刑二庭庭长何承焯。王揖唐也聘请大律师赵毅、刘磺等为他辩护。
在侦讯调查期间，王揖唐装疯卖傻，十问九不应。正式开调查庭，法官问他姓名、年龄、籍贯等，均装聋作哑，不回答一句。他想如此拖下去，使得法院无法审理。当时旁听席上的群众及记者都非常气愤。
正在全国关注王揖唐不开口的态度时，王揖唐委托的律师赵毅等举行记者招待会，并散发声明。王揖唐声明大意说：日本投降，国土重光，举国欢庆，揖唐参加伪组织，理应受到国法惩处。几次被调查、提审，均应据实供诉。但一直未能开口，这不是与法庭为难，而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什么苦衷呢？原来主审王揖唐汉奸案的刑二庭庭长何承焯曾在伪华北政委会司法总署内任过荐任级的伪职，系王当伪委员长时的一名走卒，属于王的“旧部”。因此，王在声明中有两句“警句”，原文称：“（揖唐连日不开口者）盖小汉奸高居堂上审大汉奸，将何以杜悠悠之口……”不答话的原因，原来如此。
平、津、沪各报，纷纷发表评论，批评、谴责国民党政权。国民党司法行政部下令，彻察此事。最终撤掉何承焯职务，另委派吴盛涵为刑二庭庭长，继续审理王揖唐汉奸一案。
王志洋
新任的刑二庭庭长吴盛涵到任后，即着手对此案重新调查。经过一个阶段的准备，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夏工作完成，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6月5日公审王揖唐。
王揖唐汉奸案是轰动当时社会的重大新闻，其引人注意的程度，不亚于金壁辉（川岛芳子）汉奸案。公审之日虽在盛夏，但河北省高等法院大礼堂，仍挤满了人。
开庭后，推事官询问王揖唐姓名、年龄、籍贯、所任伪职，王揖唐都一一应答。对于他在任伪职期间帮助日军举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屠杀无辜百姓，掠夺人民财物等罪，虽上推下卸，诡辩一切是日军出谋，手下人经办。但罪证确凿，虽百口莫辩，他只有用“嗯”、“啊”等话，半推半就，支支吾吾地承认下来。
在审讯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王揖唐访日的一段。大约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王揖唐率代表团访问日本，为日本的侵华战争歌功颂德。王揖唐访日期间，曾受到日本天皇裕仁的召见。王揖唐在日本春风得意，到处吟诗表志；书记官当庭宣读其中一首汉奸奴才相十足的歪诗，作为其卖国媚外的罪证：“入纯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谢此心同。”王揖唐听到此，连连摇头，喃喃地说：“这是文人的游戏笔墨，写着玩的，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从这首诗看王揖唐的奴才嘴脸，是何等清楚！ “八弦一宇”是日本侵略中国，独霸世界的“最高理想”，也是日本的国策。“浴仁风”是说在“觐见”日本天皇时，在来日本访问时，有如沐浴于仁义道德的“春风”之中。“旭日萦辉”是颂扬日本有如旭日之东升，说明日本的侵略事业是正在开端，前程无限。“递藐躬”是自卑、自贱，汉奸向主子叩头时的用语。“春殿从容温语慰”是感谢日本天皇的召见，把日本天皇对他们汉奸祸国殃民行径的表扬，说成对他们的“温语慰藉”。最后一句“外臣感谢此心同”，自称“外臣”，简直是明目张胆的“纳表称臣”，是不折不扣的认贼作父。
王志洋
可笑的是，王揖唐还不承认自己是汉奸，在法庭上大呼小叫，洋相百出。不承认不等于没做过，铁证如山，容不得他耍奸抵赖，最终，王揖唐被判处死刑。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9月10日，罪大恶极的王揖唐被枪决，时年71岁。据说，因王揖唐不停地挣扎，行刑人连开七枪才打中他的要害。白受六枪的罪，何苦呢？
